五

和脆弱急躁的父親不同，一生經曆複雜的爺爺，始終是一個溫和而堅定的人。

他曾經是穿長衫的讀書人，卻在匪患橫行、家族遭遇欺壓時，脫下長衫拿起大刀，組織起了兄弟會。天性向善的爺爺，在驚濤駭浪中逐漸成為地下黨，先後以聯中校長、偽保長的身份作掩護，給共產黨買過槍，向國民黨抗過糧，打過日本，剿過土匪。

爺爺寫一手好字，而且是莊稼好把式。解放後，爺爺當過農場場長，承擔過抗美援朝支前任務，搞過農田水利建設，然後，在肅反運動中，以“曆史反革命”之名被遣返回家，屢遭批鬥和勞動改造。

世事艱難，“文革”後爺爺多次找到組織尋求平反，當年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弟兄，從天南海北回到故鄉為爺爺做過證明，但結果卻反複無常，直到那些誣陷他的人和可以證明他清白的人先後離世，爺爺的曆史問題也沒能澄清，亦不再澄清。

他安心地做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以土地之子的質樸和敦厚，固守著一個家族和村莊。爺爺的身上，始終籠罩著一種安詳的氣息，像冬日陽光裏反芻的老牛那樣謙卑和自足。他在夏夜的月光下不緊不慢地抽著水煙給我們講故事，在年關臨近的冬夜不緊不慢地推著石磨做豆腐，在大年初一帶著我們點燃香火擺上供品向祖先磕頭，在寒衣節祭祀過親人之後帶著我們到村頭為孤魂野鬼送上寒衣。爺爺擔柴、犁地、割麥、碾場，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緩慢的、溫和的、喜悅的，帶給了我們童年關於鄉村的溫暖記憶。

爺爺的一雙手，捧過書本，舉過刀槍，扶過犁耙，但他拿起任何一樣東西都是淡然的。我印象中的爺爺很慈祥，從來沒有發過脾氣，想象不出他當年是如何隻帶著一個弟兄，就劫持了一個嘍囉眾多的匪首。我隻見過，小時候村子裏過喪事時，準備起靈了，有人就會用木托盤把一支老式盒子槍捧過來，喊一聲：光華伯，該放槍了！當總管的爺爺，就從屋子裏快步走出來，拿起槍，看也不看，朝天連放三槍，然後放下槍，仍是看也不看，又忙起他手中的事情，就像剛剛拿起和放下的槍和一件尋常的家什沒有任何兩樣。

而我最常見的，是每年夏天，爺爺都會小心地晾曬一件質地很好的藍色長袍，那是他年輕時穿過的。爺爺說，等他過世時，一定要穿上這件衣服。爺爺的骨子裏仍然是個讀書人，他隻是因為不屈服才選擇了另外一種人生。

他一生經曆過困窘、暗殺、背叛和不公，也仍然是平和的。他講自己的過往時，語氣淡淡的，像是在講別人的故事。爺爺一生對人對事的評價，也從來都是淡淡的，卻總是簡潔而確定。他從來不曾抱怨自身的遭遇，我聽他說過最多的話就是：沒有共產黨，咱這一村老小都吃不飽穿不暖。我至今記得，爺爺站在金黃的麥田裏，他割完一壟麥子直起腰時，仰臉看天說：我這一輩子經曆了那麼多的風浪，可沒中過槍，沒坐過牢，同輩的人都去世了，隻有我活到了現在，兒孫都上了大學，我知足，我誰都不怨恨。

爺爺一生都是一個抬頭看天的莊稼人，一生都因著天地的恩情，而原諒了世間的一切。他一生在田間勞作，和陽光、雨水、微風、植物、牛羊相伴，一生所享用的食物、棉布和煙草，都源於泥土的供奉和汗水的滋養。他是土地上一個金燦燦的人，挺拔、俊美，被風和雨，被田野上一壟一壟的麥子和玉米，洗刷得幹幹淨淨。他在日複一日的勞作裏，在生命久經磨難的曆程中，不急不躁地接受著一切，消化著一切，安靜地、堅韌地然而又是充滿生機地活著，溫和而莊重，像村頭的大樹，也像故鄉的魂，代表著鄉村的秩序、倫理和信仰。

1985年，父親被調往洛陽市第三師範學校，母親也落實政策隨同就任教職，全家人轉為城鎮戶口跟著父親遷往縣城。爺爺執意留下，要照看他生活了一輩子的老宅和村莊。

離開村子的那天，我們把行李搬上一輛大卡車，爺爺幫忙係好行李上的繩子，一個人站在車後，安詳地看著我們。很冷的冬天，大風吹過村邊河灘，發出嗚嗚的聲音。爺爺站在風裏，穿著粗布的棉襖和棉褲，戴著棉帽，像塊石頭，那麼大的風也沒有掀起他的衣襟。

車啟動了，家裏的那隻大白鵝突然衝出來，撲打著巨大的翅膀，淒厲地、嘎嘎地叫著，追著卡車蹣跚地奔跑。我無聲地哭了，覺得那隻孤獨的大白鵝，是從爺爺的胸腔裏跳出來的，它是紋絲不動的、像石頭一樣沉靜的爺爺悲愴的內心。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將一個人走回那個失去了所有親人的院落，孤獨地度過他的晚年。

爺爺在八十歲時，遇到了後半生裏短暫的溫情。喜歡爺爺的，是村裏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我不知道她的名字，隻記得小時候我們昵稱她為“花奶奶”。

花奶奶是鄉間少有的漂亮老太太。在兒時的記憶中，慈眉善目的花奶奶，常常穿著一身幹淨的黑布衣服，白淨麵孔，頭上搭著一塊雪白的手帕，扭著一雙小腳，著籃子，從嶺頭上輕輕巧巧地走下來。她的鞋子獨一無二，是自己親手做的，不同於一般小腳老太太的黑布鞋，半高靿，釘著長長兩排金屬扣眼，打著鞋帶，有點像時下流行的馬丁靴。

花奶奶年輕守寡、含辛茹苦養大兒子女兒，而爺爺是在十歲時奶奶去世再未續弦。兩位把一生都給了兒女的老人，在風燭殘年時孤零零地回歸自己，才體會到情感世界裏需要的一份陪伴。

爺爺淡淡地向父親提過一句，問能不能和花奶奶搭夥做飯，有個伴兒。父親輕描淡寫地否定了，這件事就這樣不著痕跡地過去了。

直到有一天，村裏的妗婆到家來，笑吟吟地講起我的那位花奶奶，才知她曾為此大病一場。當她從病中走出來，到山神廟上香時，一起燒香的老人們開她的玩笑說，花奶奶是害了一場相思病。

一場暮年的情感就這樣在談笑中結束了。而我在成年之後，越來越懂得，一生莊重自尊的爺爺，在他八十歲時那句淡淡的詢問裏，包含了多少孤獨、勇氣和失落。父親也多次歎息，那時不該拒絕了爺爺。

1996年，爺爺以八十四歲高齡去世。在此之前，爺爺一直都是硬朗潔淨、行動敏捷、耳聰目明的老人，晴天勞作，雨天讀書，心胸開闊，從來沒有害過病。

我無數次在夢裏見到爺爺，他似乎是去世了，又似乎還活著，在故鄉老屋的床上孤獨地躺著，身上長滿了樹根。

我無數次地在心裏自責，是我們把爺爺遺棄了，把村莊遺棄了。我們此後所接受的所有教育和優雅的生活，都難以抵消道德上的缺憾和良心上對爺爺的愧疚。

有一次，和父親聊起爺爺，我說了一句：爸爸，你對爺爺不好！父親沉默了兩分鐘，說：所以，你們對我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