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愛恨交疊

一

1970年8月，十四歲的張煒從燈影史家學校小學畢業，進入燈影史家聯合中學讀初中。小學和初中雖在一個校園裏，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積累、接觸範圍的擴大，還有社會政治環境的巨大變化，他對人、對事、對社會的觀察角度也在發生變化。童年的稚氣漸漸消去，現實的嚴峻與冷酷擺在了麵前。他必須麵對，無法回避。人一旦長大，就得承擔他要承擔的那一份沉重。

這是一座多好的校園啊，它靠近林子，離大海也不遠，說它風景如畫並不為過。中學時代，又是一個多麼美好的人生階段，青春洋溢，生氣勃勃，仿佛每天都是新的。可是在那樣一個時代，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了、變形了。張煒說：“我開始做中學生的時候，正好是60年代末期。那時候社會上很亂，人們的日子都不很好過，林子邊上村莊裏的居民又鬧起了派性，再老實的人也得不到安寧。”張煒：《童年三憶》，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12頁。

那個時候，他甚至連林子和大海的美景也無緣欣賞了，小學時代的嬉戲玩耍一去不返，他麵對的大多是一些成人的活動。這一切，對少年張煒來說來得有點太早了，但一個人要經曆什麼、麵對什麼，並不是自己能夠選擇的。張煒說：“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多少時間來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賜予，因為當時已經找不到一個安靜的角落了，就連這個綠蔭匝地的校園也不能幸免：到處都是造反的呼聲，是湧來蕩去的各種群眾組織。我的同學全都來自附近的幾個村莊、國營園藝場和礦區，大家操著不同的口音，這會兒卻在呼喊著同一些話語。老師和同學們除了要寫大字報、參加沒完沒了的遊行和批鬥會，還要不斷地接待從外地趕來串聯的一隊隊紅衛兵。後來形勢發展得更加嚴重：我們校園內部也要找出一兩個反動的老師和學生，並且也要開他們的批鬥會。”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頁。

更可怕的是，這場風暴還不知要持續多長時間，消磨盡多少人的才華和夢想，甚至生命。作為一個初中學生的張煒，剛剛走出懵懵懂懂的小學階段，各種痛苦磨礪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了。

二

這個時候，學校裏正常的教學秩序已經全部被打亂，整個社會秩序也混亂不堪。那個在南山水利工地勞動、半年才能回家一次的父親，又一下子被人提起，成了全家最大的災難和悲劇。

父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要長年在南山辛勞？現在張煒終於明白，就像外祖父死於一場不明不白的暗殺一樣，父親身上也背負著難以說清的重壓。在那樣一個時代，許多事情是說不清道不明的。於是，在一個到處是“紅海洋”、大字報和震耳口號的環境中，父親開始遭受批判，他也就成了同學們眼中的“另類”。張煒回憶：“校園內一度貼滿了關於我、我們一家的大字報。我不敢迎視老師和同學的目光，因為這些目光裏有說不盡的內容。”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3頁。一些同學還常常聚在一起欣賞大字報上的那些“美妙”句子，有時難免背後對他指指點點，這也成了張煒最為難堪的一刻。

這個時候，他一直盼望、思念又疑惑不解的父親終於回到了茅屋，可隨之而來的不是親人團聚的溫馨，而是“民兵”的監視和可怕的批鬥會。新的災難降臨了，張煒在學校裏的處境雪上加霜。張煒回憶：“學校師生已經不止一次參加過我父親的批鬥會。當時我要和大家一起排著隊，在紅旗的指引下趕往會場，一起呼著口號。如林的手臂令人心戰。但最可怕的還不是會場上的情形，而是這之後大家的議論，是漫長的會後效應：各種目光、各種議論、突如其來的侮辱。記得那時我常常獨自走開，待在樹下，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怎樣快些死去，不那麼痛苦地離開這個人世？”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5頁。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剛剛涉入人世不久，居然想到了死，該是何等的痛苦與絕望在壓抑著他的心靈。

父親除了挨批鬥，被監督著在附近村裏勞動，還經常被打發到海邊拉網。張煒常常與同伴去看拉網的隊伍，在那長長的網綆上匍匐的一溜人影中尋找父親。他看到那個高大威猛的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巡視著那些拉網的人，樣子十分凶惡。他試圖在那拉網的隊伍中找到父親，可是看不見。於是他和同伴都使勁地敲擊各自手中的魚皮鼓，他敲打得格外用力，他想用鼓聲壓過拉網號子，讓父親能夠聽到並注意到他，可是海上老大炸雷般的吆喝聲，鼓聲和號子都是壓不住的。他是多麼徒勞、憂傷和無奈。參見張煒：《同一類聲音》，張煒：《生命的呼吸》，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47頁。

三

最可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那些叫作“民兵”的人。“民兵”，是當年一個最嚇人的字眼，有時候大人嚇唬不聽話的孩子，就常常用“民兵來了”製造恐怖氣氛，也常常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在張煒眼裏，這兩個字意味著恐懼、顫抖和眼淚。

這是一批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他們喜歡穿白球鞋、舊軍衣，背一杆刺刀生鏽的三八大蓋，這是他們橫行鄉裏的不敗法寶。他們待遇優厚，忠於“村頭”，別說對待父親這樣的人，就是對自己的親爹娘也毫不留情。張煒說：“在執行打狗令的時候，他們為了逮住一條逃逸的狗，能夠在一條又濕又臟的泥溝裏潛伏通宵，隻緊緊摟住一杆步槍，一動不動到天亮。有的民兵為了表示大義滅親的勇氣，在自己的父親與村頭發生哪怕最輕微的衝突時，也要衝上前去打老人的耳光。還有一個小夥子與鄰村人鬥毆，為了鎮住對方，竟然操起刀子砍去了自己的小指，而且麵不改色。”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頁。父親落到這樣一群人手中，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段時間，他們對張煒家的茅屋特別留意，時常背槍光顧，甚至夜半時分還在屋後溜達，咳嗽，抽煙，壓低嗓門說話。父親從南山一回來，他們就更加忙碌起來，除了沒白沒黑地監視，還要隔三岔五地進門審訊一番。張煒說：“他們進門後就讓父親立正站好，然後開始高一聲低一聲地審問。他們問的所有問題都沒有什麼實際內容，因為問來問去就是那麼幾句：是否有生人來過，近來有什麼不法行為，等等。這些問題其實由他們自己回答更合適，因為再也沒有比他們更熟悉茅屋裏一舉一動的人了。”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頁。顯然，所謂的“監視”和“審問”都是一種幌子，他們不過是要在弱者麵前耀武揚威一番，借此顯示自己的“強勢”與“高大”。這是動物界弱肉強食的法則在人間的演繹，而就人性的陰暗、醜陋、暴虐、殘忍來說，這些兩條腿的“民兵”比那些四條腿的動物還要可怕，因為他們要摧毀的不光是人的肉體，還有人的精神和尊嚴。

這時的批鬥會變得更為可怕，因為遠遠近近的村子，隻要開稍大一些的批鬥會，他們就要來押上父親參加，有時候還要把父親捆上。張煒說：“民兵捆人很在行，他們會想出許多花樣。有一個年紀十七八歲的民兵把父親捆上了，另一個年紀大一點的民兵看了看，搖搖頭說：‘不行。’他叼著煙，一邊解著父親身上的繩索一邊咕噥，向旁邊的人示範。他用膝蓋抵住父親的腿彎，然後將手裏的繩子做成一個活扣，隻用三根手指輕輕一抽，繩子就給拉得繃緊。”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6頁。這些曆曆在目的細節，被一個少年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繩子捆在父親身上，也是捆在一個少年的心上。他在1978年寫下的短篇小說《人的價值》中，就記述了“民兵”綁人、開批鬥會的細節，令人難忘。

“民兵”，這個在特殊年代產生的危險怪胎，給張煒留下了無比慘痛的記憶和莫大的心靈創傷。他若幹年後回到故地，還會想起當年在學校裏參加批鬥會的情景，想起那些凶神惡煞的麵孔和內心冰冷的感覺：“有一天記得正下大雪，學校放假，本來照例要開放假大會，但由於要參加一個批鬥大會，也就省略了學校的會。已經在學校住了很久，不太知道外邊一些事情，一路匆匆到了會場，台上站的人嚇了我一跳……腦海裏一片空白。”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0頁。不用說，台上站的正是他的父親。

對於這種毫無文明和法度可言，甚至喪失人性的野蠻行為，張煒後來曾有深刻反思。他認為所謂的遊街示眾，是中國傳統的陋習，是對人權的蔑視和對人性的摧殘。他寫道：“遊街示眾在這裏的小城街道上每年都要上演幾次，犯人胸前掛著大紙牌。這與滿清時期的做法沒有什麼大的不同——有些東西要改變是很艱難很緩慢的。”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0頁。“有一些人根本沒有‘尊重人’這個概念。睜開眼睛看一看，對人的侵犯比比皆是。”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0頁。在《你在高原》中，他寫到了遭受誣陷的革命者寧珂等被遊街示眾的情景，還寫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嚴打”鬥爭中對所謂“流氓犯罪分子”的遊街示眾和公審場麵，都表現了這種傳統“陋習”對人性的戕害。如今，這些早已為曆史徹底否定和摒棄。

張煒在文學作品中，塑造過各種各樣的人物形象，這些人物都是立體的、豐富的、複雜的，即便那些社會災難、政治災難的製造者，其身上也是善惡交織、人性與獸性糾纏的，即便他筆下的一個土匪也有其殘存的講義氣的一麵。對人性，他從未作簡單化、片麵化的處理。唯獨對於“民兵”和他們背後的“村頭”，他始終沒有放過。對於這些人在新的曆史時期衍生出來的“變種”——那些由“村頭”演變而來的“企業家”和他們工廠中所謂的“保安隊”，他也沒有放過。他永遠不會與他們達成和解。這是張煒永難愈合的精神傷口，也是他審視人性之惡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四

在這樣一種環境中，他和家裏養的貓和狗就格外親近。因為林中的野物雖多，卻無法建立友誼，與貓和狗才可以久久注視、相互偎依。他從它們那裏獲得了在人群中難以獲得的溫暖和忠誠，把它們看成了家庭中的重要成員。

張煒後來回憶：“我們那時對於貓和狗是家庭成員這種認識，絕沒有一點點懷疑和難為情。因為我們一家人與之朝夕相處，我們從它們身上感受到的忠誠和熱情、那種難以言喻的熱烈而純潔的感情，是從人群當中很少獲得的。就我自己來說，當我從學校的批鬥會上無聲地溜回林子裏時，當我除了想到死亡不再去想其他的時候，給我安慰最大的就是貓和狗了。它們看著我，會一動不動地怔上一會兒，然後緊緊地挨住我的身體。”“而那時的人群在我眼裏常常是可怕的，他們當中的一部分有多麼不善甚至惡毒，我是充分領教過的。”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7—8頁。

但是，就是這樣一點可憐的人間溫暖，也不能得到保留。很快，一紙可怕的“打狗令”突然從天而降：養狗的人家必須在接到命令的第二天解決自家狗，過期就由“民兵”來辦。張煒回憶：“大約是一個普通的秋天，一個絲毫沒有噩兆的挺好的秋天，突然從遠處傳來了新的不容更變的命令：打狗。所有的狗都要打，備戰備荒。戰爭好像即將來臨，一場堅守或者撤離就在眼前，殺掉多餘的東西。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我完全蒙了，什麼也聽不清。”張煒：《綠色遙思》，《張煒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00頁。他多麼希望自家那條叫“小青”的深灰色雌狗能夠逃得一條性命，可它最後還是被打狗的人殘忍地虐殺了。

殺狗，在當時重重地刺傷了張煒的神經。張煒回憶：“記憶中，每隔兩三年就要傳下一次打狗令。它總是讓人毫無準備，突然而至。每一次駭人的消息都不必懷疑，因為誰都能嗅到空氣中的血腥味，同時感到空氣在打戰。”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1頁。若幹年後他重回故地，在感歎自然環境變化的同時，他也懷念那些與人類親密無間的動物，尤其是貓和狗。少年與狗，也時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張煒說，一位文學朋友曾對他講，他的小說中寫動物太多了。有一次他給那位朋友讀他的一個中篇，讀到一半的時候朋友滿意地笑了，說這篇還不錯，終於沒有狗。他聽了沒吱聲，因為再讀下去就有狗了。張煒說：“因為我個人沒有辦法不讓它頻頻出現。在我童年、少年的經曆裏麵，打交道最多、給予我安慰最多的，就是那條狗了。”張煒：《小說與動物——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0頁。他後來還曾計劃以這條狗為主人公寫一部報告文學，寫出自己真實的記憶，寫出它一生的命運，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寫成。參見張煒：《小說與動物——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46頁。

張煒對貓和狗、對各種動物的感情是持續而長久的。不管是在虛構的文學作品中，還是在現實生活中，他都不時地表現出對動物的喜愛和尊重。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中寧伽的外祖父曲予，在“曲府”裏就飼養了很多動物。曲予先生甚至設想，在戰爭結束之後於小城中建設一座動物園。寧伽的祖父寧吉，對馬的感情更是濃得難以化開。他寫下的描寫動物的作品不計其數，有的幹脆就以動物為主角。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對動物的深厚情感，甚至影響了張煒對生活和人的看法：他一直不能吃青蛙做成的“田雞”菜；聽說一個朋友吃了兩個刺蝟，他就從此覺得這個朋友很不好。在思想和情感深處，他也將那些打狗的人與人間殘暴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張煒說：“他們硬是用暴力終止了一個挺好的生命，不允許它再呼吸。我有理由永遠不停地詛咒他們，有理由做出這樣的預言：殘暴的人管理不好我們的生活，我一生也不會相信那些凶惡冷酷的人。如果我不這樣，我就是一個背叛者。”張煒：《綠色遙思》，《張煒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01頁。

隻要人世間的冷酷與殘暴存在一天，張煒就不會與這個世界握手言和。對於人間醜惡，他是一個清醒的提醒者、無情的揭露者和堅定的反抗者，即使毫無勝利的希望可言，他也毫不妥協、絕不寬容。這些，都是張煒文學作品所要表達的核心要義。

五

回望張煒的人生和文學道路，我們會看到：他雖與親人一起經曆過巨大的侮辱和難以忍受的黑暗，卻沒有因此滋生可卑的報複心理，“以惡抗惡”，走向極端；也沒有因此消極、絕望，走向幻滅與虛無。相反，他以無比強大的內心戰勝了自己，更加體會到了愛的珍貴，樹立起了自己愛與善的道德觀。這是非常難得的，也是他成為一個優秀作家的思想基礎和重要前提。

張煒認為，一個人隻要還對“昨天的嗬斥記憶猶新”，“他再也不會去粗暴地對待別人，不會損傷一個無辜的人。他特別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懂得體貼那些陌生的人”。張煒：《羞澀和溫柔》，張煒：《周末對話》，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2頁。張煒認為：“能夠治愈的人生，源自一種善良的、良性的東西，它會讓人生缺憾變得更少，讓一生更合理也更飽滿。一個人經受了苦難，更不應與惡聯手去製造苦難。曾經從苦難中感受過屈辱的人，不應該再去播撒苦難。那種行為想一想就會感到羞愧和自責。他不會把這種苦難的病菌散布於四周，不會強加於人。能夠這樣認識人生、認識苦難，應該擁有更大的幸福。”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19頁。

2020年11月，張煒在《十月》第6期發表了中篇小說《愛的川流不息》，記述了主人公“我”從小到大五十多年間養過的各種動物的故事，其中主要的就是貓與狗。這是張煒應朋友之約寫下的一部作品，其中無一不是虛構，又無一不是真實的記錄。五十多年間，“我”所養過的那些動物——人類最好的夥伴，都死於殺戮和意外。“我”曾發誓不再飼養它們，但後來還是又養了一隻叫“融融”的貓。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是“愛的川流不息”，還是“恨的綿綿無盡”？張煒沒有簡單回答，而是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愛恨辯證法”：“時間裏什麼都有，痛苦，恨，陰鬱，悲傷；幸虧還有這麼多愛，它扳著手指數也數不完，來而複去，川流不息。唯有如此，日子才能進行下去。有了這麼多愛，就能補救千瘡百孔的生活，一點一點向前。”因為如果“沒有愛，為什麼還要生活？生活還有什麼意義？那隻能是折磨，一場連一場的折磨。我們不要那樣的生活。”

在這部中篇小說中，張煒還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如果所有的愛都有一個悲涼的結局，還敢愛嗎？”但他同時也替我們做出了堅定的回答：敢愛。因為這就是生活的意義。愛，不斷失去，不斷獲得，川流不息，永生永存。當然，他不是用“愛”來消解“恨”、掩蓋“恨”，而是在“恨”中渴望“愛”、滋生“愛”、讚美“愛”，並試圖用“愛”來拯救淪喪的人性、惡濁的世界。這是人類最高的道德、最高的理想。張煒的文學作品始終高揚道德與理想的旗幟，也是有其深厚的情感基礎和深刻的曆史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