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文學初步

一

進入初中階段以後，除了搞批判，學校裏的“學農”也變成了“學工”。學校附近有一座煤礦的矸石山，他們“學工”的一個主要項目，就是到矸石山上撿煤砟子。撿煤砟子還真的撿來了效益，學校用賣煤砟子的錢買了高音喇叭和一副籃球架。高音喇叭裏整天播放革命歌曲、宣讀大字報，學校也組建了籃球隊。不過，籃球隊員除了要個子高外，還得覺悟高、出身貧農。張煒當然是與之無緣的。

這個時期，張煒在學校裏唯一一件開心的事就是寫作。這主要得益於他們的校長，一個酷愛文學的人。這位校長對詞彙特別敏感，有時甚至能從一張張嚴厲的大字報中尋找到好的文句。有這樣一位校長是張煒難得的幸運。

校長倡導並親自創辦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他的字寫得好，還會畫畫，每一期《山花》他都親自操刀，刻蠟版、畫題圖和插圖。他號召全校師生為刊物寫稿，也沒有忘記鼓勵張煒。在寫作上，他對所有的學生都一視同仁，並特別注意到了張煒的出眾才華。有一次，他把張煒的稿子刊登在了《山花》的重要位置，還當眾進行了表揚。這些都讓張煒感到受寵若驚，因為對他來說，最稀有、最珍貴的就是這種尊重和鼓勵了。張煒說：“這在我來說可是了不起的經曆。”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5頁。他後來回想，這也是他文學創作的開始：“現在回想起來還心存感激：我們初中時的校長喜歡文學。他倡導辦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並且製作漂亮到了無法言說的地步。我們於是在他的鼓勵下起勁地寫稿。這種熱氣騰騰的文學生活幼稚而純潔，一生難忘。有時想——現在想，那時的文學才是真正的文學吧。反正我們的文學創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27頁。

他感謝這份簡陋的油印刊物，感覺它就像空氣和水一樣不可或缺。有時候，他會在一個沒有人的地方長時間地與這本刊物待在一起，嗅著它的油墨香氣，不止一次地把它貼到臉上。可惜的是，因為年代久遠，那份《山花》沒有保存下來，我們已經看不到它的原貌了。

這個時候，他的閱讀範圍也在不斷拓展。張煒後來回憶：“我從很早起就接觸到孔子和屈原，還有魯迅。在中學時，在我們《山花》文學社，那時就開始傳看魯迅的書了，《野草》給讀得爛熟。孔子和屈原也讀過，但不係統，所受影響主要是思想方麵的。後來上了大學中文係，才慢慢愛上他們。蘇東坡也讓我喜歡。《詩經》我當時能背許多。”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7頁。他還記得當時讀《野草》的情景：“初中看《野草》，非常震驚：因為第一次看這樣的文章，發現了世上還能如此作文。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種閱讀，從此文學之路就有了門徑。我當時朦朧感到，《野草》中跳動的，是一顆有別於所有人的心，無論多麼美麗和憂傷的心，都比不上這顆心給我的觸動更深。”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0頁。中學時代，他還開始閱讀托爾斯泰，讀過《紅樓夢》、“三言二拍”等一批白話小說，受到了多方麵的文學滋養。

在學校裏，最讓人難忘的娛樂是學校宣傳隊的表演。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的學校、農村、工廠都辦起了宣傳隊，就像村村出“詩人”一樣，村村也有自己的“演員”。起初，燈影史家學校的宣傳隊並不引人注目，因為校長雖然擅長文字並愛好文學，可對表演是個外行，隻會拉胡琴、化裝。在他們臨近畢業的時候，上級分配來一個女教師，她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樣，她唱啊、跳啊，還不停地笑。她教同學們唱婉轉的歌，手持馬鞭教大家跳“奔馳在草原上”的舞蹈。她還能自創節目，先從海邊漁民生活中取材作歌，然後又從全校挑選出具有表演潛質的少男少女，領著他們認真排練。他們搞出來的“漁鼓歌”和“拉網號子”在上級彙演中不斷獲獎，聲名遠播，有時還代表園藝場、鄉鎮和礦區到附近的部隊去做擁軍表演。“漁鼓歌”和“拉網號子”都是張煒所熟悉的，他聽起來特別親切。

張煒一開始也在學校宣傳隊員的備選名單中，但後來因為家庭原因落選了。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對這個女教師和文藝的喜愛，雖然相對於舞台上的表演，他還是更喜歡到大海邊去看真實的“拉大網”，聽那震動海浪、響徹天空的“拉網號子”。這個女教師，這段有點戲劇性的經曆，成了他初中生活中除了《山花》之外的另一段美妙記憶。這個女教師也與他小學時代的“長辮子老師”一起，疊印在了他的許多文學作品中。張煒後來說：“我們的中學生活並不有趣，可是有一個漂亮的結尾：奔馳在草原上！”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17頁。

二

初中階段，張煒因為熱愛文學，還有一段曲折的尋找文學“老師”的經曆。因為當時他們聽說，幹任何事情要想成功，必須要有一個好老師，沒有師承關係是不行的。

有一年，他和同學聽說南部山區的一個洞裏住著一個很大的作家，於是就趁著假期一起去找他。他們兩人騎了自行車，好不容易才趕到那裏。到了那裏才知道，原來“老師”並不住在洞裏，而是那個村莊的名字中有個“洞”字。“老師”在一個粉絲房裏工作。他們見麵之後來到他的家裏，他讓他們看了他的一遝手稿和一本剪報——一些通訊報道。“老師”告訴他們，他現在一個人生活，因為老婆不孝順爹娘，被他趕跑了。張煒回憶：“他與我們交談中，主要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自己要孝順，將來找個女人也要孝順；二是寫作要多用方言土語，這才是最重要的。”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41—42頁。

這次訪師的經曆讓他們感到新鮮和興奮，後來他們又想去做第二次拜訪，可是不幸的消息傳來了：“老師”因為腦中風突發去世了。這讓他們淚流滿麵，無比悲傷。

此後不久，他們又拜訪了鄰村一位代課老師，也是一位作家。這個“老師”雖然隻有二十多歲，但因為父親是“村頭”，十分傲慢，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人，而且見麵之後就問他們的家庭出身、年齡、所在學校之類，一聽他們吞吞吐吐，就把他們訓斥出來了。

半年之後又聽說從城裏來了一位真正的作家，是來為本地一個先進人物寫文章的，要在這裏住上一段時間。他們趕到那位作家的住處，小心翼翼地敲開了他的門，並表達了拜師的願望。張煒回憶：“交談中，他主要談了文章中要多多描寫景物，並且一定要與人物的心情配合起來，並舉例說：文章中的人如果煩惱，就可以描寫天上烏雲翻滾；反之則是萬裏無雲。”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44頁。這讓他們十分受益。遺憾的是，這位作家回城之後，他們再去拜訪就難以見到了，這讓他們大惑不解。後來有人告訴他們，以作家那樣的身份，怎麼能收家庭有嚴重曆史問題的人做學生呢？張煒說：“我覺得頭皮有一種悚悚的感覺，什麼話也沒說，扯扯夥伴的手就出來了。”“就這樣，直到我初中畢業，不得不一個人到南部山區遊走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師傅。”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45頁。

這期間，他還獨自一人到龍口南部山區拜見過一位老琴師，跟他學琴。那個時候，張煒已經能夠演奏揚琴、手風琴，雖然技藝不是很高。後來又迷上了京胡。他聽說南山裏有一位老人，舊社會在大城市裏當過琴師，還給名角馬連良伴奏過幾次，就一路打聽，前往拜師學藝了。他在山裏一個小矮房子裏見到了那位老人，老人已經很老了，滿麵灰塵，隻是那一雙手大極了，指關節也比常人大一倍。他從換弦開始教起，又教給張煒壓弦、揉弦、顫動手指等。張煒開始覺得他教得很平常，但回來以後就發現自己的琴藝長進了。不過，之後他再也沒有見過那個師傅，後來聽說他在一個冬天裏吊死了。張煒：《周末問答》，張煒：《周末對話》，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02—203頁。張煒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篇短篇小說《造琴學琴》，講的是一個少年跟一個會造琴的人造琴學琴的故事，可能就有一點這段經曆的影子。他們當時造的是二胡。張煒喜歡拉京胡，而且水平不低，大概就是從小練習的結果。

後來，他那個一同到南山拜師的初中同學，一直過著貧困的生活，可對文學的熱愛之心從未改變。等到很久以後，張煒再與他相見時，他已經因兩次中風臥在了炕上。但他依然沒有忘記當年的情景，他用力地握住張煒的手，斷斷續續地說：“咱老師……咱老師，和我的病一樣，他走得更早……”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53頁。文學的力量到底有多麼強大？我們不僅能從張煒的身上看到，也可以從這個“書癡”同學的身上看到。

三

初中畢業之後，張煒本應繼續上高中，但因為家庭原因失去了這個機會。有人曾經這樣說過：“初中階段，考試總是名列第一，卻沒有資格升學；會六七種樂器，卻沒有哪個文藝團體敢招收他。”房福賢：《陰陽之道：張煒與矯健創作個性比較》，載於《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5期。這是時代的悲哀。

好在校長真心喜歡這個有寫作才華的學生，希望他能繼續上學。他積極去為張煒爭取，可是上麵管教育的領導堅決不同意，說這樣人家的孩子上個初中就不錯了，上高中門都沒有。不能繼續上學，就得失學在家，或者去參加勞動。可是張煒多麼願意待在這個校園裏啊，盡管在這裏也受到歧視，但總比社會上那些冷眼和戕害要好很多。他為此備受煎熬。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就在這個時候，他終於在無數的壞消息中盼來了一個好消息：他可以留在校辦工廠——一個小橡膠廠裏做工了。雖然那隻是學校響應“勤工儉學”號召建立起來的一個小作坊，根本算不上“工廠”，但他因此就可以不用離開這所學校了，這是多大的幸運與幸福。後來他才知道，那也是校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為他爭取到的。校長為了把他留下，甚至動用了一位“老貧管”來為他說情——當時實行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老貧管”是有很大的話語權的。張煒說：“文學可以讓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難，這是我在那個年代裏稍稍驚訝的一個發現。”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6頁。

張煒對校長充滿了感激之情。也許是因為已經初中畢業、參加了“工作”的緣故，他與校長之間的關係也有了一點微妙的變化。張煒後來回憶：“這是我極為重要的一個人生轉折。因為工廠裏實行‘三八’工作製，分為早中晚三個班次，我在八小時之外可以有大量時間看書。我不斷寫出新的文章送給校長看，獲取他的讚許。這段時間裏我和他幾乎成了一對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勵。我們彼此交換作品，快樂不與他人分享。我們寫出的文辭並不一定符合當年的風尚和要求。這全是私下閱讀的結果：我們隻要找到有趣的書就快速交換，這當中有翻譯小說，有中國古典文學。這些書中有五花八門的造句方式，它們與當時的教科書完全不同。”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4—25頁。

這的確是張煒“極為重要的一個人生轉折”，它不僅改變了張煒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閱讀範圍，使他接觸到了古今中外一些文學名著。這類作品雖然是極其有限的，但畢竟超出了外祖母那個“書箱”的範圍。更為重要的是，他幸運地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個文學師長和知音，他們可以在私下裏探討與那個時代的流行話語稍稍不同的文學表達方式，可以真正地接近文學。

在這個小工廠裏，張煒還接觸到了一些與海邊叢林和學校裏的老師不太相同的人。在他的工友中，有一對戀愛中的男女，還有一位以前在東北的兵工廠工作過的年紀較大的人。這個老工友見多識廣，十分健談，給他講了許多有趣的故事：深山老林、兵匪、私通、販毒、酗酒、打劫、搶寡婦，等等。別的工友都指責他亂講，張煒卻聽得津津有味。張煒說：“我這一生所受到的主要的精神毒害，就來自校辦工廠的老工人。他毒害了我，反而讓我感激和懷念。我再也沒有遇到像他一樣廣聞博記、多趣和生動的人了。”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7頁。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中那個“拐子四哥”，或許就有一點這個老工友的影子。

那對戀愛中的男女，也給張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看起來關係緊張，平時不太說話，要說也大半是相互頂撞，背後還相互“誹謗”，但有時又會做出一些捏對方大腳趾一類的親昵動作。一年後，他們結婚了。張煒說：“這使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認為所謂戀愛就是相互頂撞、捏大腳趾、背後裏誹謗對方。”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25頁。張煒對人的情感的幽微複雜，觀察得是多麼細致，體會得也極其獨到。或許，這就是一雙“準作家”的眼睛。

後來，張煒離開了這個小工廠。他離開之後，小工廠發生了爆炸，結果是兩死一傷。小工廠也從此停掉了。這是人生的偶然還是必然呢？

四

在那段失學就工的時間裏，張煒與幾個和他一樣沒能上高中但同樣愛好文學的同學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共同繼續著文學之夢。這段時間，他們主要是寫詩。同時，他還寫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初稿。張煒回憶：“我們當中的三個沒有接著上高中，就帶著一種懷才不遇的勁頭，湊在一起更起勁地搞起了‘文學’。主要是寫詩。我們模仿了被禁讀的詩，包括徐誌摩哼哼呀呀的愛情詩等。”“我的第一篇小說《木頭車》就是沒有上高中的這一年寫的，1973年春天又改了一遍。後來這篇小說收在我的短篇小說集《他的琴》中。”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27頁。

由此看來，短篇小說《木頭車》寫於1972年，1973年春天“又改了一遍”。那一年，張煒十七歲。張煒後來確認的《木頭車》完稿時間是1973年6月，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修改此文的時間。那時，張煒已經進入高中學習。1973年，也被認為是張煒文學創作的時間起點。

張煒後來曾經回憶他寫《木頭車》前後的情形：“這之前已經寫了好多篇散文和詩歌，但一直沒有動手寫小說。因為在我們眼裏小說不是輕易就可以寫的。我們當時看到印刷出來的書籍，驚歎不已，甚至對它分成的整齊的自然段落都覺得神秘。我們不知道自己到時候能不能分理出來。記得一些試圖學習寫作的高中同學在一起，圍繞一本書議論橫生。但這個段落為什麼要這樣分？為什麼要那樣分？為什麼要分？沒有一個能令人滿意的回答。特別是小說中的對話，有的要連寫，有的一句寫一行，有的在句子前後有‘他說’的標記，有的幹脆就沒有，隻把一句話加上引號。這些在我們看來都很奇怪。而散文和詩歌在我們看來就簡單得多。散文和我們學習的作文很接近；而詩可以從掌握韻腳開始。”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67頁。

他也記得寫這篇小說的經過：因為當時對小說寫作有一種神秘感，就特別想寫一篇試試。寫什麼呢？他記起了小時候在林場的一個飼養場玩，看到一個豬欄的出口處擋了一個廢棄不用的木頭車輪，車輪上還留有一些黑釘帽，看上去像貼了膏藥似的。他就圍繞這個木頭車輪編出了一個故事，想象在膠輪大車已經普及了的當時，一輛木頭車在林場大路上行駛的情景。它的名字就叫《木頭車》。參見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66—68頁。

這是張煒保存下來的第一篇文學作品，講的是園藝場老阮家的兒子小春從學校畢業之後回到園藝場工作的故事，表達的是當時知識青年思想改造的主題。時過境遷，內容已少有可取之處，但它表現出的青年人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卻是永遠不會過時的。那麼，在園藝場已經用上膠輪大車的時代，小春依然對“木頭車”情有獨鐘；他本來是回園藝場當老師，卻寧願去參加生產勞動，這種思想上不跟風趨時的“保守”姿態，是否也預示了張煒將來的文學立場呢？

這就涉及了人的精神、道德問題。我們知道，在這個問題上張煒始終是有自己的堅守的。固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個時代也有一個時代的道德，抱殘守缺，頑固不化，必然會被時代遺棄。但從另一個方麵來看，古往今來，人類之所以能夠綿延不盡、代代相承，必有其基本的精神操守和道德規範作為支撐。這大概就是被人們稱作“底線”的東西。時代不斷變革，社會不斷轉型，有些時候會對“底線”造成強烈衝擊。這個時候，那些維護“底線”的人也就常常被認為是“保守主義者”了。可是，一個真正的人文知識分子、一個作家，難道不應該堅守並維護這條“底線”嗎？

張煒回憶，當年的龍口林場裏麵曾經住過一個排的士兵，他曾看到那些戰士不停地為西嵐子村做好事，比如給老太太擔水等。有一天小村邊的一個麥草垛著火了，本來是一點小火情，那一個排的戰士還是急急地趕來了。一個戰士還拉不住地硬往火裏撞，要用身體撲火，結果留下了不輕的燒傷。張煒認為，這樣極端的表現雖然不值得提倡，但人人都以做好事為榮的想法卻是不應被嘲笑和指責的。今天的社會風氣一變再變，不停地做好事、體恤弱小、幫助別人的人，竟變成了一個不被理解和容忍的人，甚至被視為“精神病”，這樣極端的利己、無義和冷漠就是正常的嗎？如果社會沒有了起碼的道德底線，還會有幸福可言嗎？參見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67—168頁。

由此看來，張煒在一些問題上表現出來的“保守”姿態，實際上是一種可貴的“底線”思維。這種姿態和思維，在他的中學時代就開始萌芽了。

五

1973年春天，是個令人難忘的季節。就在這個春天，張煒獲得了進入高中讀書的機會。

這年4月，他離開自己從1964年開始待了將近九年的燈影史家學校，進入黃縣鄉城高中（黃縣十三中）就讀。他在那裏斷斷續續度過了自己的高中生活，直到1976年畢業。說是斷斷續續，是因為那時還處在“十年浩劫”時期，學校並不能堅持正常教學。這期間，張煒還因家庭和環境所迫，被送往棲霞叔父那裏生活。因為難以適應叔父那裏的環境，他還有過一段獨自遊蕩的日子，這成為他高中生活的一個插曲。

關於他的高中在校生活，我們所知甚少，張煒自己也很少提及。我們隻知道他在高中做過學校宣傳隊的隊長，這是他在學生時代做過的最大的幹部。張煒說：“那時的宣傳隊很大，也很重要，學校的領導經常蒞臨指導。宣傳隊活動時，我們可以不上課。我們經常到校外去演出，這些經曆是難忘的。”張煒：《周末對話》，《張煒文集》第3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62頁。張煒能夠進入校宣傳隊，與他日漸表現出來的寫作才能和文藝才能可能不無關係，也與社會政治環境的稍稍鬆弛不無關係。張煒回憶：“1973年我終於上了高中，繼續寫作，不知深淺，戲劇、詩、小說、曲藝，簡直什麼都敢寫。”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27頁。

後來，他還在回答一份雜誌提問時談到了自己高中階段的閱讀經曆：“當年讀過的真正優秀的作品，使我久久難忘的，有魯迅的《野草》《故事新編》，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還有一本寫森林生活的俄羅斯中短篇小說集（書皮撕掉了，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名字）。高爾基的自傳體小說《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還有他的短篇小說集，不知看了多少遍。中國的，有《西遊記》《紅樓夢》，還有幾本武俠神怪小說，比如《封神演義》，再比如《響馬傳》。這些算不得什麼好書，今天的年輕讀者不看也罷。幾本散文集也讓我久久難忘。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是高中快畢業的時候才喜歡上的。原來隻是特別喜歡高爾基，後來範圍才漸漸擴大到其他的蘇俄作家。美國有一位作家叫薩洛揚，他的一本小說集《我叫阿剌木》，讓我入迷。他誇張的筆法，平凡而怪異的故事，都令我耳目一新。在高中讀書時，我有一段時間寫東西很想模仿他。”張煒：《書的魅力》，《張煒文集》第37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5頁。

這時，他還讀到了傑克·倫敦的中篇小說《荒野的呼喚》，這部作品讓他深深感動，因為作家通過小說裏寫到的一條狗，“寫出了那麼多的熱愛，那麼多的對社會不公平的反抗、個人的憤怒、柔善的情懷、神秘的曠野……這裏麵有傑克·倫敦撲撲跳躍的心臟，這讓讀者清晰地聽到了。他和那條狗的關係，不是與某個動物的關係，而完全是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的關係。這裏麵有無限的意蘊。”張煒：《小說與動物——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9頁。

看看張煒這一時期的文學年表，的確是比較豐富的，甚至有點讓人吃驚：1973年6月，完成短篇小說《木頭車》。1974年6月，完成短篇小說《槐花餅》、中篇小說《獅子崖》。1975年3月，完成短篇小說《小河日夜唱》；8月，完成短篇小說《花生》；9月，完成短篇小說《夜歌》；冬，完成短篇小說《他的琴》。1975年，發表長詩《訪司號員》。1976年上半年，完成短篇小說《鑽玉米地》。參見張洪浩編輯審定《張煒作品總目》，萬鬆浦書院2019年2月印行。

這僅僅是張煒高中階段保留下來的部分作品，竟也有十多萬字。據說，在1980年短篇小說《達達媳婦》發表之前，他共寫下了三百多萬字的文稿。後來他走上文壇，擔心自己會不斷修改一些舊作以求發表，因之而失去了創作的激情和動力，就從舊作中挑選了很少一部分保存下來，而將大部分草稿毅然決然地燒掉了。今天看來，這對於張煒研究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但對於張煒之所以成為張煒，卻是極其重要的。如果沒有當年這場“壯士斷腕”式的決絕一燒，影響的可能不隻是張煒文學的創造力，還可能影響他的精神質地。一個作家，隻有精神質地不改變，才能保證作品的品質不改變。

六

1974年，同樣是張煒一個十分重要的年份。這一年，張煒完成了兒童中篇小說《獅子崖》初稿。但這部小說直到四十二年後的2016年才被重新發現，成為一段小小的傳奇。張煒寫道：

2016年春節前，作家洪浩與我一起去看望老作家曲克勇先生。八十歲高齡的老作家回憶了我們四十多年前的交往，問我還記不記得有一部寫海邊育貝場的小說。我依稀想起，說大概被我燒掉了。老作家說：“沒有，這部書是我推薦給出版社的，退稿就在我那兒，也許還能找到。”

老作家翻遍了積存的書籍文稿，而後聯係愛好文學的侄子：竟然保存在他那裏！我和洪浩於是當天就得到了一份泛黃的手稿。

麵對這些紙頁，當年的一幕幕又變得簇新：我1974年寫了一個海邊少年與階級敵人鬥爭的故事，1976年聽從曲先生的建議，重寫時加上了少年科研的內容。整個育貝場的事都是曲先生下基層體驗生活所得，他慷慨地讓我寫出來。

這部小說未能出版。第一稿的致命傷是“火藥味不濃”，第二稿是“科研內容不充實”。

海棲和洪浩建議將其修訂出版。修訂是必須的，但我深知：去掉了原稿中的那些“火藥味”，也就失去了認識價值，甚至還要損傷一些藝術價值。

……

我盡量保留了原有風貌。作者的稚嫩，時代的荒謬，生機勃勃與貧瘠簡陋，一切都在這些文字中了……合上書頁，我自己也不由得慨然一歎：“啊，昨天！”張煒：《作者附記》，張煒：《獅子崖》，山東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169—170頁。

2016年5月，《獅子崖》在《天涯》第3期初次麵世；2017年1月，由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今天，讓我們從內容和藝術上來分析這部兒童中篇小說，顯然是不合適的。它畢竟產生在一個特殊的時代，又出自一個十八歲的“準作家”之手。它具備的更多的還是文本價值，它使我們又一次看到了張煒的文學跋涉之路的一個標記。

當然，如果拋開《獅子崖》中那些共同的時代話語，如“階級敵人”“革命同誌”“憶苦會”“改造”“鬥爭”等，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張煒與同時代作家和那個時代文學風氣的不同之處，他所描述的少年林林的成長曆程，以及這個少年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友善關係，特別是其中洋溢著的詩情畫意與浪漫氣息，都是令人神往的。

張煒在這部作品中表現出的文學才華，雖然不能過於高估，卻是非常值得我們珍視的。於是，我們也不能不像張煒那樣慨然一歎：“啊，昨天！”

七

其實不隻是1973年、1974年，其後的每一年都是張煒文學寫作的重要年份，因為他一旦踏上文學的長途，就再也無法遏製自己的激情，停下自己的腳步了。

1975年，張煒發表了他平生第一篇文學作品，是一首題為《訪司號員》的敘事長詩，寫一個複員的老紅軍在海邊上吹號的故事。可惜的是，這首詩“最初收在一個紅皮集子中，欣喜傳看中弄丟了”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27頁。。它對張煒文學創作的意義卻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這是他正式發表的第一篇作品。不過，此作就其內容來講也具有那個時代的明顯特點，無甚可取之處。

張煒後來回憶：“海邊上要開墾荒地，要興師動眾，所以也就有了一個在工地上吹號的人——他把墾荒多多少少當成了打仗。”張煒：《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學與故地的關係》，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6頁。這當然是一首讚歌，因為當時張煒不僅覺得好玩，也很迷戀老紅軍的那把大銅號。那時，他還不知道這是一場多麼可怕的“戰鬥”，還不知道這場“戰鬥”將帶來的惡果。張煒後來回憶：“開墾的結果是大片叢林不見了，我過去的莽野不見了——後來就是沙漠化，幹旱，是慘不忍睹的環境。”“大約就是從那一場開墾開始，我的那個真實的世界被破壞了。現在它已經不成樣子，樹木稀少，塵土飛揚，人比樹多得多。還有，大多數樓房也比樹高得多。海也變渾了。我們現代都市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張煒《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學與故地的關係》，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46頁。張煒曾說，他記憶中的那片海邊叢林是從1975年開始大麵積消失的，大概就是從這次規模浩大的開墾“戰鬥”開始的。

後來，張煒懷著一種極其複雜的情感創作了短篇小說《唯一的紅軍》，這顯然就是這首敘事長詩的延續之作。小說中寫到：當年，這個身經百戰、九死一生的老紅軍號召人們修一條通向海灘的道路，以解決應急和生產問題，因為此前那裏隻有一條羊腸小道。結果在道路修好後不久，上級關於荒原大開發的命令也下發了。“一聲令下，人群在一個嚴寒的冬天，拉著帳篷，浩浩蕩蕩開往海灘。接著是放火燒荒，有了濃烈的煙味。隻要北風刮起，煙味就更重。深夜，登上屋頂，就可以望見北方那一片紅色的大火。火焰燎著星星，傳來一陣奇怪的聲音。有人說那是星星被燎疼了，星星在吱吱尖叫。”張煒：《唯一的紅軍》，《張煒文集》第27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40頁。據說老紅軍看到這種情況，跟上麵一個大人物吵了起來，怒拍膝蓋，痛恨自己沒有武器——如果有武器，他非把那個人幹掉不可。因為他倡議修建這條通向原野和大海的路，不是讓人來糟蹋草原和樹林的。可是接著又傳來了“正麵”的消息，說老紅軍是支持荒原開發的，他跟那個上級領導吵，是嫌他沒有派更多的人到荒灘上來。於是，墾荒隊加力再幹，把視野之內的所有茅草和樹木全部幹掉了。他們還把無數的草根和樹棵用鐵耙子拉出來，彙到一起，曬得焦幹之後將之燒成了灰燼。但是，就在人們歡慶“墾荒”勝利的時候，傳來了老紅軍死去的噩耗。隨後，一個身穿黃色大衣的領導，主持召開了荒原大會，號召人們化悲痛為力量，沿著老紅軍指引的道路，把我們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二十年後，當年參加荒原開發的小說人物“我”，懷著無比悲涼的心情一次又一次踏上這條路，去尋找心中唯一的紅軍、尋找他遺落在這片荒原上的聲音。“舉目四望，蒼蒼茫茫。由於失去了茅草和樹林，失去了一片綠洲，多年的北風掀起的黃沙徹底毀掉了良田，那一個個沙丘像巨大的墳墓一樣，羅列在視野內。這裏埋葬著老紅軍的願望嗎？埋葬著老紅軍的真正意圖嗎？”張煒：《唯一的紅軍》，《張煒文集》第27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42頁。“我”大聲詢問，得不到任何回答。張煒的反思，是痛徹心扉的。

張煒在《你在高原》中也寫過一個老紅軍，一個戰爭年代重大冤案“六人團”的幸存者，勝利後曾當過園藝場的場長。但因為當年“六人團”冤案的製造者依然身居高位，他在重壓之下不能揭出事件的真相，眼睜睜地看著冤魂不得昭雪、“魔鬼”卻趾高氣揚。他沒有像那個“唯一的紅軍”一樣死去，可是活著的意義又在哪裏呢？

“紅軍”，是用鮮血和生命為人們爭取新生活的英雄的代名詞，也是備受我們尊重和推崇的。如果他們的意願也會被強權肆意篡改，他們的聲音也會被強權蠻橫遮蓋，那麼，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從《訪司號員》到《唯一的紅軍》，再到《你在高原》，我們可以看到張煒的情感與心路曆程。

八

張煒曆來是重視詩歌創作的，他最早寫的文學作品是詩，最早發表的作品也是詩。張煒說過：“當年我還沒有寫出一行其他的文字，可是已經在讀詩和寫詩了，並在想象中描繪著自己的未來：一個詩人，寫出了美妙或動人的句子，在一整頁或更多頁上排列出美妙的短句。”張煒：《縱情言說的野心》，《張煒文集》第3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84頁。他對詩的評價與推崇可謂達到了極致。

他記得20世紀70年代中期複刊的《詩刊》，雖然隻是一份小三十二開、騎馬釘的刊物，但在他眼裏簡直是“芬芳四溢”，如果有人在上麵發表了一組詩，不知會有多少人傳看。張煒說：“後來就往這個目標上奮鬥，寫了很多。那時候隻是盲目地寫給這本刊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個通知——小小的信箋上短短幾行字，蓋了紅色印章——上麵說下一期就會采用我的組詩。是組詩啊，讓人高興得睡不著覺。那時候很少有人能夠發表組詩，這真的是太難了。”“接下去是又興奮又煎熬的。不知等了多久，大概有二十天不到，又來了一個通知，上麵說了什麼我至今還能記得清楚，‘形勢發展很快……’就是這個原因，我的組詩不能發表了。這個‘形勢’當然是政治局勢，因為當年的寫作者是不可能脫離社會性的。那種打擊之大，沒有親身經曆過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張煒：《地理空間和心理空間——在香港浸會大學“文學空間”座談會上的發言》，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79—180頁。張煒說，從那時起，他的詩就愈來愈差、愈來愈少了，但一個人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燃起的熱望，一直都是滾燙的。

張煒認為，他的詩寫得並不好。他覺得，“這可能是被另一種文體幹擾或過分吸引的結果。從事別的文體，當勞動疊加到了一定數量以後，二者會滲透和嫁接，在內部發生變異——這一變異就不得了，詩裏麵有了散文和小說的因素，處理好了是一個優點，處理不好隻能讓作者痛苦，再也走不出語言的魔障。”但他同時認為，“詩實在有恩於我，它強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創作，而不是減弱了我的創作。它甚至是我構思、架構敘事作品的一個基礎。我覺得抓住了詩——不是形式，而是本質——也就抓住了文學的全部。”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32頁。在張煒的小說、散文甚至文論中，那種濃烈的詩情的確是可觸可感的。

在漓江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五十卷本《張煒文集》中，近兩卷是他從1986年到2018年間寫下的詩歌，有一百五十餘首，其中包括長詩《歸旅記》。這些詩篇，從內容上看主要是兩大類：一是故地抒寫，如《大李子樹》《椿樹》《跳躍的楊樹》《龍口三港》《東去的居所》《半島劄記》《鬆林》《半島草木篇》等；二是異域書寫，如《人·黑夜——在紐約》《費加羅咖啡館》《瓦爾登湖》《康科德一日》《裏爾裏爾——記第一次世界公民大會》《風車——荷蘭小記》《東歐詩記》等。還有其他一些有感而發或富有哲思的詩章。這些詩篇大多將詩情寄寓在對具體的人、事或物的敘寫之中，有的可與他的散文、小說對讀。

實際上，張煒的詩歌創作遠不止這些，他不僅寫下了大量的散文詩，還在小說作品中經常插入詩歌或詩句。有些作品中的大量抒情文字，其實也是詩或散文詩，如《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那些的抒情篇章，《你在高原》之三《海客談瀛洲》中的《致海神書》，等等。他認為詩是文學的核心，是所有文學表達的最終旨歸。他說：“如果不是一個以詩性為核心的小說，在當今就不會是真正的現代小說，嚴格地講也不會是一個純度很高的文學作品。”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27—328頁。

他的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如《你在高原》中的寧伽，除了向往地質工作以外，最渴望的就是做一個行吟詩人，並且經常吟誦詩章、塗塗抹抹。寧伽的外祖父曲予、他在地質研究所的導師朱亞，也都愛詩。張煒喜愛和讚頌的那些小說人物，骨子裏都有一點詩人氣質。他說：“這一方麵是我向往的氣質，是個人內心的浪漫想法；另一方麵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一個人不懂詩不愛詩，他就不足以讓我深深地喜愛，這個人也不夠更高的品級。……當然，他可以不做詩人的工作，甚至可以一句詩都不寫，但應該是一個與詩性深刻相通的生命。”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28—329頁。

張煒文學作品的這個特征，我們在閱讀過程中應該很好地把握。它的根脈，在他的文學起步階段就已經深深地紮下了。

九

這一時期，張煒也開始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學交往活動。

1975年春天，他在龍口結識了當時已經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王潤滋。他對王潤滋十分欽佩和羨慕，並受到了王潤滋在文學上的激勵和鼓舞。後來，他一直將王潤滋當作文學上的兄長來尊重和對待。

張煒回憶：“1975年春天，我與王潤滋在小城龍口結識。他當年三十歲左右，血氣方剛，文名遠揚。我當時在高中讀書，酷愛文學，嘗試不斷。我從沒見過臉色像他一樣紅的人，記得他那天剛剛理過發，神采奕奕。總之在那個春天裏，他作為一個清新的形象被我長久記住了。”張煒：《當代閱讀·文學的兄長》，張煒：《世界與你的角落》，昆侖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73頁。

後來他們再次相見時，他還看到了王潤滋剛剛出版的一部著作，那是一本厚厚的“大書”。從王潤滋的創作經曆看，那本“大書”應該是1976年4月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使命》，一部典型的“文革”作品。張煒後來回憶：“不必諱言，這些作品的政治視野和文化視野都不夠開闊，甚至有認知上的陷阱，有幼稚和盲從。我當時唯有欽佩和羨慕，將他剛剛出版、透著墨香的大書撫摸再三。”張煒：《當代閱讀·文學的兄長》，張煒：《世界與你的角落》，昆侖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173頁。依據這部作品的出版時間，他們這次見麵應該是在1976年4月之後。

這個時候，大概因為張煒喜歡寫作並且發表過一首長詩《訪司號員》，他的文名也在一定範圍內傳揚開來，引起了一些文友的關注。1976年，在乳山縣文化館（時名“毛澤東思想展覽館”）工作的文學青年矯健，在一個朋友那裏看到了張煒的一部長篇草稿，竟急匆匆地從遙遠的乳山到龍口找他來了。兩個文學青年相見，分外激動，用張煒的話說是“渾身熾熱”。

張煒後來回憶：“我們第一次長談是在縣委招待所的一扇大鐵門後麵，當時我們都不足二十歲。我們相視而笑，緊緊地握著手……這天我們談論了很多很多，過去的生活，未來的向往，坎坷的經曆。我漸漸明白我們有著很大的性格上的差距，然而我們摯愛文學的程度卻是一樣的。”張煒：《山路》，《張煒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4頁。

後來，他們常常通信，有時也相聚，徹夜長談。1978年張煒考入煙台師專中文係時，矯健已經轉到煙台地區文化館工作。一次張煒去地區文化館找他，見他正一手插在蓬亂的頭發裏，口中念念有詞地背地理書，準備考煙師。第二年矯健也考上了，他們成了前後級同學。矯健也參與了校園文學刊物《貝殼》的編輯。20世紀80年代初期，兩人都在山東文壇嶄露頭角。

張煒覺得，矯健作為一個回鄉知識青年，“在性格上，他具有別人所沒有的優勢。養兔子，要養百隻；做赤腳醫生，發誓兩年要攻克癌症！那麼寫作呢？……他頭腦中時常湧出一些讓人驚訝的念頭，不止一次悄聲對我說著，像傳達一個隱秘：‘我是個天才呢！我不久的將來會是個大師級的人物……’這些念頭成功與否是另一回事，但願它始終會像星月一樣懸在空中，輝映著他攀登的道路！”張煒：《山路》，《張煒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6頁。

可是後來隨著時代風氣的轉變，矯健棄文經商，告別文壇，從小打小鬧到搞股票、開發房地產，慢慢將“文學大師”的念想變成了“億萬富翁”的企盼。後來，他又在經曆多年商海沉浮之後回歸文壇，寫出了一些“商戰”作品。據說，張煒的長篇小說《能不憶蜀葵》的主人公淳於陽立，就有一點矯健的影子。當然，若將現實中的人物與虛構的小說人物對號入座，是十分無趣的。

實際上，《能不憶蜀葵》寫的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之後，在中國經濟劇烈轉型時期，麵對市場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興起，一代青年知識分子的精神迷惘、生存困惑和艱難選擇。淳於陽立作為一個天才的藝術家，有著張揚的個性和不羈的才華，但在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浪潮滾滾而來的時代，他在金錢與性的誘惑之下變成了一個“餓癆”和“色癆”，藝術、愛情、道德、理想都被他棄於一邊。他彙入了時代的狂歡，唯獨丟失了自己，最後隻能帶著他那幅寄寓著藝術理想的畫作《蜀葵》，逃離了這個物欲橫流的城市。作為與之相對的另一個藝術家、他的好友榿明，始終藝術初衷不改，堅守自己的夢想，或許這個人物才代表了張煒所追求的那種不滅的人文精神。

張煒認為，麵對現實，作為個體、個人，他們的普遍合作與強烈拒斥是形成某種曆史的前提。曆史是由人塑造的，像淳於陽立那樣彙入“曆史的潮流”，必然會有荒誕的人生。而隻有像榿明那樣站在潮流一邊或者逆流而上，才是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堅守。張煒說：“沒有什麼‘曆史的潮流’是經得住推敲的，因為潮流總歸是在較低的認知層麵上得到的一種折中，是一種勉為其難的結局。具體到一個曆史時期，越是有更多的人逆潮流而動，這個時期的‘曆史潮流’就越會湧動更高更猛的浪頭，使整個的曆史平麵得到抬升。所以，我們總是格外尊重和注意那些逆潮流而動的人，希望聽到他們未被喧囂淹沒的聲音。”張煒、王光東：《張煒、王光東對話錄》，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21頁。那個時候，張煒不僅用《能不憶蜀葵》這樣的小說作品，還用散文隨筆等形式描畫了一些人放棄文學、步入市場大潮的腳步與麵影，也對一些人利用文學或文學刊物、文學陣地等進行商業運作、謀取經濟利益的行為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實際上，從第一部短篇小說《木頭車》中的小春開始，張煒就特別青睞那些“逆流而上”的人。這應該也與他的童年生活經曆有關。從出生到長大，不論是他的家庭還是他自己，從來也沒有在滾滾而來、不斷變換的任何一個潮流中成為弄潮兒、獲益者，這種逆行對於張煒麵對各種潮流都能保持必要的冷靜和清醒，無疑是有極大助益的。的確，一個人的一切表現都可以從童年那裏找到源頭。

十

如果我們以1978年9月張煒考入煙台師範專科學校中文係為界，他在1976年高中畢業到1978年進入大學校門之前，這一個階段保留至今的作品還有：1976年下半年，完成短篇小說《槐崗》《葉春》《鏽刀》《鋪老》《開灘》《石榴》《造琴學琴》。1977年4月，完成短篇小說《玉米》；5月，完成短篇小說《蟬唱》；12月，完成短篇小說《戰爭童年》。1977年，還完成短篇小說《公羊大角彎彎》《在路上》《下雨下雪》。1978年8月，完成短篇小說《田根本》。參見張洪浩編輯審定《張煒作品總目》，萬鬆浦書院2019年2月印行。以上這些篇章，總字數也有八萬多字。

除中篇小說《獅子崖》比較特殊之外，張煒自1973年以來創作的這些短篇小說，後來絕大多數都經過修改在報刊上發表過。1990年9月，他又將這些作品連同1978年創作的短篇小說《人的價值》，1979年創作的短篇小說《悲歌》《告別》《初春的海》《自語》《春生媽媽》《善良》《七月》，合編為短篇小說集《他的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至於矯健曾經看過的那部長篇小說文稿，我們尚不得其詳。

關於短篇小說集《他的琴》的出版，當時的明天出版社總編輯劉海棲曾有詳細記述：“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和張煒都還年輕，都三十歲出頭的年紀，那時張煒已經寫出了《古船》和《九月寓言》（長篇小說《九月寓言》1992年1月創作完成，5月發表於《收獲》第3期，劉海棲記述有誤——引者注），一時轟動，成了很有名氣的作家，我則在明天出版社擔任總編輯，多次約張煒為我們的刊物寫稿子。有次聊天，說起他的創作，他告訴我，在他正式發表第一篇作品之前，就已經寫了三百多萬字的作品，都放在一個紙箱子裏，塞在床底下。我心想這很了得嘛！他說，他決定把這些稿子都燒掉！我吃了一驚，便問他這是幹嗎？張煒說，守著這些作品會叫人變懶，叫他隻往後看，不往前看，誰來找他約稿，他在這些舊稿子裏翻翻，就給人一篇，這樣不行！我覺得他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後來他又來找我，說都燒了都燒了，當了冬天點爐子的引火紙，可用了些日子。叫當時看到實況的山東師範大學的宋遂良教授直呼可惜。他又拿出一遝稿子，說燒雖燒了，也沒徹底燒，還是從裏麵挑了些好的留下做個紀念。這二十多萬字的稿子就由我出了書，便是《他的琴》，我意識到這些書稿對他的意義，還給他做了精裝——這部書最近又由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重新出版——這是後話。”劉海棲：《從〈獅子崖〉出版想到的》，張煒：《獅子崖》，山東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1—3頁。

短篇小說集《他的琴》的出版，不僅具有保存張煒早期作品之功，也可以讓我們集中、方便地看到張煒早期作品的麵貌。那麼，有些書稿當時燒掉了是不是有點可惜呢？我們在前麵已有論及，並完全同意劉海棲的觀點：“也許那些書稿沒有被當作引火紙燒掉，張煒也就不會成為今天的張煒了。”劉海棲：《從〈獅子崖〉出版想到的》，張煒：《獅子崖》，山東教育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3頁。

由張煒的“焚稿”，我們也記起了文學史上那些類似的故事。俄國作家果戈理二十歲那年，出版了處女作敘事詩《漢斯·古謝加頓》，但作品不僅沒受到歡迎，還招來了不少批評和嘲諷。果戈理痛定思痛，便從書商那裏收回了全部存書，付之一炬。他還曾把長篇小說《執政》和喜劇《三級符拉基米爾勳章》的稿子燒掉。《死魂靈》第二卷，他至少燒過三次，其中一次就在他死前兩個星期。果戈理說：“我之所以燒掉《死魂靈》第二卷，是因為需要這樣做，‘不死豈能複生’，……當火焰剛剛吞噬了我寫的書的最後幾頁，它的內容便突然以淨化和光明的形式重現出來，就像從篝火中飛出的不死鳥，於是我猛地看到，我先前認為已很完整與和諧的東西是多麼的雜亂無章啊！”法國詩人貝朗瑞也在自傳中說：“再沒有什麼東西比勇敢投入壁爐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啟發一個作家了。”參見且閑齋主：《焚稿》，《且閑齋閑話》，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2—13頁。

張煒當年焚稿時，也許知道、也許並沒有聽說過果戈理和貝朗瑞的故事，但他們對自己作品的要求之嚴都是相同的。那種將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付之一炬的勇氣，很令人敬佩。這些，也都是足以載入文學史冊的佳話。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作家之所以能夠創作出不朽的傑作，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極其嚴格，並且有投身烈火、浴火重生的勇氣。

張煒短篇小說集《他的琴》中的作品，大多是發生在林子裏和海邊的故事，有些是他親身經曆的虛擬和演繹，有些是他聽來的神秘傳說，即那些成人世界裏的故事。這些作品雖然稚嫩、簡單，但多少都有一些浪漫氣息和誘人色彩，有些詩意。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感到，詩意和美，是張煒開始嘗試文學創作時的明確追求。縱看他的文學發展軌跡，這也是一條貫串始終的主線。

另外，這個集子裏的一些作品中，開始出現了他後來反複吟詠的“蘆青河”。這條河最早出現在他1974年6月寫下的《槐花餅》中，其後又在《花生》《夜歌》《造琴學琴》《下雨下雪》《悲歌》中出現。這條河從林中穿過，一直通向大海。後來，隨著它名氣越來越大，漸漸成了張煒故地書寫的一個象征，成了一個作家對一方土地最為精彩的命名。

有些篇章，如《他的琴》《石榴》等寫到的家族故事，《自語》《悲歌》《公羊大角彎彎》等寫到的世事不平、人間冷暖，也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而《鑽玉米地》中寫到的玉米地裏發生的神奇故事，則呈現出一種濃厚的地域文化和民間文化色彩。這些故事看似荒誕不經，其實有著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的社會內涵，讓人深思。

陳思和在研究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文學史時，提出了一個“潛在寫作”的概念。所謂的“潛在寫作”，就作品而言，是當時沒有發表，但在若幹年後又發表了的；就作家而言，是創作的時候明知無法發表仍然堅持創作的。其中，“（20世紀）70年代以後，‘文革’的瘋狂性稍稍受到遏製，但荒誕性則如桃偶登場，層出不窮，導致了一批中學畢業的知青在生活實踐的磨難中早熟，楊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廖亦武編的《沉淪的聖殿》等書中提供了這批後來構成潛在寫作主力的青年詩人和小說家許多可貴的材料。老作家在70年代以後也開始在各種困難的環境裏秘密寫作，穆旦的詩歌、豐子愷的散文、朱東潤的傳記文學，等等，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在潛在寫作裏慢慢地聚攏起來，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文學最高藝術境界。70年代民間的文學創作浩浩蕩蕩，從反映上山下鄉命運的‘知青文學’雛形到流傳在社會中的各色手抄本與口頭創作，即使在‘文革’毫無自由可言的環境裏，仍然以其粗糙、野性、活潑的創造形態，生氣勃勃地生長著”陳思和：《試論當代文學（1949—1976）的“潛在寫作”》，孔範今、施戰軍主編，陳晨編選：《中國新時期新文學史研究資料（中）》，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272—273頁。。

張煒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因尚處於學習、練筆階段，可能還不符合陳思和“潛在寫作”的範疇，但它們又的確是一種“潛在寫作”，因為它們與當時的“流行文學”有著不同的質地。這些作品雖屬嘗試，但也在慢慢為張煒的文學大廈奠基。

第四節遊走生活

一

熟悉張煒及其作品的人都知道，遊走，既是他的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他文學創作的原料。他的作品中寫到的人與故事，很多都是在遊走中映入他的眼簾和腦海的。他是在遊走中長大成人的，甚至始終都在遊走。後來，即使身體的遊走少了，心也沒有停止遊走。

對此，張煒曾有清晰的自述，並將自己的遊走細分為四個階段：一是少年階段；二是少年到青年的過渡時期；三是1984年7月離開山東省檔案館調入山東省文聯創作室之後，圍繞寫作《古船》的社會調查，以及前前後後的行走；四是1987年11月到龍口掛職之後，直至2010年完成“大河小說”《你在高原》。此後，他的遊走才慢慢少了下來。

少年階段，是張煒遊走的開始。這與他出生在海邊林子裏有關，也與他的家庭環境有關。不過，因為年齡尚小，他的活動範圍不可能很大，主要就在那片海灘平原上。張煒說：“那個時候很孤獨，有時候不跟家人在一起，父親又不在身邊，個人遊曆的範圍、廣度和深度是有局限的，也就是在登州海角的林子裏、海邊加河邊，跟獵人、打魚的人、采藥的人接觸比較多。這可以看成我少年遊曆的前奏，也是一個組成部分。”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89頁。

因為孤獨、童趣、好奇，張煒小時候與別人的性格是不太一樣的；又因為長期生活在林子裏，也形成了他與別的地方的孩子不同的知識結構。張煒說：“比如關於植物、動物、林子、海洋、漁民的生活，包括地質隊員的生活、流浪人的生活，像獵人、采藥人，我對這一部分人的生活內容的了解，和關於他們的知識，可能要比一般少年要多。如果說這一範圍不大的遊曆也很重要的話，那麼它就意味著為後來文字的長途跋涉和身體的長途跋涉構成了一個基礎、一個開端。這是少年的遊曆，這中間我也曾到南部山區去過，但是時間比較短暫，範圍仍然局限在登州海角那麼一個範圍。這是第一個階段。”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89頁。

這個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在他初中畢業之前，也就是1970年8月之前。嚴格地講，他這個階段的“遊走”還算不上真正的遊走，因為他還在外祖母和家人的看護之下，在學校的約束之下。正如張煒自己所說，它的重要性在於“為後來文字的長途跋涉和身體的長途跋涉構成了一個基礎、一個開端”。這中間他的南山之行，大概就是與那個初中同學去南山尋找文學“老師”。

二

張煒真正的遊走生活是在初中畢業之後，這被他稱為第二個階段。這是張煒從少年到青年的過渡時期。我們知道，這一時期他因初中畢業不能升入高中，曾在燈影史家學校校辦工廠做過工；後來進入高中，整個教學秩序也不是特別正常；高中畢業後，又開始了遊走生活。

他這一階段的遊走，已經離開了那片熟悉的海灘平原，主要是在包括棲霞在內的南部山區。原因當然並非自願，而是為生活和環境所迫。張煒後來曾說：“我不得不離開林子裏的家，一個人到南部山區遊曆。那是被生活所迫的離去，從此遊曆的範圍就特別開闊了。比如經常翻越很大的山，翻越膠東屋脊（棲霞市境內），西到膠萊河，南到琅琊台，東到榮成角——就是那個有名的‘天盡頭’。”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出版，第390頁。

起初，是被父母送回棲霞老家跟隨叔父生活，但他在那裏沒待多久就離開了，開始了獨自一人的山地遊蕩。他的離開，除了在叔父家不習慣之外，或許還有那些山地文友的吸引。不過，一個少年對家鄉、對親人的思念卻是無法消除的。汪家明先生曾經寫道：“每年冬天，他攜幹糧包裹，步行回家探親。路途百裏，獨自一人，山梁山穀，晨光暮色，野林驚兔，有時大雪紛飛。這對於一個生活敏感的少年來說，是刻骨銘心的經曆。”汪家明：《〈秋天的思索〉序》，張煒：《秋天的思索》，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2頁。

山地奔波是艱苦的，艱苦的生活也讓他遭受磨礪、快速成長。後來，張煒在散文《綠色遙思》中寫道：“我曾經一個人在山區裏奔波過。當時我剛滿十七歲。那是一段艱難的日子，當然它也教給我很多很多。……當我今天回憶那些的時候，總要想起幾個絢麗迷人的畫麵，它使我久久回味，再三地咀嚼。記得我急急地頂著烈日翻山，一件背心握在手裏，不知不覺鑽到了山隙深處。強勁的陽光把石頭照得雪亮，所有的山草都像到了最後時刻。山間無聲無息，萬物都在默默忍受。我一個人踢響了石子，一個人聽著孤單的回聲。不知腳下的路是否對，口渴難耐。我一直瞅準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聽人說翻過它也就到了。我那時有一陣深切的憂慮和惆悵泛上來，恨不能立刻遇到一個活的夥伴，即便一隻貓也好。我的心怦怦跳著。後來我從一個陡陡的礫石坡上滑下來，腳板灼熱地落定在一個小山穀裏。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清澈透底的亮水，是彎到山根後麵去的光滑水流。我來不及仔細端量就撲入水中，先飽飽地喝了一頓，然後在淺水處仰下來。……水在上麵滑過，永無盡頭地刷洗，有一尾黃色的半透明的小魚臥在熔岩上，睜著不眠的小眼。細細的石英砂浮到身上，像些富有靈性的小東西似的，給我以安慰。就是在這個酷熱的中午，我躺在水裏，想了很多事情。我想過了一個個的親屬，他們的不同的處境、與我的關係，以及我所負有的巨大的責任。就是在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年輕極了，簡直就像熔岩上的小魚一樣稚嫩，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成長，可以往前趕路。’不久，我登上了那座山。”張煒：《綠色遙思》，《張煒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98—99頁。

他還曾在山間孤屋裏夜宿，並為自己能夠戰勝荒野的孤獨與恐懼自豪。張煒寫道：“因為我們的那一幫誰也沒有見過真正的山。我已經在山裏生活了這麼多天了，並且能在山野中獨處一個夜晚。這作為一個經曆，並不比其他經曆遜色，因為我至今還記得起來。就是那個夜晚我明白了，寬闊的大地讓人安怡，而人們手工搭成的東西才裝滿了恐懼。”張煒：《綠色遙思》，《張煒文集》第29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99—100頁。

張煒回憶，這個階段是“初中之後，大約有幾年的時間，這中間又返回海邊的一個高中讀了一段，後來又回到了南部山區。當高考製度得以恢複，我就在南部山區參加了一個補習班，突擊了數學。語文和曆史考得很好，地理也不錯，但是數學不及格，因為沒有好好學過。那時候考學多難，文科就更難了，與我們對決的不是別人，正是可怕的‘老三屆’”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90頁。。升入大學意味著第二階段遊走生活的結束。也算是老天有眼，讓這個年輕人進入了大學的校門，要不然他的生活就會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樣子了；即便能夠成為一個作家，作品也會是另外一種風貌。

當然，張煒能考上大學，最根本的還是靠自己努力。他的求知欲望是十分強烈的。初中畢業之後，他一直在尋求繼續讀書的機會，即便在南山遊蕩的艱苦歲月中，他在想辦法填飽肚子、活下去的同時，也一直沒有忘記、沒有間斷讀書。在他的背囊裏，始終裝著自己的教科書和所愛的文學作品。在參加高考時，他的語文、曆史、地理等科目能考出好成績，不是偶然的。雖然數學經過突擊補習還是沒考及格，但並沒有影響他如願入學。

三

這一階段的遊走生活對張煒最大的幫助，可能就是使他經受了磨礪、開闊了視野。從他的自述來看，他的遊曆範圍是很廣的，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乎走遍了整個膠東半島。從他接觸的人來說，有散居各處的山裏人，有形形色色的文友，也有流浪漢。這些都是他原來不曾接觸或很少見到的。而且，他要在遊蕩中填飽肚子，就得學會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了解風俗，熟悉民情，這方麵的知識完全不是書本上能夠學到的。同時，膠東半島的山川大地也慢慢地進入他的視線，並被他的腳步丈量，這份收獲同樣是巨大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我們雖然無法計算張煒當年走過的路程，但連接起來一定是一條長長的、曲折的、縱橫交織的路線。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唐代詩人那些關於壯遊的詩篇。

張煒說過：“這是我一輩子最深刻的遊蕩記憶。很多的痛苦、歡樂，成為寫作的情感和生活的資源。有時候作品的內容可以變一下，但是寫的常常是那時候的感觸。”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出版，第390頁。事實也的確如此，如果沒有這種深刻記憶，他就很難寫出《遠河遠山》中那個跋山涉水的“我”，很難寫出《醜行或浪漫》中不斷奔跑的劉蜜蠟，也不可能把《你在高原》中的主人公寧伽塑造成一個地質工作者——即使他能借助童年時代關於地質隊員的想象，把寧伽塑造成一個地質工作者，也隻能是一個平原上的鑽探隊員，更不用說他對山地地質、土壤、動物、植物、建築、勞動、民俗、風情的書寫了。

對於一個尚處於求學階段、涉世未深的文學少年來說，這時到處尋找新的文學夥伴，成了他遊走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尋訪文友的急切和找到文友的喜悅，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遊走中的寂寞，讓他得到了另一種形式的溫暖和快樂。除此之外，主要的享受和安慰就是讀書了。

張煒後來曾經回憶：“我上大學之前沒能成功地拜師，卻得益於形形色色的文友。這是一想起來就要激動的經曆。那時我在山區和平原四處亂跑，吃飯大致上是馬馬虎虎，有時居無定所，但最專心的是找到文學同行。我在初中時的文學夥伴離我很遠了，並且他常常有心無力，漸漸知難而退了。一說到寫作這回事，無論是山區還是平原的人，他們都叫成‘寫書’，或者叫成‘寫家’，說：‘你是找寫書的人啊，有的，這樣的人有的。’接著就會伸手一指，說哪裏有這樣的人。……不論這樣的人住在多麼遙遠的地方，我隻要聽說了，就一定會去找他。”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48頁。這些“寫家”，有的在鄉村，有的在縣城；有的是當地的通訊報道員，有的是寫家譜的人，還有的是一個村子裏的極少能拿起筆杆的人，即便是真正的文學創作者，也還停留在起步階段。但在那時，他們也就是張煒能夠找到的最好的朋友了。

他見過的一個老“寫家”，是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白發白須，不太願意說話。當他翻山越嶺找到他時，那位老“寫家”正在寫一部已經寫了好幾年的“三部曲”。他給這個老“寫家”讀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很高的評價。

還有很多“寫家”散落在山區和平原，散落在鄉村和城市，有貧窮的也有富裕的，有年紀大的也有年紀小的，他們都酷愛文學，不光寫詩歌、散文和小說，還寫戲劇。他們寫出的劇本，有時就在自己的車間或村子裏上演。有一次，他被一個山村裏的黑瘦青年邀請，去看村裏上演的那個青年編排的一部大戲。還有一次，他住在一個小村裏，房東剛十七八歲的女兒恰巧就是一個“寫家”，已經在公社廣播站播發了好幾篇稿子。她平時愛說愛笑，但一投入寫作就會邊寫邊流淚。

他所遇到的一個最大的“寫家”，是在半島平原地區，住在一所空蕩蕩的青磚瓦房裏。他們一見麵，那個“寫家”就找出了一捧地瓜糖，他們一邊嚼著一邊就進入了“文學”。大“寫家”著急地給他讀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太多了，一摞摞積起來有一人高，字數無法計算。因為寫作，妻子與他分手，但他認為這也是值得的。

這些“寫家”都讓張煒難以忘懷，幾十年之後他還在打聽他們的消息：有的遠離了文學，有的不知下落，有的去世，有的過著並不幸福的生活。那個最大的“寫家”，後來做了一家公司的老板。張煒見到他時，雖然年紀很大了，他仍留著板寸頭，兩眼炯炯有神。問起他的書寫得怎樣了，他說：“書？好辦。等我掙足了錢，就把它們印出來，印成全集，精裝燙金！”說著，他還伸直兩臂比畫，那就是全集的規模。參見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48—53頁。這個大“寫家”，有點張煒長篇小說《艾約堡秘史》中的主人公淳於寶冊的影子。

張煒說：“文學讓我們珍視友情，朋友之間，師生之間，所有的情誼都不能忘記。僅憑這一點，文學也是偉大的。”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張煒：《遊走：從少年到青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53頁。是的，這是他這個階段遊走生活中的最大亮色和最美記憶，也讓他更加感受到了文學的偉大和魅力，更加緊密地靠近了文學。

四

在張煒這個階段的遊走生活中，還因為文學、因為以文會友，有了一場奇遇。他有緣結識了一位愛好文學的當地領導，得到了很多令他意想不到的關照：讓他住在一座好房子裏，下鄉時還帶上他。

有一次，他們到了一個小山村，那位領導突發奇想，對張煒說：“你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就不能幫村裏搞個工業？”這突然一問，讓張煒想起了在校辦橡膠廠的“從業”經曆，於是就向那位領導和小村裏的人提出了這個建議。沒想到這個建議順利通過，他們就在村外河邊找了塊空地，到山上開了一堆石頭、砍了一些樹，很快把廠房建起來了。

怎麼解決橡膠廠的機器問題？這個小廠的最終結果如何？張煒後來有著詳細記述：

難的是機器，它叫“硫化機”。這個問題把我擋住了。我那時想，它不是人造的嗎？能不能想法慢慢造出一台機器呢？我想到這裏，就急急地翻越大山，返回了平原上的那個校辦工廠，仔仔細細地把屋裏的機器觀察度量了一番。出了廠門，我還請教了當年去工廠拉機器的人，因為他能夠憑記憶說出一些正在製造的機器的模樣。那幾台硫化機能生產一些小型橡膠製品。

可是當我去城裏的工廠聯係造機器時，他們馬上問：“有圖紙嗎？”我垂頭喪氣地走開了，半路又折回，到書店買了一本機械製圖的書。這期間我又跑了東部一座大城市，看了好幾家大大小小的橡膠廠。我發現，即便是像樣的廠子，也少不了使用手動的機器，那時還不全是電動液壓的。我在短時間內搞通了一點繪圖，並畫出了一本子圖紙，可是送到城裏加工機器時，他們全都拒絕了。沒有辦法，最後隻好找離山村不遠的鄉辦農機廠，這些粗漢拿過圖看了看說：“沒什麼，機槍咱都敢造。你在邊上蹲著，咱不明白的就問你。”

一個星期後，機器真的造好了。因為要試壓力，他們不舍得那麼多瓶氧氣，我就和趕車的人把機器拉到了大沙河套子裏，先將氣包灌了水，再墊上石頭，用柴火燒了半晌。直燒到二十多個大氣壓，氣包還沒有爆裂，就說明合格了。這在今天看起來是多麼冒險的行為，想一想都後怕。可是當年一點都沒有猶豫就那樣幹了，可見年輕人顧慮少，思想負擔也就少。社會上有許多事情總是需要年輕人衝上去，這可能就是主要的原因了。

工廠開起來了，上班三三製，竟然在兩年時間裏紅紅火火賺了不少錢。當年造機器和出差的錢，都是小村人一元一角湊出來的。兩年後開始高考我就上學離開了，工廠的情況就不太清楚了。有一次在學校閑聊文科與理工科的事，我隨口說了“造過兩台機器”，一位同學就嗤笑說：“大概是木頭紮的吧。”我強調是鐵的，“還有兩個儀表”。同學就再也不笑了。

更有趣的是，多年後我掛職到海邊小城，有一天聽說某個村子的工業搞得不錯，就去參觀。我看到了一個小型橡膠廠，精神馬上集中起來。幾個女工分別在一台四輪和兩輪手動硫化機前忙著，我再也挪不動腿了。隨行的問我：“你愛好這個？”我沒答，隻問負責人這兩台機器的來路。對方答：“從南山買來的。那裏的廠子不幹了，兩台機器扔在牲口棚裏，我們隻以廢鐵價就把它們買了來，修巴修巴還不照樣用？”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361—362頁。

這段“造了兩台機器”的經曆和張煒在校辦工廠的經曆，看似與他的文學沒有關係，其實不然。首先，這兩段經曆都使他在動蕩歲月和動蕩生活中找到了一個安居之所，可以暫且安身，算是人生之幸。兩次幸運又都是文學帶給他的，自然也就增加了他對文學的情感和忠誠。其次，他親身體驗了當時的“工業”生產勞動，這對他的文學創作不無助益。最後，也是更重要的，他在青少年時代就造過“兩台機器”的不可思議的“壯舉”，也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了他對理工科、對技術的神秘感，不至於讓他在後來的技術主義時代走向技術崇拜，而能夠始終對此保持清醒、理性的認識。所有的日子都是值得的，對一個作家尤其如此。

張煒說：“兩年後開始高考，我就離開了。”那麼，他造這兩台機器的時間，應該是在他1976年黃縣鄉城高中畢業到1978年考入大學之間。隨著這個階段遊走生活的結束，一段新的生活、一個新的世界將在他的麵前展開。他在文學征程上一路蹣跚走來，就要走進一片新的天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