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家族記憶

一

一方土地的地理文化因素，對一個作家影響深遠；他自身的家族血脈，同樣也是不可忽視的。了解他的家族情況，我們需從他的原籍說起。

張煒的原籍，是與龍口市相距不遠的棲霞市。兩市雖然境域相連，但地理環境大不相同。棲霞是煙台轄域內唯一一個不靠海的、典型的山區市，境內高山層疊、丘陵連綿，據說有大小山峰兩千五百餘座。其中，東部牙山和西部艾山兩大山係構成了境內的地形脊背，此脊素有“膠東屋脊”之稱。參見山東省棲霞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棲霞縣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頁。

張煒的老家是艾山以西的蘇家店鄉潘家店村。這裏地處棲霞西北部，距離棲霞縣城二十多公裏，與龍口市西南部接壤。他們村東也有一座山，山尖“形如蠶蔟”，故名蠶山。這座山孤峰拔起，峰上壘峰，當地有“蠶山戴帽，大雨來到”的說法。參見山東省棲霞縣誌編纂委員會編：《棲霞縣誌》，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91頁。張煒後來曾到這裏遊走、訪察，認識了當地的一位戰鬥英雄，看到了一座很大的烈士陵園。他和朋友還在山頂上找到了一種叫“脆骨石”的發青發白的石頭。朋友告訴他，當年挨餓的時候，他們就上山找過這種石頭吃。這座家鄉的高山，曾多次出現在他的作品中，並在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中被他改成了“砧山”。這應該是張煒對家鄉的想象和懷戀。我們還可看到，張煒雖然不是出生在這裏，但他一直把自己看作棲霞人，而把龍口看作出生地。這是由中國人深厚強大的家族觀念決定的。

不過，這個地方也隻能稱作張煒的原籍，或者稱作他父親的故鄉。因為早在張煒出生之前，父親就因逃避戰亂離開了這裏。他先是得到一位在青島的本家叔叔資助，在那裏經商，後來則多在東北的沈陽、大連等地從事商貿活動，並來往於東北和龍口小城、龍口港之間。他在龍口小城認識了張煒外祖父一家人，並與張煒母親結婚，住在位於龍口小城裏的外祖父診所的大院裏。

張煒的外祖父，是龍口小城裏的一位名醫，在那裏開了一個不小的診所。他年輕時也曾到東北的沈陽、哈爾濱等地謀生，並在那裏學了醫，其中一位老師還是荷蘭人；後來到龍口小城安頓下來，在那裏行醫。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還熱衷於飼養各種動物，並渴望將來能在小城裏辦個動物園。據說他飼養過的動物很多，甚至有羚羊、龜和大蟒。他又是一個接受了新思想洗禮的、充滿熱情的愛國者，這讓他非常注重孩子的培養。

這裏不能不提到黃縣的一個著名人物徐鏡心，也就是長篇小說《獨藥師》中徐竟的原型。辛亥革命時期，作為黃縣籍的“革命巨子”，他是最早與孫中山交往的山東同誌之一，曾任中國同盟會北方支部支部長兼山東分會主盟人，當時就有“南黃（興）北徐”之稱。民國後曾擔任國民黨山東支部理事長，因反對袁世凱獨裁專製被殺害。又有“南宋（教仁）北徐”之稱。我們現在雖然不能確定張煒的外祖父與徐鏡心是否有過聯係，但他對徐鏡心應該是熟悉並敬慕的。他後來將女兒也就是張煒的母親送入學校學習，那所學校的前身就是徐鏡心在1906年左右創建的一所女校。那應該是當年徐鏡心在自家油坊裏創建的坤元女校，後來屢毀屢建，校址不斷遷移，校名也時有變化，但徐鏡心創立的教育根脈還是得到了長久的延續。抗戰初期，張煒的外祖父因支持和組織抗日活動，為抗日隊伍搞武器、藥品等，遭到一股不明身份的土匪伏擊，壯烈犧牲。他雖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但他身上的“革命性”卻是十分鮮明的。

張煒雖然沒有見過外祖父，也沒有直接得到過他的教誨，但大人們講述的外祖父的事跡卻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他聽大人說，“有一次他騎著馬外出，回來的路上遇到了伏擊，那是一次暗殺。結果隻有他的大馬回家了，它進門後就用頭去磕打木台階，家裏人覺得非常怪，一摸馬背上有血……外祖母和母親跟著馬出門，後來發現外祖父倒在一條路旁。這件事情讓我永遠不忘。”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1頁。張煒告訴我們，小時候大人經常對他和他姨家的孩子說：“你們長大後能成為像你姥爺那樣的人就行了。”

張煒在1976年寫於棲霞、1982年改於濟南的短篇小說《石榴》中的那個“外祖父”形象，或許就有一點他的外祖父的影子。在這篇作品中，他把“外祖父”塑造成了一個扮作商人的革命者；他還寫到了一座港口小城，寫到了“外祖父”與港長的複雜關係、“外祖父”與“姥娘”的相愛與結合、“外祖父”的失蹤和被殺，具備了後來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曲府”故事的雛形。長篇巨著《你在高原》1988年開始動筆，曆時二十二年得以完成，實際上它的構思從很早就開始萌芽了。

1979年，他還在煙台寫下了短篇小說《老斑鳩》，通過小說人物“外祖母”的講述，記下了另一個人物“外祖父”的經曆：“你外祖父也是個有錢人，可他就是個好人……那年鎮上過好隊伍，也過壞隊伍，他給好隊伍治病，壞隊伍恨他，就把他殺了，還燒了他半個診所……”張煒：《老斑鳩》，《張煒文集》第2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59頁。這些文學虛構與想象，自然不能與現實混淆，但其中大概也有些真實印記吧。

作為一個小城名醫之家的成員，張煒的外祖母、母親、父親和姐姐都能讀書識字，他們對張煒童年時代的閱讀產生過重要影響。這可能是外祖父給張煒留下的一筆最為重要的文化遺產，尤其是外祖母，堪稱張煒的啟蒙老師。這個家庭，應該是與張煒父親在棲霞鄉下的老家有所不同的。那個家庭，可能是一個山鄉農民家庭，而這個家庭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城市知識分子家庭。雖然後來因為世事變遷，這個家庭命運多舛，男主人遭到暗殺，其他成員被迫離開龍口小城到海邊叢林尋找生路，但他們的文化血脈卻沒有因此中斷。張煒說，當年他們被迫離城而去時，外祖母還不忘帶上一箱書。可見其深厚的文化傳統和良好的家風傳承。

這一點對張煒的成長十分重要。這個在海邊叢林裏長大的孩子，自小生活在一個孤獨寂寞、受人歧視的環境中，之所以沒有長成一個性格頑劣、桀驁不馴的“野孩子”，或者一個自卑自怨、自暴自棄的“多餘人”，與他外祖父一家的家庭文化傳統和良好文化教養，與他的家人對他的教育熏陶有著極大的關係。一個人的精神養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來源於血脈、來源於書本的。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張煒堪稱一個“大閱讀者”，他所讀過的古今中外經典不計其數。這種閱讀習慣的養成，顯然也來自他的童年、他的家庭。就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來說，童年時代就有這樣的閱讀機會和閱讀經曆的，是比較少的。這樣的家庭氛圍、閱讀經曆，加上他的海邊叢林生活，以及彌漫於半島地區的方仙道文化的浸染，構成了張煒獨特的童年，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學基礎和情感傾向。

2020年3月，在全球“新冠”疫情肆虐期間，我們與遠在加拿大的文學評論家、張煒當年的忘年文友趙鶴翔先生跨洋討論張煒的文學創作，他談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在龍口見到張煒父母時的印象：父親一米八以上的個頭，沉默寡言；母親慈眉善目，談吐清麗淡雅。趙鶴翔先生記得，母親一邊說著張煒小時候讀書的事，一邊還從窗台下和床底下拖出兩個紙板箱子，裏麵裝滿了張煒用鋼筆寫下的手稿，字跡密密麻麻。趙鶴翔先生說，20世紀80年代末他再去龍口時，張煒的父親已經去世。張煒母親2019年8月辭世，享年一百零三歲。在跨越一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裏，這個當年“談吐清麗淡雅”的老人，不知經曆了多少人間風雨。她能培養出張煒這樣一個作家，應該也是含笑無悔的。

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一段風雲變幻、動蕩不安的特殊歲月。在那樣一個時代，張煒的外祖父和父親兩家人都經曆了難以預料的生離死別、顛沛流離之苦。父親後來與母親走到一起，算是獲得了暫時的安穩。但隨著外祖父被暗殺，診所大院也就漸漸冷落下來。他們一家在龍口小城難以立足，就委托外祖父的一位故舊在海邊買了一塊荒地，舉家遷往那裏。

他們一家遷入海邊叢林的時間，是1948年或1949年，是張煒出生前七八年的事情。當時的情況應當是相當嚴峻的，他們最後落腳的海濱叢林，實際上就是一片荒野。林海茫茫，荒草叢生，野獸出沒，無助孤單，但也隻有這裏才可以讓他們獲得短暫的休養生息。他們就在這片荒原林子裏紮下根來，依靠外祖父故舊事先搭建的幾間小泥屋，暫且遮風避雨；植樹種果，開荒種地，艱難生存。他們是這片林子裏唯一的人家。

但這種狀況並沒有持續多久，因為隨後就建起了國營園藝場，他們一家辛苦栽植的小果園被劃入了園藝場中，成了它的一個小小的角落。父親在動蕩歲月裏蒙冤受難，被迫前往南山水利工地，一家人失去了主要的勞動力；小果園被吞並，又失去了基本的生產和生活資料。外祖母、母親和姐姐，孤兒寡母，艱難度日。更加讓人窘迫的是，被占去了小果園的一家人，卻不能成為這個園藝場的一分子。母親隻被安排了一個園藝場臨時工，一般一周才能回家一次，家裏隻剩下外祖母照看家庭和孩子。

那個南山水利工地，就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興建的煙台王屋山區大型水利綜合工程，包括修建王屋水庫和修路、開渠、鑽打山洞等各項配套項目。整個工程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才告結束。

這就是張煒出生前的基本家庭狀況。這樣一家人的處境是多麼艱難：他們早已被迫離開城市，失去了城市居民的資格；辛辛苦苦建起的小果園被強占，卻沒有被賦予相應的園藝場工人身份；因為住處不靠近哪一個村莊，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農民。他們落入了時代的縫隙之中。

張煒後來回憶：“我一睜眼就是這樣的環境：到處是樹、野獸，是荒原一片，大海，隻很少看到人。父親長年在南部山區的水利工地，母親去園藝場打工。我的大多數時間與外祖母在一起。滿頭白發的外祖母領著我在林子裏，或者我一個人跑開，去林子的某個角落。我就這樣長大，直到上學。”張煒、趙月斌：《張煒訪談：茂長的大陸和精神的高原》，趙月斌：《張煒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283頁。這是一個在時代縫隙裏長大的孩子獨有的生活軌跡。

三

這種模糊身份，必然影響到一個孩子的心態，讓他產生一種不踏實、不穩定的漂泊感，一種孤獨感和疏離感。隨著張煒一點點長大，他會慢慢知道自己家庭的與眾不同，知道因為父親給家庭帶來的痛苦和麻煩，並因之產生一種牢固的童年經驗，深藏於心，影響終生。

於是，他隻能在緊張的人際關係之外尋找一種新的心理平衡，那就是在外祖母、母親和姐姐那裏獲得知識與溫暖，在自然萬物之中尋找理解和同情。因為他除了自然和書本，幾乎沒有多少可以暢所欲言的朋友，他得到更多的是冷眼、歧視、蠻橫和霸道。在他後來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出的對溫暖、美好情感的熱情讚頌和強烈渴望，與自然萬物的情同手足、互愛交融，以及對人間醜惡的強烈義憤、絕不寬容，都與他的童年生活經曆不無關係。他甚至認為，動物比人更可靠、更容易親近，自然世界比人類世界更讓人輕鬆愉快。

張煒後來曾經寫出了一些被認為是自然文學、生態文學甚至環保文學的作品，我們結合他的童年生活經曆就會知道，這樣理解顯然失之淺顯了。因為這對他來說並非有意為之，而是一種從小就形成的情感傾向。張煒曾說：“‘自然生態環保文學’這個概念，我幾乎沒有想過。因為文學在我這裏就是文學，它們不會從題材上區分得這麼清楚。作家關心的主要是人性，是生命中激越的詩意。是社會的不公平，苦難和愛情，是這些。”張煒：《時間裏的神秘蘊含——答香港〈讀書好〉》，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53頁。

他對自己的童年經曆，也沒有什麼抱怨和不滿，甚至還從中發現了一些難得的好處。後來，他在回顧總結了諸多中外作家痛苦的童年生活經曆後，充滿感慨地寫道：“有一些孩子的確是比較沉默的，是旁觀者。對普通人而言，一般來說這未必是好事，他會有心理障礙，交流不暢，融入社會的能力很差，甚至變為人生的大忌。但是在作家這裏就未必如此，有時候非但不是大忌，還有可能是一個不可替代的長處。他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去克服一些心理上的障礙，轉化自己的‘弱項’，於是在這個過程中就變成了一個思考者、察省者，甚至是未來的宣講者。作家在童年擁有的特殊視角，真的會影響一生。他早早將自己置於對集體的審視位置，保持一種疏離的關係，找到了暗自舒展自我的機會，也獲得了更多判斷和比較的機會。作家有時處於邊緣地帶是一件幸事，因為超脫與距離，對他來說很重要，旁觀者的身份，也具有深長的意味。”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7—8頁。在這方麵，他也是有切身感受的。

張煒甚至認為，這種“疏離感”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非常必要的，“即使有人小時候過得熱鬧，好像得意、順心和幸福，但不久之後也會補上‘疏離’這一課”。他借蘇東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例子，說明“如果沒有這樣的視角的切換，他們對社會與人生的很多問題都難以看得更加清晰。許多時候作家需要是一個熱情的參與者，但更多的時候也還需要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熱烈與參與是一度的，退離和冷寂則是長期的。這是作家工作的特質，也是心靈的特質”。參見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9—10頁。

看來，一個人的童年是幸還是不幸，得看他將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對於張煒來說，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這樣的童年又是幸運的。

四

張煒一家輾轉來到海邊林子裏時，棲霞老家還有他的叔父和別的一些親人。在他出生之前，叔父曾經來過這片林子，來過他們家。這是後來外祖母告訴他的。“那時她說有一個大果園，一角上有三五棵梨樹和桃樹被流沙埋住了，就由我從山裏來的年輕的叔父用筐子將它們一點點提走，解放出一棵棵的果樹來。後來又淤塞了，叔父又從南山趕來，再一次把它們提走……那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張煒：《文學討論會（濟南，1985年11月，〈黃沙〉討論會）》，張煒：《周末對話》，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0頁。

那時，他的父親不在家，叔父就抽空趕來幫忙幹些重體力活了。叔父到這裏要翻過橫亙在龍口和棲霞之間的高山，要走很長的路，但不論多高的山、多長的路，都割斷不了血脈和親情的聯係。他雖然沒有見過叔父年輕時的樣子，但從外祖母的口氣裏，他聽出了感激和敬佩之情。後來張煒在中篇小說《黃沙》裏塑造了一個“坷垃叔”，一張口便是“它們淤滿了，我就把它們再提走。我使的是土筐，一筐一筐把它們提走了……”張煒：《黃沙》，《張煒文集》第22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頁。。這裏麵可能就有一點叔父的影子。

張煒長大以後，因為社會環境和生活所迫，被父母送到棲霞老家投奔叔父。但在海邊叢林中長大的張煒，很難適應那裏的生活，在叔父家沒待多久就離開了，開始了在膠東半島上的遊蕩生活。張煒對棲霞老家的記憶是模糊的，但因是祖根所在，又一直無法忘懷。

在張煒的寓所裏，有一幅大大的彩照。照片近前是水灣、大樹和叢生的灌木，後麵是天空，是滿天彩霞。彩霞倒映在一灣碧水之上，上下天光，異彩紛呈。中間是凸起的一座金字塔形的高山，峰頂又再凸起，的確有點蠶繭的樣子。這便是張煒老家的蠶山。張煒非常喜歡這張照片，經常要向造訪的朋友介紹一番。他內心深處那種“祖根”意識，應該是持久、強大的。我們看看一些關於他的介紹，也常常寫著“山東棲霞人，生於龍口”。老家棲霞，後來也與父親勞動的龍口南部山區連為一體，構成了他文學作品中“南山敘事”的主要地理空間。

第四節林中歲月

一

讓我們再回到那片林子之中吧，回到那片位於龍口西北部、瀕臨大海的荒原叢林，回到張煒童年和少年時代成長的地方。茂密的林子自生自長，長期保持了自然、原始的風貌。林子裏樹種很多很雜，最多最大的是橡樹和白楊樹，還有洋槐、合歡、柳樹、榆樹、椿樹、桃樹、梨樹，等等，靠近大海則是無邊無際的鬆林。這是一個樹的世界、草的世界、花的世界，也是一個動物的世界，地上跑的，樹上爬的，天上飛的，無所不有。這片林子，這片林中的那個小果園，小果園裏的那個小院，是張煒兒時的天地。

2018年3月，張煒曾經給我們手繪過一幅“少年時代環境還原圖”，來描繪他的故家和林野的狀況：在一片小果園裏，是一個樹木圍繞的院落，院落東南側有一個木柵欄院門。院落裏麵，是幾間北屋和東屋，呈拐尺狀；屋子西北不遠，是一座破敗的小泥屋。院落周圍是小果園。小果園東北緊連著國營園藝場，小果園就是那個園藝場的一角；西南方向，是龍口林場。這個小小院落，就處在國營園藝場和龍口林場之間的一片莽莽叢林之中。

從這幅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水渠從小院東側向北流去，穿過小果園和小院東北的國營園藝場，一直流向大海。這條水渠給這片林子帶來了無限生機，也給他留下了長久的回憶：“我們屋子的東邊，有一條水渠，它日夜嘩嘩流淌，奔向大海；渠底遊魚，清晰可辨。青苔、水藻，長年不斷。藻下有螺，渠岸上一排排洋槐樹臨水解渴，所以就越長越茂，夏天繁花似錦。”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6頁。張煒是一個善寫林中萬物、寫河寫海的作家，這大概是他童年見到的第一條河。

院落的北麵、西麵、南麵和東南麵，張煒用筆標出，是茂密的林子和林子裏的水泊。樹高林茂，幽深莫測，水泊就像裏麵明亮的眼睛。許多年後，他曾寫下過這樣動情的文字：“這片林子即便在白天進入也昏暗如陰，真正是遮天蔽日啊。橡樹、山楂在楊樹之間油黑堅硬。可愛的橡實結在樹上，引誘我們去攀援摘取。記得我們曾經把它誤認為板栗，放在火裏燒烤。成熟的橡實在沙地茅草間滾動，讓我們愉快地撿拾一個秋天。我們耳旁至今還響著風吹樹林的嗚鳴聲，響著林場工人的呼叫，響著姑娘們的亮笑。”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4—175頁。

隨著張煒的畫筆繼續往北，那裏的林子變得稀疏了，漸漸變成了起伏連綿的沙崗。不用說，那兒已經離海不遠了。張煒說，那誘人的大海離他家大概有五裏半路，但大人是不允許小孩子過早地接觸大海的。他第一次見到海，是在五歲的時候。五歲之前他幾次想去看海，都因路途遙遠曲折而沒能如願。童年和少年時代，對於這片沙嶺，他也曾有過許多神秘的想象：“這片林場的北麵就是連綿無邊的沙嶺，上麵長滿了無人管理的雜樹；這片雜樹間有無數新奇的玩意兒，好像裏麵有一萬種野果子也說不準。這片灌木林雜生著一株株喬木，似乎是更有誘惑力的去處。我們在林子裏迷路，那是常事。至於藏在林子裏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就數不勝數了。在那裏麵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如果說從沙嶺的叢林間走出一位仙女或者天上的老人，或者是一隻會飛的豬，都不算奇怪。”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5頁。

在這幅圖中，張煒還特意標出了位於龍口林場中的一個小村——西嵐子。這是離他們家最近的一個村子，但也要穿過長長的林中小路才能走到。這是一個由外地流浪人組成的小村，隻有二十來戶，人員大多來自遙遠的滕縣（今滕州市）。他們與當地人並不是一個風俗，甚至口音都有很大不同，但對幼時的張煒來說，西嵐子卻是一個神奇、美好的存在。因為他們家當年來到叢林時，也與流浪者無異，現在父親常年不能回家，家裏除了外祖母、母親和姐姐，平時能夠見到的隻有那些偶爾路過的獵人、采藥人和打魚人，他太渴望看到外麵的世界了。

張煒說：“因為孤獨，我常常穿過一片林子到小村裏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和小村裏的孩子們一塊兒捉鳥、捉迷藏。小村裏的每一戶人家我都熟悉——吃過他們的煎餅，喝過他們的水。”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頁。多年之後，他還依然記得小村裏麵的許多故事：他們拿出因海邊潮濕而發黴、長了綠毛的地瓜幹來晾曬；一個叫張啟祥的人，跋山涉水從滕縣老家背回了一個攤煎餅的鏊子；當地人看不起小村人，將他們輕蔑地稱為“”（一種劇毒海魚。作者在《九月寓言》中的原注），等等。這些，後來都被他寫入了長篇小說《九月寓言》中，張啟祥就是小說裏“金祥”的原型。

這個小村和他們家那個小院，現在早已不複存在了，張煒對它們十分懷戀。他曾說：“我小時候距離最近的那個小村，就是西嵐子，現在沒有了。那個地方後來采煤、建醫院、建城區，完全是一片樓房了。有一次上海的朋友來這裏，一定讓我想辦法找到過去生活的那片林子和房屋的位置。這很困難，全是樓房。我們在一所醫院那兒找到了原來的位置，他照了很多照片。西嵐子村，那一次我們也發現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動物園，有猴子在裏麵跳，朋友也拍了照片。總之，一切都變了。”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72頁。這段記述，也印證了這片海邊叢林的消失和變化。

二

如果對照張煒手繪的“少年時代環境還原圖”，張煒家的茅屋應該就是那座拐尺形的屋子。在張煒的記憶中，它們就像海邊農家那些常見的草房一樣，是就地取材建成的，“石基泥牆”，上麵“鋪了厚厚的苫草和海草”。外祖母還告訴他，這座茅屋是一家人專門為了迎接他的出生而修建的，因為家裏原來那座小泥屋實在太小了，不足以迎接一個“新人”的到來。參見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3—4頁。

聯係張煒一家的生活經曆，我們實在不能簡單地看待這座“茅屋”和原來的“小泥屋”。對於一個被迫遷居於此、艱難求生的家庭來說，它們不僅是一個寒陋的居所，更是他們與命運抗爭的“掩體”和“堡壘”，是他們的生之希望。隻要一息尚存，就要堅定地活下去，並且活出生命的尊嚴和質量，大概就是這座寒蹇茅屋中的人的內心所念。一處簡陋的居所，正是一家人自強、自尊、自重、自愛的象征。

張煒的童年就在這裏開始了。林子裏的孩子不會過於嬌慣，也不可能過於嬌慣。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樣，他很快就度過了自己的繈褓期、搖籃期，可以在小院子裏蹣跚學步，慢慢地開始自由奔跑了。但外祖母的管束非常嚴格，不允許他自己邁出小院的那道木柵欄門，因為外麵可能隱藏了危險；也不允許他獨自進入茅屋後麵那個半塌的小泥屋，因為擔心泥屋年久失修，會突然倒塌。可是，孩子天性不受約束，他多麼渴望能夠走得遠一點、再遠一點，每天都能看到新奇的東西。

好在茅屋旁邊有一棵大李子樹，可以讓張煒與比他小兩歲的弟弟爬上爬下、盡情玩耍。張煒後來回憶，那棵大李子樹“就在我們房子後麵，偏右一點，下麵是一口甘甜的、永不枯竭的水井。大樹分開幾個巨杈，樹幹需要數人才能合抱過來”，“記得比我們的房子高多了。我回憶小時候的環境，馬上就會想起它，它代表了童年的全部爛漫、向往、迷茫和未知，總之一切都包容在那棵樹裏了”。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53—54頁。

張煒記得，每年春天繁花盛開的時候，整個大李子樹就像一座“花山”，一嶺一嶺的花，頂得上一大片李子林。更為重要的是，這棵大李子樹比外祖母的年紀還要大，是全家的“護佑神”。外祖母告訴他，當年他們一家人流落城外時，一直往東走，終於走到了這片海邊叢林。可是究竟在哪裏落腳才好呢？他們看到了這棵大李子樹，就再也不想走了。母親告訴他，因為有這棵大樹的保護，一家人遇到的所有難事都挺過來了。父親也說，隻要這棵大李子樹在，我們什麼都不怕。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198—199頁。

這棵大李子樹，後來在張煒的傾心描摹下，成了這個小院和外祖母的象征。它最早出現在張煒1979年寫下的短篇小說《老斑鳩》中。1988年5月，他又在詩歌《大李子樹》中將這棵樹與“外祖母”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外祖母和一棵樹/今生不再分離/一個完美世界/兩個偉大靈魂//她們越來越多地/相依共處/一對慈祥老人/攜扶成群兒孫//頭頂閃爍春陽/銀發綴滿花瓣/曠野上/印滿她們的目光。”這一時期，是張煒離開家鄉多年之後，回到龍口掛職市政府副市長之時。重回故鄉，無數的童年記憶接踵而來，作家展開豐富的聯想和想象，寫下了像《滿地落葉》《荒原》《遠行之囑》《三想》《問母親》《我的老椿樹》等許多小說作品，在這些作品中都有這棵大李子樹。

張煒說，這棵樹後來也被無情地砍伐了，因為那裏要蓋樓房、工廠。樹被砍伐之後，他曾在那個殘留的大樹墩麵前停留了很久，心情惡劣到了極點。他後來每想起此事，都會產生一種極其憤怒的情緒。因為那棵樹完全可以移栽，因為大自然要培養這樣一棵大樹，不知要費多少工夫，這不是三年四年的事情，也不是十年八年的事情。可是根本就沒有人顧及和考慮這些。他在短篇小說《問母親》中，不僅根據真實記憶寫到了這棵樹，而且還從“居所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如實記錄了林子”，他希望“在將來的一天有人會恢複它”。雖然他知道這可能是個“永久的夢想”，但他從未放棄做夢的機會。參見張煒：《匆促的長旅》，張煒：《風姿綽約的年代》，昆侖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32頁。

直到2010年5月，張煒在香港接受采訪時還說：“在我心中，走遍大地，也仍然找不到比童年生活的那個自然環境更美的地方了。我的這個意識很固執，以至於我常常覺得自己有一半多的使命就是為了講述它，它的所有故事。我甚至想，在未來的一天，如果人們厭煩了現在的建設——這一天總會有的——就會按照我書中對那個環境原貌的記錄，去重新恢複那片原野。”張煒：《時間裏的神秘蘊含——答香港〈讀書好〉》，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56—257頁。

三

張煒認為，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有一個有趣的“外祖母現象”。許多作家的童年都是與外祖母一起度過的，或者深受其影響，比如普希金、高爾基、魯迅等；有些作家雖然不是跟隨外祖母，比如馬爾克斯跟隨外祖父，杜甫跟隨姑姑，韓愈跟隨嫂子，但他們也都扮演了“外祖母”的角色。這是很有道理的。

人們常講“嚴父慈母”，這對後代的成長至關重要，起到了一種相互補充的作用。因為嚴厲的父親更多地體現了人的社會性，體現了“規矩”；慈愛的母親則更多地體現了人的自然屬性，體現了人性中最純粹、最溫暖、最無私的愛。對一個作家來說，後者可能更為重要。而就一個人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外祖母是母親的母親，是母性之根，她集中體現了人世間所有的慈愛、溫暖與美好。“外祖母現象”，對一個作家的養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外祖母無一不是講故事的高手。張煒認為：“這可能與她的身份、角度、母性的深度和淵源有關。無論他們知識教養怎樣，是否有閱讀的習慣，一律都能講出別致的故事，並有深刻的感染力。這些故事內容不同、講述方式不同，但總能對外孫形成強烈的吸引力和引領力，從小培養起訴說和傾聽的習慣。”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11頁。所以，一位作家從小跟在外祖母身邊，一生都會帶上這段生活的印記，他的心靈可能會變得更柔軟一點，他的文字、講述的口吻和態度，都會受到影響。

張煒曾說：“一個寫作的人回憶與外祖母一起度過的時光，往往是非常美好的，有那麼多值得依賴的寶貴情感。外祖母用生動的語言、柔軟的心地、無比的慈愛，去彌補一個孩子因為離開父母而經曆的孤單無助和難過鬱悶，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在有意無意地為孤獨的外孫做很多事情。這對一個處於不幸狀態下的孩子而言，是巨大的援助，所以讓孩子印象深刻。”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20頁。“我深深受益於我的外祖母。有這種感受的人不僅僅是我，許多人也都如此。即使有人不從事寫作，對外祖母的依戀之情也會異常深厚，且具有別一種色彩。所以在膠萊河以東的半島地區，人們總是強調童年對姥姥家的深刻記憶，說起那裏聽到的故事和吃到的東西，而較少說到奶奶。大家知道，阡陌小路縱橫交織，曲折漫長，哪怕要拐許多彎才能走到姥姥家，小孩子卻是走不錯的，再遠、再細小的路徑都能找到。外祖母未必比奶奶更溺愛孩子，但在外祖母和外孫關係之中鍛造出來的奇特的血緣關係、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或許就是人類學的奧秘了。”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20頁。

這是我們在閱讀張煒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麵。讀懂外祖母，就像讀懂他筆下的小茅屋、大李子樹一樣重要。在張煒心裏，這些都是故鄉的標誌、情感的皈依，是他的創作生命的無盡動能和力量源泉。

四

隨著張煒的慢慢長大，奔跑的腳步已經無法遏製，因為院子外麵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和寶藏，是他急於見識和知道的。更何況，那些偶爾路過的采藥人、獵人、打魚人和地質勘探隊員，在喝口水、歇歇腳、抽袋煙的工夫，又給他帶來了許多令他難以想象的趣聞逸事，尤其是那些地質隊員，更讓他感到新奇。他們常年工作、生活在野外，戴著太陽帽和黑眼鏡；他們從來不住在老鄉家裏，走到哪裏都是木板一鋪、帆布一扯，就成了一個神秘的帳篷。他們的服裝、口音也與當地人不同，一個個就像天外來客。他們講述的故事，則超越了這片叢林，超越了這個孩子的想象，飛向了林子以外的神奇、闊大世界。

就這樣，張煒腦子裏裝下的東西越來越多，對外麵世界的渴望也越來越強烈。他渴望看到他們講述的怪鳥、從未見過的四蹄動物，吃到那些野果，喝到清洌的甘泉。他尤其渴望品嘗一個采藥人講述的林中野宴：“幾棵大白楊樹下有一個老大的樹墩，上麵鋪了白楊葉兒，葉兒上擱了一個個大螺殼兒、木片、柳條小籃、樹皮，全盛上了最好的吃物，什麼花紅果兒、煮花生、栗子、核桃、炸魚和燒肉、冒白汽的大饅頭，還有一壺老酒……”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頁。采藥人告訴他，這是林子裏的精靈要請客，因為有一年他救了一隻斷了後腿的老兔子，現在老兔子成了精，要報答他了。

再也沒有什麼能擋住張煒的腳步了。他把外祖母的所有告誡都拋之腦後，悄悄地越過了小泥屋，越過了泥屋北麵那幾棵黑蒼蒼的大橡樹——那是外祖母給他劃定的活動邊界。他不斷往北走，走進了密林深處。他認識了柳樹、楓樹、合歡樹和野草莓，與喜鵲、黃鼬、野兔、刺蝟、老鷹、柳鶯、七星瓢蟲和一種鑽在白沙裏的小蟲“蟻螄”成了好友。有時候，他在這個神奇的林子裏會混淆了現實和幻覺，覺得自己變成了那個采藥人，並且遇到了精靈，飽餐了一頓林中野宴。他相信這個無邊的林子裏無所不有，什麼神奇的事情都會發生。

這種林中生活和生動想象，給張煒幼小的心靈灌輸了一種“萬物有靈”的思想，並且與他後來接觸到的方仙道文化一起，影響了他的思想情感和文學創作。他相信外祖母給他講過的狐狸與獵人的故事是真的，做壞事一定會有惡報；相信小時候遇到的一次“蛇懵”也是真的，而不像老師所說是因恐懼而產生的錯覺；他也相信黃鼬附身的傳說，相信一個叫“老李花魚兒”的人與狐狸精的故事。後來，他把這些傳說和故事都寫進了自己的文學作品之中。他認為：“人在茫茫自然界裏，在大千世界裏，需要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有很多詭譎、詭秘還需要人類去發現。我們沒有能力去理解的事物，不見得它就不存在。”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79頁。所以他不認為《聊齋誌異》中的故事都是編出來的，也不認為那是蒲鬆齡為了“刺貪刺虐”而寫成的，因為那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真實發生的。

這種萬物有靈的思想，不僅激發了張煒的文學想象、滋養了張煒的浪漫情懷，也增強了他的道德觀念和愛憎意識，因為這些故事不僅奇幻、神秘，也有很濃的教育和訓誡意味。張煒覺得，這片林子裏一定會有一個能力超凡的小動物在做我們的知己，我們做什麼事情它都會看到。張煒說：“我離開了林子以後，這個幻想偶爾還要出現——直到長大了的時候，還會覺得所做的一切事情，暗中都有那麼一雙眼睛在看著——這雙眼睛不一定是神的眼睛，但同樣是超自然力的。從小受到的童話式的教育和熏陶，真的會起到長遠的作用。”張煒、朱又可：《行者的迷宮（全新修訂版）》，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版，第181頁。

不僅是動物，就是那些植物他也覺得都有自己的眼睛、感覺、印象和記憶，都會記住人間的美好與醜惡、歡樂與痛苦。張煒堅定地認為：“所有植物都有一顆心靈，它們比人更執拗也更正直。它們會長久地保留起自己的情感，以待有機會傾訴出來。它們善惡分明，有著經久不變的道德觀。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它們的注視之下，所以我們真的應該謹慎。我們應該好好地約束自己。”張煒：《植物的印象》，《張煒文集》第27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05頁。

五

作為一個1956年出生的中國作家，張煒經曆過新中國成立後物質極度匱乏的時期，經曆過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災難、大饑荒，經曆過人們長期填不飽肚子的年代。但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他對“饑餓”的描寫要少一些，程度也相對淺一些。這與他當時年齡尚小、記憶不深有關，更與他童年、少年時代在林子裏生活有很大關係。這片海濱叢林地處平原、海邊，比貧瘠的南山有著更多的生存優勢，地裏出產，林中所有，加上海中所獲，他們可吃的東西是比較多的。這是大自然的無私饋贈，也是對這個不幸家庭的些微補償吧。

這片林子裏可吃的東西，是那些林子外邊的人怎麼也想不到的；小孩子又總是貪吃，味蕾留下的記憶可能比眼睛還要深刻、長久。張煒後來回憶：“我們房子四周是品種齊全的茂密高大的果樹。有各種各樣的杏樹——你知道杏樹分好多好多品種；有一種桃杏，味似紅薯，杏皮上滿是絨毛，紅撲撲宛如少女臉頰；還有一種杏子小巧玲瓏，潔白如雪，近乎透明，咬一口甘甜如蜜。還有一種‘血桃’，咬一口紅汁四濺，鮮氣蕩漾。這種桃樹葉片烏黑發亮，枝冠茂密，最適宜攀緣遊戲捉迷藏。我們記得家裏老人為了引誘我們多吃這種桃子，就說‘閉著眼睛，看誰嘴巴張得更大’。我們張大了嘴巴，她就將一枚桃子塞入我們口中……”張煒：《葡萄園暢談錄》，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174頁。

為了儲存食物，父親從南山回來時還專門在茅屋後麵挖了一個地窖。地窖又深又大，踏著台階下去，裏麵又隔成幾個隔間，可以分放不同的東西；牆上也掛滿了吃物。地窖裏冬暖夏涼，一年四季都可貯藏。秋天裏，大小壇罐都裝得滿滿的，這樣在白雪封門的隆冬，他們也能享用到肉和魚了。張煒回憶：“冬天是悶頭大吃的日子，所以我在這個季節裏總是最胖。媽媽從園藝場回來，隔著棉衣捏捏我，每一次都非常滿意。她給爸爸寫信，念給我們聽，上麵有一句讓人忘不了的話：‘孩子就像小豬。’”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103頁。

是海邊叢林幫助了他們一家，至少是減少了過度的饑餓之苦。後來，我們曾與張煒談及此事，他既讚同我們的看法，也表示家裏的食物並沒有想象的那麼豐富。因為童年回憶總有一種“美顏”功能，實際情況要比回憶差得多。他還記得在園藝場做工的母親將剩下的一塊窩頭帶回家中，讓他很長時間都覺得香味無窮；父親從南山水利工地回來後，到海邊拉網時帶回的一小捆刀魚，也是令他記憶深刻的美味。他的姐姐還告訴他，當時家裏困難的時候，曾經煮過一種海水卷上來的海菜，那種菜實在是難以下咽。所以，他記憶中小時候食物“豐盈”是相對的，隻是較少挨餓而已。

張煒還記得小時候外祖母給他弟弟“包水餃”的一件往事：“那時的‘水餃’怎麼做？我看到外祖母用一個籮，把玉米麵和地瓜麵篩到托盤上，再把蘿卜絲和野菜做成的小團子放在上麵，均勻地晃動，讓菜團子沾上薄薄的一層；然後把水燒開，像下水餃那樣把它們放進去。”就是這樣一種粗劣“水餃”，也讓他顧不得燙，伸手就抓。可是，他被外祖母攔住了，因為那是給弟弟吃的。知道自己不該與弟弟搶食的張煒，羞愧地對外祖母說：“我不是吃，我是要看一看；我不過是想替弟弟拿一會兒……”這句話，外祖母許多年後還在向他重述。參見張煒：《寫作是一場遠行——在香港三聯書店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19頁。這也說明，那時候他們家的生活是很窘迫的，照顧小孩的“美味”也不過如此。

但從總體上看，張煒對饑餓的記憶並不是特別深刻。他記得小時候到海邊，看到人家捕了那麼多魚；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用蚊帳布做一張網，到淺海裏兜一圈也能逮到一堆魚；還看到海邊有浪湧上來的各種各樣的海鮮、大量的海菜。他甚至不明白海邊的人為什麼會餓死。後來他從老人們口中才知道：“用今天的眼光去看，這些食物是容易獲得的；可是當年大家都餓壞了，都四處找吃的東西，想吃樹葉，樹葉早就捋光了，連樹皮也剝盡了；想到水裏去捉魚，那時的人餓得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看到魚也抓不上來；再說搜尋食物的人那麼多……人已經餓得沒有生存能力了，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越沒有糊口的東西，就越是沒有力氣去獲取它。為了搶一堆蘿卜，有的村子之間竟然開了槍。”張煒：《寫作是一場遠行——在香港三聯書店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20頁。這些饑餓的回憶，大多來自間接的講述，而不是親身的體驗。

這份童年記憶，也對他的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張煒曾說：“壓抑和屈辱引起的後果既長遠又嚴重，但它們是千差萬別的。如果創傷關乎自尊、精神，那麼這個人會變得格外敏感，而且剛健頑韌；如果是物質方麵的，比如說貧困，食物匱乏，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的乞討地步，毫無尊嚴可言，或許會讓他變得卑微，並且很容易在物質的誘惑下顯出自己的軟弱。小時候物質的煎熬很難讓其忘記，後來即便變得富有也不會輕視錢財，往往過分倚重甚至貪求。反之童年時期沒有物質艱困的人，財富欲望會較為稀淡，有時身無分文也並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窮人。”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13頁。在張煒那裏，遭受的壓抑、屈辱顯然比物質貧困要多得多，這在後麵我們將會談到。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張煒的文學作品雖然也有生活苦難的書寫，但他顯然是把心靈和精神苦難看得比生活苦難更重。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無緣無故的，這與他的童年生活經曆有著極大的關係。

六

日子每天都在流逝，生活每天都在繼續，隨著張煒的慢慢長大，他的疑惑也在增多。他最疑惑的是長年見不到父親，一個孩子怎能沒有父親呢？母親和外祖母告訴他父親在南山裏打石頭、開山洞，可是父親為什麼老不回家呢？

嚴寒的冬天來了，外出的時間少了。待在茅屋裏的張煒，就更加想念自己的父親了。“冬天是想念爸爸的日子。我從外祖母和媽媽的話中想象著大山，晚上夢見一個男人光著膀子，不停地掄錘，眉毛和頭發上落滿了石粉。我把夢境告訴外祖母，她歎一聲：‘野物還要冬眠，他們還不如野物。’她最擔心的是爸爸沒有充足的吃物，卻要對付鐵一樣的石頭。”“媽媽有一年往山裏送了一些臘腸，這是她和外祖母親手做的。回來時媽媽說：‘人太多了，他們每人分了拇指那麼大，他不能一個人吃。’她說山裏的冬天幹冷，男人們就不停地掄錘打釺，用這個方法取暖。我問：‘爸爸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媽媽說：‘那得等一座山打穿了時。’”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103—104頁。

此時的張煒，還不知道父親為什麼要到那座遙遠的大山裏勞動，也不知道父親去大山之前是幹什麼的。他問外祖母，外祖母語焉不詳，隻是說：“他到處走，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他一輩子走的路太長了。”張煒：《我的原野盛宴》，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版，第57頁。於是他常常爬到高高的樹上，往南遙望，他能看到遠處的樹和村子，在天晴的時候還能看到一道山影。他確信父親就在那裏，沒白沒黑地用一把大錘對付鐵硬的石頭。

這些童年記憶，也都深深地烙印在了張煒的心頭，影響到了他此後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父親”形象：一個既模糊又清晰、既熟悉又陌生的形象。他要用自己長長的文字，揭開“父親”的秘密，還原真實，還給一個人應有的尊嚴。當然，在他文學作品中的那個“父親”，已經超越了生活中的具體人物，已經成為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的象征，一個在任何風霜刀劍下都永不屈服的“男子漢”的象征。這是顯而易見的。

張煒認為，一個作家一生都在寫兩封長信，一封是寫給母親的，一封是寫給父親的。寫給母親的溫柔、內斂；寫給父親的則充滿了男子漢的粗音，是隻有成人的聲帶才能發出的。張煒說：“這聲音足以證明自己。在這逞強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時很難分得清針對父親本人，還是他所代表的那個社會。”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14頁。

在張煒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寫了大量的女性形象，他也被稱為一個善寫女性的作家。但越到後來，他作品中父親的形象、男子漢的形象就越突出。聯係張煒的童年生活經曆，我們完全可以理解這個變化過程——這是一個從母性的溫柔、美好向“男人的歌唱”的變化過程。

七

林中歲月，對張煒的影響是深遠的。他與那些尋常家庭裏長大的孩子，慢慢顯示出了很多不同：他的世界無限闊大又無比狹小，他有無數歡樂又有無邊寂寞，他有很多問題無法找到答案、很多秘密沒法對人訴說。他孤獨、悲傷、落寞，快樂、自由、奔放；他既生活在現實環境中，又生活在想象的世界裏，有時候想象遠遠大於現實。

敏感、好奇、疑惑，溫暖、美麗、痛苦，裝滿了這個小小的腦瓜。這是生活的賜予，還是命運的不公？不論是賜予還是不公，都將化成生命的根基和永久的珍存。張煒說：“人生是由多個側麵組成的。一個人總有不悅、消沉，絕望和痛苦。即便在童年，也有欺淩和壓迫。誰能一直歡笑地走完童年？有人歡笑多一些，有人哭泣多一些。每個人都是幸運和不幸的。所以隻能說：童年並不輕鬆，但卻讓人一生緬懷，是人生的根基。”張煒：《周末對話》，《張煒文集》第34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249頁。

張煒還曾說過：“作家的童年時代對其一生的成長與書寫都是極重要的。就人生來說，童年生活是一個開端，也是不可替代的一個重要階段。雖然童年經曆隻是人生很少的一部分，但它是記憶的一個‘老巢’，各種各樣的生活都從那裏開始，都堆積在那裏。那時的記憶尤其新鮮，所以也最難忘記。”“童年經曆會深深地影響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他的現在和未來。”張煒：《童年——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之一》，載於《天涯》2020年第3期，第4頁。“我的全部作品都在寫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寫林子和海之類。後來寫了鬧市甚至國外，也是由於有了對林子與海的情感。它們在情感上支持我，讓我成為一個能夠永遠寫作的人。”張煒：《對世界的感情》，《張煒文集》第38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