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文化印痕

一

一方土地的精神品格，是與它的曆史文化積累與影響分不開的。張煒的故鄉，是一片有著悠久曆史、厚重文明的土地。

科學研究證明，在遙遠的遠古時代，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是連為一體的，中間並沒有一個寬寬的海峽相隔。後來這個地方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半島之間相連部分斷裂下陷，形成了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遙相對望的地理格局。這個海峽，張煒在一些作品中稱之為“老鐵海峽”，這個稱謂可能與對麵大連的老鐵山有關。

這是一片具有悠久人類文明的土地。適宜的溫帶季風氣候，良好的土壤地質條件，豐沛發達的河流水係，滋養了這塊土地上茂盛的植被和難以計數的動物，也為人類的生存繁衍創造了條件。早在新石器時代這裏便有先民生息，並且留下了許多文化遺存，形成了從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到嶽石文化的完整文化譜係。在此後漫長的曆史過程中，這裏又逐漸形成了萊夷部落和後來的萊國；與之相鄰的西部地區，則形成了齊部落和後來的齊國。

新石器時代的山東半島，是東夷族居住的地區。那時的山東人也被稱為東夷人。在中國曆史上，東夷文化是長期被認為落後於中原文化的。“夷”字本身就有一點蔑視的意思。後來的考古發現表明，東夷地區在冶煉、製陶、紡織等方麵，都足以代表當時中國的最高水準，被鄙夷的看法才得到改變。其中的東夷萊人，也被稱為萊夷人，他們是山東半島的土著民族，也是東夷族的重要支族。他們立國很早，大約在商代晚期就建立了萊國；西周初期萊國已經成為山東半島東部的一個大國，其強盛的國力甚至一度超過了齊國和魯國。也正因為它的經濟、文化、軍事比較發達，所以很受周王朝倚重，是周王朝東征、南伐的主要力量之一。不過，在進入春秋中期以後，與萊國相鄰的齊國日益強大起來，並且不斷東擴，在公元前567年吞並了萊國。

萊國的滅亡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但也促進了兩個地區各個方麵的交流與融合。萊國豐富的海洋、礦產、森林資源成為齊國的物質寶庫；萊國發達的海洋經濟和先進的航海、冶銅、冶鐵、紡織業，也成為齊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齊國的強盛奠定了雄厚的基礎。同時，萊夷地區的海洋和山地文化以及獨特的方仙道文化，漸漸成為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齊國稷下學宮、稷下先生自由奔放的文化思想，也蔓延、浸染了萊夷之地。這種新的萊夷文化形態的形成，具有強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曆經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依然生生不息。參見範慶梅主編：《山東區域文化通覽·煙台文化通覽》，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49—81頁。

二

萊夷文化對張煒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也是他重要的文化基因。一方麵，他對萊夷人的生存史、奮鬥史、發展史有著精深的研究，對這片土地上誕生的一些著名曆史人物如淳於髡、淳於越等情有獨鐘，一直把他們作為萊夷人的優秀代表來禮讚。他塑造的許多小說人物都是萊夷人的後代，有些幹脆就以“淳於”命名，如《能不憶蜀葵》中的淳於陽立，《你在高原》中的淳於雲嘉、淳於黎麗，《艾約堡秘史》中的淳於寶冊，等等。《你在高原》中的主人公寧伽雖然不姓“淳於”，但他自認為與“淳於”是同屬一個血統的。

另一方麵，他對這個地區的方仙道文化也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這種文化不僅在膠東半島，就是在整個中國也是非常獨特的。它的形成，據說與這一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東萊地區三麵環海，日月似從大海中躍出，茫茫的大海時而風平浪靜，時而奔騰咆哮，周而複始地退潮漲潮，都給東萊地區的先民帶來了無限多的神秘感，特別是那神秘莫測、時常出現的海市蜃樓，恍兮惚兮，似有若無，明滅變幻，虛無縹緲，更是激發了東萊先民那無限的遐思和豐富的想象，隨之產生了有著區域特色、超然浪漫、富有想象力的東萊地區方仙道文化。”範慶梅主編：《山東區域文化通覽·煙台文化通覽》，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第82頁。秦漢時期，這種文化對秦始皇、漢武帝都曾產生過強烈的吸引。秦始皇三巡芝罘，漢武帝八臨東萊，在宣示他們文治武功的同時，都沒有忘記拜神仙、尋仙藥，以求長生不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雖然儒家文化占據正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麵再未出現，但方仙道文化卻在民間深深紮根，形成了這一地區獨特的文化風貌。

張煒認為，方仙道文化是包括東萊地區的齊地文化的獨特內涵，傑出的民間文學大師蒲鬆齡出現在這裏不是偶然的，他筆下那些活靈活現的花妖鬼狐，看似荒誕不經，其實在膠東半島民間無不為人所知。張煒說：“對於蒲鬆齡，我個人的閱讀感受是：他在那個地方生活了很久，對動物傳說早已耳濡目染；或者他個人就經曆過類似於小說所描寫的那些情節、那些過程，所以才會那麼滿懷深情地、逼真地轉述給我們聽。他個人非常相信這些故事，相信狐狸有異能。”張煒：《小說與動物——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演講》，張煒：《午夜來獾——張煒2010海外演講錄》，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6頁。這種獨特的民間文化形態，與他從小就熱愛自然、情通萬物的情感是一致的。

不過，作為一個有高度理性的作家，張煒並沒有因此走入神秘主義的樊籬，沉溺、迷戀其中不能自拔。這集中體現在他對秦代萊夷地區的著名方士徐福和徐福文化的研究上。

據司馬遷《史記》記載，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極其渴望長生不老。於是齊人徐福等上書，說東部大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麵居住著仙人，可去求得仙藥。秦始皇聞聽大悅，讓他帶領數千童男童女以及五穀百工等乘船入海求仙，但徐福進入了一片“平原廣澤”後，就一去不返了。據說，今天龍口境內徐福鎮（原名鄉城鎮）一帶的徐鄉城遺址就是徐氏族居的地方，是徐福的故鄉。有論者認為，張煒的長篇小說《柏慧》中的“士鄉城遺址”、《你在高原》中的“思琳城”，就是指徐鄉城遺址。《你在高原》中的“藏徐鎮”，則是以徐福鎮為依據塑造出來的。趙月斌：《張煒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54—55頁。張煒也曾寫道：“膠東半島一帶的人，大約有多半從小就聽聞了徐巿（福）傳說。”“從古黃縣一些村落地名看也頗有啟示。‘登瀛村’，這不是個輕易可以謅出的名字；‘士鄉城’‘徐鄉縣’‘徐鄉城’，都是曆史上的真實名字，它們都與徐巿（福）東渡有關。徐巿（福）以采藥為名帶走的‘士’可謂多矣，‘士鄉城’則是他們的集結地。而據《齊乘》記載，以‘徐鄉’命名的縣和鄉，都是因為徐巿（福）求仙名聲大噪而得。”張煒：《徐巿在日本·正史與口碑》，《張煒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4—315頁。

張煒在徐福研究方麵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比如他“主持編寫了多卷《徐福文化集成》《徐福辭典》，還在《你在高原·海客談瀛洲》《瀛洲思絮錄》《柏慧》《刺蝟歌》《射魚》《東巡》《造船》《孤竹與紀》等作品中反複演繹其人其事”趙月斌：《張煒論》，作家出版社2019年7月版，第33—34頁。。但他並沒有純粹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徐福，而是在長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與他的團隊得出了一些比較科學、合理的結論：“秦代方士徐福（徐市）東渡，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海外文化交流。徐福率領著包括各種工匠在內的大批人員，給仍處於原始生活狀態的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列島帶去了造船航海、銅鐵冶煉、絲綢織染等先進技術，以及先進的耕作方式與文明的生活習俗等。徐福東渡不僅使朝鮮半島南部和日本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了質的飛躍，推動了當地各方麵的文化進步，也拓展和繁榮了中韓日海上絲綢之路。”張煒、祁山、趙月斌：《徐福與海上絲綢之路考辨》，張煒著：《徐福紀事》，山東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92頁。

張煒認為，徐福不是一個喜歡裝神弄鬼的方士，也不是一個利用秦始皇祈求長生不老的心理騙取其信任的人，而是在秦始皇暴政下竭力保存思想文化的“火種”，並想方設法使之傳至海外、永久流傳的有理性、有智慧的知識分子。他明確指出：“徐巿（福）是個大知識分子，……徐巿（福）抵日，使日本在極短的時間內從石器時代一下躍入彌生時代。”張煒：《徐巿在日本·正史與口碑》，《張煒文集》第31卷，漓江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313頁。這種認識角度，是與張煒堅守的精神文化立場一致的。他對故土大地上的一切，不論是自然形態還是人文形態，都細心尋繹其中的文化因素，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資源。

三

當然，作為一個山東作家，張煒接受的主要還是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齊魯文化，這是由齊魯大地特殊的文化成因和豐厚的文化積累決定的。

華夏文化的中心，長期在中原地區，但到了西周時期，卻開始逐漸東移。這與周初周公旦平定紂王之子武庚反叛有關。當時武庚利用周王朝內部的矛盾，聯合東方的奄國（今山東曲阜一帶）、蒲姑（今山東博興一帶）等商的舊屬國起兵反周，被周公打敗。周公順勢滅了奄國和蒲姑，然後由周成王封周公長子伯禽做了魯侯，都曲阜；封太公薑尚做了齊侯，都營丘（今山東臨淄），齊、魯兩國在東方正式出現。這樣就形成了以鎬京、洛邑為中心的西部文化區和以曲阜、營丘為中心的東部文化區。後來，隨著東部地區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待到鎬京殘破、東周定鼎洛邑之時，華夏文化的中心就漸漸移到了齊魯大地上。

但當時的“齊文化”“魯文化”還是並行有別的。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齊國形成了以務實、變革和開放精神為特征的齊文化，魯國則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魯文化。有論者指出：“在政治方麵，齊文化尚霸道，魯文化尚仁道；在經濟方麵，齊文化講求農、工、漁、商共同發展，魯文化講求以農為本而抑商；在法律方麵，齊文化重‘刑政’，魯文化重‘德政’；在外交方麵，齊文化主張力興霸業、一匡天下，魯文化主張弘揚王道、平治天下。”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7—18頁。後來，兩地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互相影響、滲透，最終形成了以“崇德尚仁”“士誌於道”為特征的先秦齊魯文化。就兩種文化的抗衡較量來看，是“齊文化以它政治、經濟上的優勢征服了魯文化，而魯文化以它在思想、道德上的優勢更多地征服了齊文化。所以整合後的‘齊魯文化’在意識形態方麵更多地帶有魯文化精神”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8頁。。這是符合曆史事實的，也是一個山東作家最為重要的文化基因。

秦始皇掃蕩六國之後，為了統一思想、鞏固政權，曾經試圖用以法家文化為主體的秦文化來征服齊魯大地。他先是禁止私學、焚毀書籍，進而坑殺儒生。當時受打擊最大的方術之士和儒家知識分子，主要就是由齊魯文人組成的，齊魯文化因此遭受重創。徐福想方設法東渡，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因此，張煒認為徐福有保存文化“火種”之意是有道理的，至少在客觀上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漢代吸取秦亡教訓，開始重視齊魯文化，並最終確立了儒家學說的獨尊地位，開啟了儒學從一種區域文化形態進入中華民族文化中心部位的新時代，齊魯文化也就成了中華文化最堅固、最持久、最核心的一個部分。

張煒作為一個山東作家，齊魯文化是他的生命底色和文化底色，但因生長於龍口海濱、萊夷故地，他的作品中又表現出濃鬱的古齊文化、萊夷文化色彩，形成了他與其他山東作家既相同又不相同的獨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