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治國怎能不以治吏為先

這一瞬間如此輝煌。

當張居正位極台鼎、獨步政壇的這一刻，不知他是否在夕陽中登上過東華門。如果曾有這樣的閑暇，他就能看到，京城九門，那浩茫如海的煙靄……

從這裏伸展開去，是何其遼闊的疆土！

河山雄渾，哪裏不是生育蕃息、牛羊被野？

這樣一個老邁的帝國，將如何重生？如何奮起？將怎樣在萬丈塵埃中洗滌一新？

張居正從江陵地方的一個書房裏，走到了這個製高點，以孤獨之軀，橫對天下之變，他是從哪裏來的這無比勇氣？

“位卑未敢忘憂國”，這沒錯。當年他一個青衫學子，也曾經這樣想過。可是，國之興亡，真的隻係於匹夫的肩頭嗎？難道，高位者反倒可以不顧了嗎？

少年時，曾無數次念叨過“肉食者鄙”；如今自己成了肉食者，該當如何自處？

海內多頹靡之政，綱紀已土崩瓦解。各路當道者，不知憂患，還在恣意地自己掘自己的墳墓。士大夫做了官，不問民生，隻問錢途，哪還有半點兒苦讀時代的神聖感？

張居正卻不然，盡管猜疑誤解者頗多，他內心的執念卻一直沒動搖過。他要攘臂而起，不從濁流，要搗破眼前這醉生夢死的局！

他受過申不害、韓非法家思想的浸染，相信隻要“大破常格，掃除廓清”，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的人心也不是不可救。

關鍵是，從哪裏開始救起？

他說：“事有機，政有要。”這個機要，其實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國，確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議：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卻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時候刀耕火種，先民們尚能溫飽，且有餘興手舞足蹈。而今百姓則疲於奔命，苦於謀一粥一飯，其中原因又在哪裏？

——有殘民枉法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視百姓為草芥的統治者，就有視官吏為仇寇的布衣。

張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唯在於核吏治。民的問題，還在於官有了問題。

當時的官員，腐敗、頹靡到了什麼程度？

請看張居正對他們的描述——虛文浮誇相沿成習，剝下奉上以求政績，奔走趨承以圖升遷，強行攤派以謀達標，敷衍草率以推罪責。

真是活畫出一群庸吏的嘴臉。

明代官場的冗員之多，膨脹之速，堪稱驚人。到正德年間，天下有文官二萬四千人，武官十萬人，廩生（享受官府供給的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人，吏員五萬五千人。全國收上來的稅糧約二千六百萬石，還不夠給他們發俸糧的。以至於王府缺祿米，衛所（駐軍）缺月糧，邊防缺軍餉，各省缺俸廩（薪俸糧），成為常態。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就曾建議：與其拖欠俸祿，上下都煩惱，還不如裁掉一批冗員，以節省俸祿錢。

俸祿雖然有拖欠，官僚們卻照樣活得很滋潤。明嘉靖以後，官場貪風大盛，從首輔到吏員，無不貪賄。當官竟然成了一場貪汙競賽。

據《新會縣誌·風俗篇》載：正德、嘉靖年之前，有兩袖清風的人辭官回家，鄰裏都紛紛慰勞，嘖嘖稱讚；如有貪官回鄉，眾人皆恥於與之來往。嘉、隆之後，風向大變，有官員退休，鄉人竟不問人品，唯問揣了多少金回來。人們相與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貧窮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見官風如何！

這群貪官，吃了，拿了，又不幹事。以至苟安於位、但求無過、多敬上司、少惹是非等等，竟成了官場上的信條。上下應對，都是官話，對於民間疾苦，卻一如盲聾。

顧炎武曾說：那個時候，貪汙巨萬（上億）的，隻不過被罷官。連微不足道的刑名小吏，都能富得流油。何為“至上”，何為“小道”，全都顛倒了。

這樣一批無良、無廉恥的官吏，如何能當得起強國富民之責？

張居正早把他們看透了。他說：這一群人中，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實不多見！

那麼，麵對這樣一個龐大的集群，又該從何處下手才是？張居正認為，“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何謂“本源”？張居正說：“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內閣及部院）。”

——不是嗎？上梁不正下梁歪。隻有督撫、部院帶好了頭，下麵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麵的要是放手貪賄，下麵的當然就更加肆無忌憚。

至於整頓的時機，他認為應是新君即位時，因為這個時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輿論可恃，那就是向弊端開刀的好時機。若是優柔寡斷，或隻打雷不下雨，則會大失人心，導致惰政依舊、政局窒息，後再欲振之，則不可得。

張居正決心出手了，否則這批蝗蟲，必將把國家吃垮。

他為大明帝國的改革，所布下的第一顆棋子，就是“課吏治，信賞罰”。先提高行政效率，讓國家像個國家。

不然的話，帝國這輛老舊馬車，連車軸都要鏽住了!

當初朱老皇帝建立這個帝國的時候，剛剛脫離農民身份不久，民間疾苦，仍記在他心頭。那時朱元璋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我從心裏恨透了。如今要立法嚴禁，凡是遇百官貪汙、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

他之所以用嚴刑峻法來對付貪官，本心還是想實行恤民之政的。可惜在皇權專製下，求清廉，講民本，無異於緣木求魚。當官是享受，沒好處誰當官？百姓噤口，誰來鞭策？朱元璋到最後，陷入了與武則天一樣的困惑：為何殺人如麻，貪官仍前仆後繼？前任被剝的皮，就在官府公座旁，後任卻貪瀆照舊，安之若素。

儒家講中庸，官場上尤不喜偏執，在開疆拓土上、在與敵談判上、在物理探求上，總是適可而止，以退讓而求平穩，以無為而勝事功；唯有貪汙之欲，卻好似永無止境！

不知那些貪腐之徒，背著三生三世都用不完的金山，要到哪裏去？

性好貪瀆，卻又冠冕堂皇。古來堂堂州縣衙門裏，皆有匾額、條幅等，上書座右銘式詞語，曰“正大光明”，曰“明鏡高懸”，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但是，可曾有幾人，能把這些詞語當真？

正如當時人所言：“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

嘉靖年以來，蒼天盲了眼，看不見國家養了一群碩鼠，但張居正看得清楚。

他在擔任首輔十七天之後，代皇帝對百官擬了一個誡諭，明示正大光明之途。這個警告諭令說：“近年以來，士風敗壞，紀律鬆弛，致使有人鑽門覓縫，以作為撈取好處的途徑；有人拉幫結夥，公然施展排擠之術，汙蔑老成廉潔的官員為無用，誇讚奉承奸詐之徒為有才。用人之道，全在愛恨恩仇，遂使國家的任免官吏之權，成了臣僚獲取酬謝的資本。”

點破了官場貪庸的積弊之後，張居正以皇帝之名，下了決心：“朕即刻就要大事掃除，以廓清烏煙瘴氣。各衙休得以自家好惡為標準，開枉法之門。部院司曹應當分好工，以替國家分擔艱難，監察科道須以公心為是非，各進直言，以供朕谘詢。”

他在給李幼滋的幾封信中，更是明確表達了決心革除百弊、振興國家的大誌。他說：“今部署已定，以後仍當綜核名實。”所謂核名實，就是核查官員究竟能幹不能幹，做了多少事，與其官職相不相稱。他認為，不考核成績，怎能知道一個官員有多少真才幹？

張居正也清楚，此去前路，不會有真正的知己與盟友。敢為天下先者，從來就是“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但這一切，他慨然受之，即便遭受怨謗，也無所顧忌。

他決心要實事求是，正己肅下，自己帶個好頭。法律要求嚴懲的，雖是權貴、親信，也不寬恕。凡是有才幹可重用者，雖是被人孤立、疏遠的，也不能遺漏。

說起來，張居正當時已位極人臣，若像嚴嵩那樣以固寵為要，也可保一生榮華富貴，但他不屑為之。他這種選擇，是一種慨然丈夫之誌。的確也是，古往今來，滔滔東逝水，已淹沒了多少鼠輩庸蠹。前人不以為悲，難道後人也不覺為悲嗎？人活於世，須有一股正氣，豈可向暗處，貪小利，等同螻蟻而耗完一生？

眼見得國家已如病貓，何日得重見雄風？張居正眼前的大明，確實已到了一個關口。全天下隻懂得如何做官，卻不留意如何做事。國家養了官，卻日日在擾民害民。這不是跟老皇帝淮右起義的初衷開起了大玩笑嗎？打碎了一個，又來一個。那麼，當初浴血，又是何必？

國家養官，用的是來自老百姓上繳的稅糧。養一個這樣龐大的群體，國家與百姓本來就不堪重負，而這個群體要是再不做事，那要他們有何用？

明朝的中晚期，不幸就是這個樣子。龐大官僚機器的所謂行政，可以說就是無數的“公文旅行”。比方，某官上奏一事，很緊要，皇帝照準，“批紅”讓有關部院去辦，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撫按去調查並辦理。公文到了下麵，如果事情難辦，或有人請托，或部門間利益有糾紛，這份公文，就可以無限期地被扣住，不辦也不回複，一拖幾十年的都有。

張居正說：“各衙門批複需要辦理的奏章，每日都有。然而公文雖勤，而實效極少。”他以言官的工作舉例說，言官議論，要建一法。朝廷說可以，寫成公文，交付驛站而傳於四方，言官之責便已盡到，卻無人問這個法是否方便實行。就算是皇帝下旨，催問效果，答複也僅是“正在辦”——讓你皇上的詔旨也成一紙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隨輒廢弛”的事，一點兒也不奇怪。

國家，就這樣成了一架奇怪的機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來，卻沒做一件實事。光見機器轉動，卻不見產品出來。國家費盡心機征稅，百姓如牛負重納稅，就供著這幾萬官員過家家玩。

這是一個紙糊的國家。無怪一個僅有十萬騎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擁有二百七十萬常備軍的大明打得鼻青臉腫。是船不堅炮不利嗎？是明朝的科技落後嗎？是將士的勇氣不如人嗎？

隻要想想，二萬多文官、十萬多武官、五萬多吏員，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來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寫寫“等因奉此”——還指望他們能戰勝誰？

嘉靖年間，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門，有了官缺也隱瞞不報，等有了合適的親戚朋友再來頂上。有的官員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報到，而是先去鑽營門路，蹚好了路子再說。有的官員對任命不滿意，就稱病不領文書，直至任命作廢，再去活動更滿意的職務。

張居正對此，忍無可忍，於萬曆元年（1573）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

考成，就是考核成績。做了還是沒做，必須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須將所有往來的公文登記造冊，每月底注銷一次（檢查是否辦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審查結果的之外（賀歲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詢、互商、回報、督促檢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記冊。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備查，一份送內閣備案。六科根據這個登記冊，逐一檢查，到下個月底陸續“完銷”（落實辦結）。這樣，就能確保絕大部分事情，不會拖過兩個月再辦完。

然後，每半年再彙總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沒辦完的，要開列清單，報給內閣，並下文牘到部追查，部裏要講明原因。第二年的每個季度，六科都要再對上一年沒辦完的事，逐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銷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辦事的官員，由部院舉報。部院注銷不實的，由六科舉報。六科有隱瞞不報的，由內閣舉報。所有的公務，隻要逾期未完，負有責任的官員名單都將上報給內閣，由內閣擬旨查問。無正當理由而不辦的，要給以懲罰。

形成如此一個層層監督的網絡，內閣對下麵的辦事效率和進展情況，就心中有數了。六科也有了正經事幹，沒工夫去無端找碴兒了。

這個辦法，看起來沒什麼神奇的。

但是，堂堂大明朝二百年，誰也沒有想起來，解決問題就可以這麼簡單。

即便是聰明蓋世的朱老皇帝，也隻是製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備案的製度，也沒想起來要製定相應的落實製度。

老皇帝白當了一回農民，居然會不明白：馬兒不鞭策，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來後，兵部率先執行，其他部院紛紛跟進，效果奇佳。萬曆三年（1575）正月，鳳陽、廣東、浙江三地的巡撫，因上年未辦結事，而被罰俸三個月，全國官員震動。萬曆四年（1576），地方撫按中有六十三人合計未完成一百三十四件事，為此，郭思極等人因每人未完成十一件事以上而被奪俸。萬曆五年（1577）十一月，戶部員外郎賈實等四十八人，因瀆職而被勒令致仕（辭職）。萬曆六年（1578），共查上年應辦的一百三十七件事，有七十六人被查出逾期，各受處分。

考成法，點石成金了！

張居正以一人的意誌與權威，終於終結了龐大帝國無效的空轉。《明史》稱，考成法一出，官吏不敢文過飾非，雖在萬裏之外，朝下旨而夕奉行。

萬曆六年，戶科給事中石應嶽說，考成之法一立，數十年的廢弛積壓之政，漸次就修補齊了。萬曆後期的閣臣沈鯉也曾說，天下再無不奉法之吏，朝廷亦無製定後而不能推行之法。

張居正由此，建立起了極大的威望，史稱他“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豐采”（《明史·張居正傳》）。

考成法為帝國的車軸加了油，張居正還對不大靈便的車軸也進行了修理。與考成法相輔相成的，還有以下幾個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選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種途徑，一為進士，二為舉人、監生與貢生，三為吏員。監生、貢生分別是落榜舉人和由地方學官推薦的秀才，考入國子監（中央大學）學習的“進修生”。吏員是通過服吏役而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明代的農民、士兵，家有兩三男丁以上的，須抽一名能識字的到官府服役，為期三年，抄抄寫寫，跑跑總務。三年後，優異者可進入京城各衙門服役三年，而後就可做官了。這種做法實在堪可玩味——幾乎是強迫識字的普通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間，上述三類人都可當官。永樂以後，開始講究文憑。吏部用人隻看資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唯有進士；舉人、貢生則多受限製，吏員更不用提。部院和地方主官，全部由進士出身的壟斷（做大官哪那麼容易）。

嘉靖皇帝曾有意改正這一弊病，恢複高級官員的“三途並用”，但實行了兩年，各地巡按保薦上來的官員，仍是進士居多，舉人罕見，秀才則絕不予以推薦。

到了隆慶年間，更是進一步發展到無論怎樣無能的進士，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學曆文憑者，不分青紅皂白，都是香餑餑。文憑低一點兒的，則被視為無用之人。比如，進士出身的，為政如果寬厚，往往被譽為愛民；若舉人為政寬厚，則被斥為姑息養奸。進士為政嚴厲，往往被譽為精明強幹；舉人出身的若嚴厲，那就是暴虐無道了——天生就是小媳婦，怎麼的也沒個好！

此種選人辦法，後果是：一旦科舉考中了進士，即是大功告成，人人不再求上進，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縱自己，驕狂不可一世。未得到進士出身的，先天就被定為劣等人才，注定上不去，於是心灰意懶，得過且過。

這種“文憑＝才幹”的選拔製度，根本就不是個激勵機製了，而是一種反激勵機製。導致士人在考試前，人人皆思進取，想報國。一旦考完，中了進士的，有恃無恐，覺得無須再努力了；未中進士的，感覺前途無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兩種人，都缺少認真做事的動力，國家哪裏還有什麼可用的人才？

早在隆慶年間，高拱就開始了用人方麵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後，隻考察其政績，而不必問其出身。張居正主持內閣後，並沒有因人廢政，而是繼續執行這一政策。認為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也未必盡是良吏，曾有明文規定，推薦官員不得偏重甲科。

為了防止官僚群體對新舉措的抵製，張居正對科道官員的推舉，幹脆規定了一個比例：進士占四分之三，舉、貢占四分之一，確保有一定比例的舉、貢人才能進入科道。對太常寺（掌禮樂）、鴻臚寺（掌禮儀）及五城兵馬司（負責京城警備）等衙門的主官，均取消了出身限製，非進士的也可擔任。

有一個例子最說明問題。有個吏員出身的黃清，曾任通判，為官一貫清廉，被譽為“天下第一等清官”，而且富有才智，善於應變。後任嘉興同知，主持修建二千七百餘丈長的海鹽縣海塘，工程至為堅固，費用最為節省（因為不貪汙）。此人什麼都好，就是與上級、同僚的關係處理不好。張居正不顧有人議論，將其提拔為兩淮鹽運使同知，讓他主持修建漕河的關鍵部位——高寶內堤。此堤在此之前，長期完不了工，黃清一去，兩年即告完工。張居正激賞此人能力，又提升他為太仆寺卿。黃清死後，張居正應總理河道大臣潘季馴的請求，為黃清立了祠，以供百姓紀念。像這樣小小的一名吏員，竟受到如此器重，對當時的官場震動極大。那些文憑資格不過硬的人，都看到了上進的希望。

明代的官員任職，還有一大弊病，就是任期過短。本來，明初洪武年到正德之前，官員任期一般是九年，這叫作“考滿”，考滿了才能調動。如果政績卓著，上下都很滿意，則任期也可能長於九年，因此，曆朝都有任期超過十五年的地方官。比如，永樂至正統年間，吏部尚書蹇義，甚至連任三十三年，幾乎幹了一輩子的“太宰”。

到正德年間，這個好傳統被武宗皇帝破壞了，任職更調過於頻繁。一官到任，屁股還沒坐熱，就走了，還談何了解一方民情、辦妥一件實事？官員在任時，都無長期打算。隻要無過，就可升遷，誰還願意多事？所以皆不以民事為急，崇尚虛文，按日子等待升遷。有那說得天花亂墜如孔孟再生，而實事一樣不幹的，也許反而升得更快。

嘉靖年間，也曾經有過規定，官員必須期滿才能調動，不許無故更調，但卻實行不了。直至隆慶年間，高拱、張居正聯手推新政，方有所好轉。張居正則在萬曆二年（1574）公布了“久任之法”：知府通過“兩考”（三年為一考）才能升職。如果滿了“三考”，也就是任職九年，就可升布政使、按察使（行政、司法省級正職），不滿九年的，則隻能升到省級副職，按照明代官製，正與副差著兩個級別。同時還規定，各省負責教育的提學官，若未處理完本年的科舉事宜，不得升調。

各部院官員也是如此，有賢能稱職者，就地加官，不必更換部門，免得客觀上激發奔走謀肥缺的欲望。

當然，光占著茅坑也不行。張居正還規定，知府、知縣當中，如有才幹與官職不相稱，或任職地不適宜的，布政使可以自行調換。

這個“久任之法”一實行，官員想坐火箭躥升也難了，必須在任上做出實績來，否則影響升遷。

——馬兒是怎樣跑起來的？很簡單，就是用鞭子趕的。

張居正在考成法之外，對吏治采取的第二個辦法，是整頓考核製度。

大明帝國的官員考核，在製度上可說是很嚴謹的，但是好經也怕念歪了。本來，“考滿”製度相當科學，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隻要有成績，就升兩級，跨上了一大步。另外還有“京察”，每六年對全體京官考察一次；“外察”，每三年對外官考察一次。其中，考滿是看你政績，京察、外察是挑你毛病，側重點不一樣。

這一套製度，如果遇到了歪嘴念經的，會如何呢？那就是走走過場，或者考語不實，賞罰不公，甚至到期不考的也有。

張居正了解這裏邊的症結，他說：“做官之難，並非治民之難，而是伺候人之難；並非得下之難，而是悅上之難。”

他這是說了大實話！

烏紗革履，夜夜飯局，那是表麵風光。迎來送往，笑到臉僵，似乎也不如平頭百姓更自在些。

張居正說，很多為上者，好以愛憎喜怒來評定名次——你有什麼辦法？

本來明初時規定，官員考語由各衙的正官來寫，察其能力，驗其勤惰，要秉公考核明白，然後寫出稱職、平常、不稱職等不同評語。但是，各衙正官誰肯得罪人？無非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到後來統統寫上“稱職”。

大明的官員，如果隻看考核記錄，那就幾乎沒有一個是庸官了，“稱職”的評語成了虛套。對此，張居正嚴令，考語必須分出等級；假若都稱職，那就是都不怎麼樣。他還提出了好官壞官的標準：以安靜宜民者，為最佳。凡沿襲舊套、虛假矯飾者，雖有浮名，也要列為下考。

也就是說，安民為上，其餘免談。玩花架子的，無一例外，都是劣等官員。

張居正要求，考察官員隻看他做事實不實，不必問他曾得罪於何人，考核必須依據事實，勿雜以愛憎。

如果被考察者得罪了什麼大官，也不能影響提拔。一般的輿論評價，不能作為依據，出身資格更不能作為標準。由內閣及六科官員來監督部院，部院監督各省，考察如果失實，對考察官的評語同樣也是“不稱職”。你不好好考察別人，我就要考察你。這樣一來，哪一層都不敢馬虎了。

官員分出好壞後，對好的要獎勵。根據張居正的建議，從萬曆二年起，皇帝親自接見列入“廉能”一類的官員，賜宴並賞賜。這才是真的皇恩浩蕩啊，小小低職官員，何曾想過能目睹天顏？因此，在皇權架構中，這是對廉能官員的最大激勵。而對貪酷異常者，則要移送法司問罪。

即使是勳貴犯法，張居正也敢來硬的。朱老皇帝有個義子叫沐英，他的後裔，世襲了黔國公，世代鎮守在雲南。當時的黔國公沐朝弼，屢次違犯國法，按律應法辦，但一般人顧忌他在雲南根深蒂固，怕引起變亂，主張姑息。張居正卻力排眾議，認為此事用一使者就可以辦，沐朝弼必不敢反。於是，派一使者前去雲南宣讀詔書，宣布由沐朝弼的兒子繼承爵位，然後逮捕了這位老爵爺。沐朝弼知道新政厲害，果然乖乖就擒。

向一個龐大的惰性群體開戰，從張居正這一麵來說，是一場名副其實的“一個人的戰爭”。

自從高拱被驅逐後，從隆慶六年（1572）到萬曆三年（1575）八月，與張居正同在內閣的，隻有一個呂調陽。後來陸續增加了張四維、申時行、馬自強。但在整個“江陵柄政”時期，隻有他一個人有實權。內閣、部院和全天下官員，隻是在執行他一個人的意誌。

兩宮太後與皇帝，將中外大權悉以委之，這就是一把所向披靡的劍。這場戰爭，也因此以張居正的大勝而告結束。

帝國這輛破車，終於讓他給修理出個樣子來了。

所有的問題，一旦說破，竟然簡單到難以置信。原來，都是人的問題。即便是恢複到老祖宗的製度，隻要人的工作有效率，國家也一樣有朝氣。

張居正說過：法之不行，是因人之不力，不議人而議法，有何益？

他多年潛心鑽研典章製度，知道帝國的軟肋在哪裏——就是辦公效率。他的考成法，就是把考核與辦公效率結合到了一起。交給了你幾件工作？辦完了幾件？沒辦完的是什麼原因？三個問號解決好，就萬事大吉。

——反觀之，所有過於複雜的事情，都多少有些可疑。方案、規劃、規定千萬條，有幾句話是真正能操作的？有幾句話是真正能起作用的？各種前衛概念紛至遝來，哪個概念能在低效率下創造高產？不粉飾，不吹牛，不搭花架子哄上級，實實在在地做，才是稱職。

張居正不是現代人，但不等於他不聰明。聰明跟現代不現代沒有關係，隻跟能不能有效率地辦事有關係。

萬曆二年（1574）正月十九日，紫禁城內的會極門張燈結彩。文武百官服裝鮮亮，肅立兩旁。十二歲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員虔誠地三叩九拜，“萬歲”聲直衝雲霄。

大太監馮保跨前一步，高聲宣讀獲獎“廉能”官員名單。受表彰官員魚貫而出，伏地謝恩。

廉潔幹練者揚眉吐氣，嘉靖以來，這是第一次。這才是國之大幸。

張居正位列百官排頭，春陽照在他的臉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權之重，古來未有；治國之才，也是古來罕見的。這也是帝國之大幸。

大明的國運，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壇上的香煙，蒸騰直上。還需要歎“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了嗎？

不用了！

張居正，永遠不會有這種悲歎。

在他的理念中，腐朽與新生，沉淪與崛起——這中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天塹，而是一葦可渡。之所以做不到，是沒有人認真在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沒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介農夫，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帝國。這是奇跡。但是當這個帝國具備了所有完善的國家機能以後，為何反而創不出奇跡來了？是因為——

國家之老，老於人心。

對有些臣僚來說，既然大明這條寶船是永不沉沒的，那還用管它往哪裏開！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沒的嗎？

可惜這一問，驚醒不了太多明朝的庸官惡吏。貪酷之徒，隻知道財富是無盡的；庸惰之徒，隻知道太陽每天都要升起；奔競之徒，隻知道塔尖上的風光最好。對他們來說，民力可以無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無顧忌地踩踏，笙歌可以無終結地演奏下去。這一切，永遠無須償還。

他們哪裏知道：就在這腳下三尺土中，“宮闕萬間都做了土”（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昏睡百年的大明，也已開始搖搖欲墜。

曆史，恰在這個時候選擇了張居正。他自布衣起，登入廟堂，自稱是受恩深重，義當死報。難道世路多荊棘，他不知道嗎？

他當然明白。

但國家興衰，不止是一個人的禍福。拯民救時，五尺男兒，能罷得了手嗎？

正所謂“無限滄洲漁父意，夜深高詠獨鳴舷”（張居正《舟泊漢江望黃鶴樓》）。

這內心裏最深邃的嘯聲，不知有誰能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