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淩晨刺客直奔皇帝而來

這是一件考驗人性底線的事件，倏忽而來，令人驚愕。

張居正經過半年才穩定下來的局麵，因此事陡起軒然大波，令他取舍難定、猶疑再三，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為僅見。

往前一步是什麼？

他也有惶然的時候。

事發萬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淩晨的夜幕中，萬曆皇帝被母親叫醒，乘坐軟轎，出乾清宮上朝。轎子剛出乾清門，從西階上猛然下來一個人，身穿太監服裝，慌慌張張直奔轎前。守門兵卒見勢不對，立刻虎狼般撲上前去，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隊列連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對該嫌疑人員實施搜身，結果搜出綁在腋下的刀、劍各一把。

宮禁之中，竟然混進了刺客！

此人雖然下巴上沒胡須，穿的也是太監衣服，但麵孔陌生，沒人認識他。

大膽！隨值的太監與兵卒心有餘悸，喝問該嫌疑人：“叫什麼？哪兒來的？”

該人略有遲疑，立刻有無數的拳腳上去伺候。最後他吐出兩句話來：“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隸常州府武進縣。”

此外，打死再沒有二話了。

皇帝重新起轎上朝去了，事情交給馮保處理。

話是再問不出什麼來了，馮保照直彙報上去，萬曆親筆批了個旨：“王大臣拿送東廠究問，此外再派當差的校尉，去著實緝訪了以後，來回話。”

讓東廠這幫鷹犬來治他！

我們也許會納悶兒：警衛森嚴的皇宮，如何混進了外人？其實這事，也不算蹊蹺，高牆雖然跳不進去，但門是可以混進去的。

按照《明會典》，文武百官進宮辦事，須出示“門籍”，也就是腰牌，上麵注明姓名、籍貫、官職。這是皇宮的特別通行證，進宮時交給衛兵，出來時取走，太監也有這東西。

既然有通行證，就有可能假冒或轉借。一些想混進紫禁城的人，自然會有辦法。有的人借了太監親戚的衣服，早上混進去，晚上再出來，居然也沒事。

皇宮裏有近萬間房子，哪裏看守得過來？於是有那膽大的，混進來後，晚上在裏邊找個偏僻旮旯過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無不可。

天下事就這麼無奇不有。那麼，他們混進皇宮來打算幹嗎呢？

所幸，他們絕大多數沒什麼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開開眼界，回去好在被窩裏跟老婆吹吹牛。還有的，想進來發點兒小財，順手偷個金碟子金碗什麼的。

《明實錄》裏記錄了不少這樣的稀奇事。對這些人，一般處理得都比較寬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嘛，就這素質。輕的，打一頓屁股就放人；情節嚴重的，則發配充軍，沒有一個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這麼一個不守本分的人，異想天開，跑進了大明朝的心臟。他被帶到東廠以後，被特務們一頓暴打，立馬就招了。

他說：“我本名叫王章龍，是從戚繼光戚總兵那裏來。”

難道是戚繼光派來的刺客？

難以置信！

張居正聽到馮保那邊傳來的消息，驚出一身冷汗來！戚繼光是軍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張居正安放在邊境的一顆重要棋子。這消息要是走漏出去，於自己極為不利，且容易在戚繼光那裏激成意外之變。

他連忙叮囑馮保：事關重大，不能再讓那家夥亂咬了！

其實，這王大臣與戚繼光一點兒瓜葛也沒有。他本是常州的一個無業遊民，跑到戚繼光的兵營前，想要投軍，人家沒收。他沒辦法，隻好流落到北京。後來給一個太監當了雜役，幹了不長時間，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進了宮。

他深更半夜揣著利器潛入皇宮，目的何在？有關的史料均不記載。估計連他自己都沒想明白，就闖了進來。十九日天快亮的時候，剛好碰見皇帝上朝的隊伍，王大臣生平沒見過這等威儀，給嚇得不輕，想找個地方躲一躲，結果反倒驚了聖駕。

馮保接到張居正的建議後，覺得有道理，但他由此產生了一個念頭：牽連戚總兵當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讓這家夥去咬別人。

誰？頭一個，就是那不識相的高閣老。

高拱雖然下了台，但餘黨還在，他本人也有可能東山再起。這個風險根苗，必須連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隱患呢？唯有把人搞死！

都說無毒不丈夫，我馮保雖然已經不是丈夫，但毒卻是一點兒不能少的。

王大臣啊，你就是上天送來的一柄利器。

馮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審王大臣。他屏退左右，關上門窗，低聲對王大臣說：戚總兵的事，不能再胡說了，要說就說是前司禮監陳洪公公主使，受高閣老之命前來謀刺皇上。你小子隻要照這個路子招認，保你高官得做，富貴一生。否則，活活打死！

這王大臣，本來腦子就不大夠用，哪裏禁得住這樣哄騙，居然就答應了。

馮保大喜，決心把這事情辦成鐵案。他叫來心腹親隨辛儒，賞了二十兩銀子，讓他去東廠監獄，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過堂的時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閣老的家奴李寶、高本、高來三人與我同謀的。”

馮保聞報，可能心裏會一聲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誰在台上，誰就是爺，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東廠緹騎（校尉）四名，飛馬馳往河南新鄭縣，對前首輔高拱實施監視居住。

四位緹騎，馬不停蹄趕到新鄭，先去了縣衙。這東廠緹騎是什麼身份？是東廠派出的執行任務的校尉。從名義上，雖然東廠歸宦官所轄，而錦衣衛歸皇帝直轄，身份好像是錦衣衛高一些。但宦官常年在皇帝身邊，吹風、彙報，那不是錦衣衛官員能比的。久之，東廠地位便在錦衣衛之上。後來的年頭裏，錦衣衛官員見了緹騎，都是要行跪拜禮的。

這時，知縣見了緹騎大人，唯有誠惶誠恐。緹騎吩咐，此行是為監視高閣老而來。那縣官忙不迭派了一幹衙役、捕快、牢頭，把高府圍了個水泄不通，連一隻鳥兒也別想飛出來。

卻說高府裏的人，看見衙門的人出動，圍堵上門，都心知不好，仆役丫鬟一哄而散。高拱本人則以為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聲歎息，找出繩子便要上吊，家人連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無奈，隻好硬起頭皮，出來問幾位緹騎大人：“你們想要幹什麼？”

四位緹騎見了高閣老，倒也十分有禮貌，答道：“我們可不是來逮您的，是怕此事驚嚇了您老人家，特意前來保護的。”

高拱明白了暫時無性命之憂，才稍微安下心來，但仍是恨恨不已。

虎落平陽被犬欺，這道理古今皆同。過去堂堂的朝廷重臣，就這樣，被一個“宦豎”搞得死去活來，真是天理何在呀！

這件案子，來得如此撲朔迷離，當時輿論認為，其中大有不可解之處。王大臣不過一潦倒流民，私穿太監衣服混進大內已屬離奇，卻又身懷利器，究竟意欲何為？《萬曆起居注》和《萬曆以來首輔傳》都認為：所謂“搜出刀劍”雲雲，係馮保事後栽贓。當然，這也可以聊備一說。

事態仍在擴大。三天後，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張居正上奏，代表內閣就此事表態。他說：“發生這樣的事，臣等不勝驚駭。經商議，臣等認為，宮廷之內侍衛嚴謹，若非熟門熟路者，豈能如此順利接近聖駕？王大臣所為，顯係蓄謀已久，中間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請下旨責令東廠即行緝訪，務得下落，杜絕禍本。”

這個奏本，據當今有關學者推測，顯然是馮保已就構陷高拱的意圖，與張居正通了氣。張居正不僅同意，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輿論。

皇帝哪裏知道這些貓膩？既然大內都能混進外人，當然要查。於是馬上批複：卿等說得是，照辦。當天守門的太監和衛兵，也要拿下拷問。

張居正的奏本一上，邸報傳出四方，朝野轟動。關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現任首輔這是要興大獄了，矛頭所指，正是前任首輔高拱！京城裏人心惶惶，官員、百姓無不驚駭萬分。不知又將有多少人頭要落地，更不知高閣老如何能逃過這一劫。

然而，馮保在高層鬥爭的台麵上，畢竟是初出茅廬，他把事情的難度低估了。這個案子的情節之離奇，辦案的手段之荒誕，豈能堵住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時顯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員首先表示了不平，不少人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顧忌張居正的權勢，一時還不敢貿然行事。

其中，刑科給事中們，聚在辦公衙署裏議論，群情激昂：“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必使國家有此一荒唐事，我輩今後，將何以見人！”於是當即草擬一疏，建議皇上將此案從東廠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會審，以求公正。為取得張居正的諒解，他們還專程到朝房去麵見張居正，陳述理由。

張居正不為所動，告訴他們：“此事已成定案，無法更改，你們也不要上疏了。”

科道官員哪裏能服？連續五天到張府求見，張居正躲得蹤影全無。從朝至暮，隻有一群官員在張家苦等。

有一名禦史叫鐘繼英，等得不耐煩，自己獨銜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蹺，涉嫌陷害。張居正接到通政司轉來的奏本，大怒，票擬“令回話”。你什麼意思，來給皇帝講清楚！

此時，張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書楊博，也持反對意見。他勸告張居正說：“事大，追迫太甚，恐起大獄！高公雖粗暴，天日在上，他萬不能做出這種事來。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況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禦史葛守禮，對老長官高拱心有所念，索性將東廠辦案的內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脛而走，百官更是激憤。

太仆寺卿（馬政主官）李幼滋，是張居正的老鄉（湖北應城人），見輿論太過強烈，就抱病前往張府，問張居正：“張公為何要做這種事？”

張居正不禁憤然：“怎的就說是我做的？”

李幼滋說：“大內拿下了嫌疑者，張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現在東廠說主使人就是高老，這怎麼辦？高老如有不測，萬代惡名，都要歸到您身上，您怎麼能解脫？”

事到如今，在道義上張居正已毫無退路，隻有堅不承認：“我正為此事煩惱，幾乎愁死，你如何還要說是我主謀？”

輿論反彈竟是如此強烈，這是張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感沮喪。據說，此間他曾一度去午門關聖廟抽簽，以維持心理平衡。

那幾日，張居正終日愁思，繞室徘徊。這件事情，究竟是做還是不做？著實令他難下決斷！

張居正把事情做到這一步，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敗筆。此事逆人心而動，且漏洞百出，羅織構陷的企圖太過明顯。而大凡權謀之事，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程度。既然路人都知道了，還要堅持，那就是花崗岩一樣的腦子了。

在當時就有人評論說：以張居正的絕頂聰明，何以把自己降到馮保之流的水平？小人隻是圖一時之快，而張居正是要做大事的，如此蠻幹，所擔的道義風險之大，實難以預料。

權衡再三，張居正決定還是要把事情幹下去。東廠已發出拘票，把前司禮監大太監陳洪拘捕到案。

就此，一張漫天大網猛然撒開。

高拱的頭顱，已岌岌可危!

據《國榷》一書的描述，想不到，事情到此，突然發生了戲劇性的轉折——張居正懸崖止步了。個中因由，是朝廷重臣葛守禮與楊博，起了關鍵作用。

葛守禮不忍坐視高拱被陷害，在危急時刻，拉了楊博去見張居正。雙方有如下的一番口舌：

張居正說：“兩位還是不必多說了。東廠已經辦結，隻等同謀人逮到，就可上奏請示處置了。”

葛守禮猛然站起，向張居正一拜：“我葛某，豈是讚同亂黨逆賊的人？但我以全家百口人的性命，擔保高公無罪！”

張居正沉默以對。

葛守禮又說：“早先夏言、嚴嵩、徐階、高拱諸公，遞相傾軋，身敗名裂，這是張公您的前車之鑒。”

張居正聽懂了話外音，憤然道：“兩位是說我想陷害高公嗎？”

當下，便拿出一份東廠的文牘，給二人看，意謂此案係東廠一手包辦，與己無關。卻不料，在這份審結文牘上，張居正曾親手加了四個字——“曆曆有據”。一激動之下，他竟然把這個茬兒給忘了。

葛守禮接過文牘，看到上麵有張居正的筆跡，微微一笑，將此件猛地藏進自己袖中。

張居正這才醒悟，連忙掩飾道：“那上麵，有幾處與法理不合，我稍事改動了幾個字。”

葛守禮未加理會，隻意味深長地勸道：“機密案情，不報給皇上，先交給內閣，有這道理嗎？我們二人，不是說張公想陷害高老，而是高老的事情，唯你才有回天之力了。”

張居正見短處捏在了別人手裏，心知如果繼續下去，確實可能後果難料，便猶豫道：“但是……後事如何了結？”

楊博即說：“有何難結？隻需找一個勳臣世家子弟來，全無什麼顧忌，自然能辦好此事。”

第二天，張居正便令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前去東廠，與馮保一起會審。

朱希孝，是“靖難功臣”朱能的第五代孫，也是當朝榮銜最高的探長。他以此身份介入，合情合理，馮保想壟斷王大臣案審訊的企圖，完全失敗。

自此，張居正已明確開始轉舵。

但朱希孝並不知內情，他感覺夾在馮、張威勢與朝官的清議之間，萬難做人，不管倒向哪一方，弄不好，都有殺身之禍。這位身世顯赫的錦衣衛最高武官，計無所出，竟然急得哭了起來!

赳赳武夫，被逼到這種程度，可見其時官場之險惡。哭夠了，還是要尋個出路，朱希孝隻得去拜見張居正，討要一個主意。張居正並不多說，隻讓他去找楊博。

楊博心中已有數，便開導朱希孝說：“張公的意思，是想借你保全高閣老的體麵，怎麼忍心讓你去做陷害人的勾當？”遂將了結此案的辦法逐一指點。朱希孝茅塞頓開，大喜，掉頭就走，馬上著手實施審訊事宜。

此時已是正月二十八，數日之內，事情已峰回路轉。最明顯的標誌，是張居正為此案又上了一道奏疏，建議要謹防王大臣妄攀主使者。他說：“臣聽說廠衛連日加急審訊，案犯支吾其詞，案情仍不甚清。臣以為應稍加緩和。如迫得緊了，反倒將真情掩住了。審訊過急，恐怕還會誣及好人，有傷天地和氣。”

此疏，與此前所上務求“主使勾引之人”的那一疏，立論已有天壤之別，說明張居正已決定將此案全麵刹車。

此後，他又連續給高拱寫了兩封信，頭一封是安撫高拱，以免他受驚而死；第二封，是更誠懇的好言勸慰。

張居正在最後一刻，終於意識到了自己的愚蠢。此後辦案情況的發展，證明他及早抽身是十分明智的。

朱希孝這人，是掌管錦衣衛的武官，深得張居正信任，但以往與高拱亦有舊交，此時也甚為同情高拱的遭遇。既然張居正已發出轉向的信號，朱希孝便決意為高拱洗清。

按照楊博的指點，朱希孝派了一位得力校尉，秘密提審王大臣，問他：“私闖大內，謀刺皇上是要滅族的，你為何要做這等事？若從實招來，或許可以免罪。”

王大臣始而茫然，繼而大哭：“是辛儒教我這麼說的。他說，隻有主使者才有砍頭之罪，我這算是自首，不但無事，還可以有賞。誰知道，如今假供全都成真的了！”

校尉也不多說，隻點撥了一句：“到如今，你隻有說真話，或許還可活命。”

得了王大臣親口所供，校尉立即報告了朱希孝。朱希孝微微一笑，揮手讓校尉退了：“好了，沒事了。”

二月十九日，廠衛聯合會審，堂上氣氛，一派肅然。

待朱希孝剛一到東廠，原本風和日麗的天氣，忽然就黑雲壓城，風雨大作。東廠內的審案官吏們不禁為之色變，一時人心惶惶。

對此案早就持有異議的東廠理刑官白一清，對兩位東廠的問官千戶說：“天意若此，你們就不怕嗎？高老是顧命元老，這事本來與他無關，現在卻要強誣他。你我都有妻子兒女，做這種事，他日能逃得了被砍頭的結局嗎？你二人受馮公公厚恩，當向他進一句忠言。況且王大臣供詞前後不一，你們為何在結案文牘上寫‘曆曆有據’？”

兩位問官麵麵相覷，隻得解釋說：“‘曆曆有據’是張閣老親筆改的。”

不一會兒，馮保也到了，會審當即開始。

東廠問案，照例是打了再問。十五下殺威棒是少不了的。這一打，王大臣不幹了，大叫道：“說是給我官做，永享富貴，怎的又打我！”

馮保喝問：“說，是誰主使你來？”

王大臣這時已有了一定醒悟，怒目圓睜，衝著馮保說：“就是你主使，你難道不知曉？為何又來問我？”

當場打臉，直截了當！馮保差點兒沒氣暈過去，隻好強挺著問：“你說你認識高閣老，是怎麼回事？”

王大臣又是一跳：“不是你教我的嗎？我怎麼能認識高閣老？”

馮保此時，臉已氣得成了豬肝色。

朱希孝見場麵太尷尬，連忙接過去問：“刀劍從何而來？”

這王大臣，雖然智力有點兒問題，但是他琢磨，假如按照馮保所說，承認謀刺皇上，反而能做大官，這裏麵的邏輯不大對頭啊！於是索性咬住馮保不放：“是馮公公的家奴辛儒給我的。”

朱希孝怕再審下去，馮保要收不了場，便厲聲喝道：“胡說，連問官都敢攀扯！該打！”

說罷，拉起馮公公就走，審訊不了了之。

馮保被氣暈了頭，越發不肯罷休，回宮後，麵奏萬曆說：“陛下，臣已查明，是高拱主使行刺！”

他話音剛落，宮內一位七十高齡的殷太監，猛地跪在萬曆麵前，說：“萬歲爺爺，您別聽他的！高閣老是個忠臣，怎麼能幹這等事？他一個大臣，榮華富貴都有了，若要行刺萬歲，他圖的是什麼呢？這絕無可能！”

殷太監隨後又轉頭，對馮保說：“馮家，萬歲爺還小，您積點兒德，好好扶持萬歲。高老是忠臣，受了顧命的，誰不知道？是張蠻子想奪首相做，要誅滅高老。你我是內官，又做不了外廷的官，你跟著張蠻子忙個甚？你現在要是做了這事，將來一旦翻案，咱們內官一定會受牽連，不知又要有多少人頭落地，可萬萬使不得！”

馮保聽了這一席話，臉色驟變，想發火，卻無言以對。

他退下後，剛好碰見太監張宏。張宏也勸他：“此事萬萬不可為！”

馮保這才感到，眼前的這堵牆，怕是繞不過去了。思前想後，決定罷手。他派人給張居正帶了話去：“宮內有人跟皇上說了話，事情辦不下去了。”

第二天，張居正就下令，將王大臣從東廠提出，轉交刑部，由三法司會審。法司的動作相當快，當天就提審。但是他們發現，王大臣已經被人強灌了生漆，成了啞巴，無法吐出任何口供了。

究竟是何人幹的，各種史料的說法不一，無非是說，顯然是張居正和馮保兩人之一。

二月二十一日，三法司再審，也不問話，隻擬了闖入宮禁罪，建議斬首，將此案果斷了結，任何人不再涉及。

這正是張居正最希望的結果。他立即依據法司意見，上疏請求允準執行。

由此，這個王大臣，就成了古史上最有名的一位流民。

此事的前前後後，令人驚心動魄，忽焉而起，忽焉而落，說明萬曆年之初的張居正，終究還是怕眾口喧嘩。在這世上，人心，初看是最沒有力量的一種力量，但是一旦全麵爆發，其勢也萬難阻擋！

張居正在輿論麵前及時讓步，既保全了自己，也保住了馮保，盡管二人在名譽上已經失了不少分。

史載：因為此事，舉朝皆厭馮保。

盟友之汙，即是己汙。如此拙劣的誣陷，無疑是第二個“風波亭”，險些讓張居正成為曆史上的第二個秦檜。

看來，權臣自可用權，但心術畢竟不可太歪。

王大臣一案，敘述得較具體的，莫過於高拱晚年所著《病榻遺言》。此書內容，雖不免摻雜高拱較多的個人情緒，但證之《明史》《萬曆邸鈔》《萬曆起居注》《明神宗實錄》等七八部書，情節大同小異，可見高拱所言，距事實並不遠。

高拱在回憶中，曾實指張居正企圖將他滅族，事不成後，卻又自鳴其解救之功。這一點，應是不謬的。

而張居正事後，在給友人的信中，隻是再三強調，此事全賴他力挽狂瀾。

後來天啟年間的大學士朱國禎，是過來人，曾親曆此事，有比較公允的看法。他說：“看來張欲殺高，是無疑的。但張似不應如此愚蠢，或是當中有小人加以利用，也未可知。另還有一說，此事全出於馮保的主意。”

王大臣一案，轟動中外，連朝鮮使臣也有耳聞，記下了王大臣案在北京城的民間說法，說是在京城，提及構陷者是何人，“道路之言，皆指太監”。

此案內中一些詳情，永遠不可為人所知了。各種著作中，也有一些不一致之處。譬如，曾有人說，辛儒秘密給王大臣送去蟒袍與刀劍，劍柄上鑲有貓眼石，誘惑王大臣以此為作案物證。這麼做，是為了加重此案的分量。

還有的書上說，朱希孝在東廠會審時，曾令王大臣辨認混雜在人群中的高拱家奴，王大臣茫然無所知。以此確知，他的口供均係捏造。

此案對高拱來說，可算是因禍得福。因這次誣陷失敗，張居正與馮保，後來一直未敢再對高拱下手，以避清議。因此，高拱得以安享晚年，在故鄉整理和寫作了大量著作，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文獻。

從對此事的處理上，我們還可見出，張居正在應對突發事件時的一個特點，就是易於感情用事，反應較為衝動。這與他平時的沉穩極不相稱，幾乎判若兩人。這個特點，在以後還會數次出現。

此外，張居正曆來有收買人心的一套手段，既做了事情，又不肯承認，反而標榜自己是解鈴人。不過這種自辯，往往功效不大，掩耳盜鈴而已。

最後還要說的是，張居正在阻擊政敵時，往往在緊要時刻良心發現，不肯出手致命一擊，有時反而能為對手略做解脫。

功利與人性底線的衝突，在他身上，交纏虯結，不可以非黑即白來概括。

近年有些評述張居正的小冊子，為描紅他“改革家”的形象，竟然將他排斥異己甚至誣陷政敵的行為，一股腦兒讚譽為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這倒是令人啞然失笑。

改革家，就沒有私欲了嗎？

改革家就沒有過可能陷於萬劫不複的敗筆嗎？

還有的著作，將王大臣案的戛然而止，說成是張居正胸懷遠大、高度明智所致，也是讚美有加。

事實如何？恐怕隻有張居正心裏最清楚。

他大概唯有慶幸：當一天陰霾消散於無形時，隻祭了一個王大臣，其他各方，並無慘烈的損傷。萬曆初年剛剛穩定下來的政局，沒有遭到傷筋動骨的損毀。

張居正僥幸擺脫了一次最大的危機，那麼，他現在覺得，可以向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