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宮——不盡的美夢

能讓有知識的人充實豐富起來的是文化，唯有文化……

——文學藝術總管加埃唐·皮康：《創作與文化》

安德烈·馬爾羅為了使自己重新負有某些責任的三個行政部門（藝術、國民教育、青年和體育）的新結構之間有所區別，想在文化宮上尋求解決辦法。他拒絕把“管理娛樂的問題135”放進文化範疇來考慮，他還記得1934年革命作家與藝術家聯合會想象過的文化宮：人們當時在巴黎市中心看到演講、展覽、電影和自編自唱的藝人136。他也沒有忘記朋友雷奧·拉格朗熱希望為勞動者擴展“在娛樂當中發現生活樂趣和崇高意義137”的可能性。馬爾羅1945年6月9日在普萊耶爾大廳曾重提過這樣一個理念，組織娛樂活動：一方麵要借助民主，另一方麵還要通過比如電影，還有繼印刷術後出現的留聲機這些技術探索，文化因而會難以避免變成永遠是更多人享有的特權。拉格朗熱希望國家有所行動，通過這個行動，屬於人類的精品不會被那些毫無意識的人來安排，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支配138。馬爾羅反對國民教育的不良意願，卻複蘇了社會黨人1936年的夢想和自己1946年的夙願：在每個省會成立一個文化宮，從博物館清除學院派的蹩腳藝術品，代之以法國的色彩豐富、具有真實崇高價值的100幅主要油畫精品的複製品139。

與人類思想接觸

部長1959年11月17日向國民議會宣布，在法國每個省份的文化之家“將普及我們試圖在巴黎做的事情，讓任何一個年滿16歲的，即使十分貧困的孩子，都能夠真正接觸到自己國家的遺產，並獲得人類思想的榮譽感”。他還記得1936年文化之家的省級網絡，他想依賴50年代初，在雅娜·羅蘭支持下發展起來的戲劇中心的行動。第一座真正的文化之家，即布爾熱之家，安置在1934至1939年建造起來的國民之家；加布裏埃爾·莫內，這位地方戲劇中心的創始人，是那裏的負責人。其他戲劇表演隊的老成員，繼雅克·科波之後，都站在了省裏被誘惑的人一方，準備參與這項廣泛的政治計劃。即便是在首都，也會有一座房屋建築作為“在工人區安置劇院的首次重大體驗140”。呂克·德克納，這位希望文化大眾化的人，將是東巴黎劇院的居伊·雷托雷的主要合作者。雷托雷1954年在自己的出生地梅尼爾蒙當區建立了公司；同業公會會址是這家公司的建築基地，1972年取得了國家劇院的身份卻從未真正成為一座文化之家。然而從1964年起，那裏願意承擔接納18000名預約者時，部長表示了祝賀：“人們不用從巴黎的角角落落趕往美麗城了！盡管這裏和美麗城其實是相關聯的141。”馬爾羅鏗鏘有力地說：“任何一所提供學術教育的索邦大學都不能替代文化之家的作用，文化之家帶來的是鑒賞和摯愛142。”部長接下來承認，文化之家不能總是照它的原樣管理，人們還沒有在管理機構、城市和國家之間找到一個良好的關聯係統。然而他確定，文化之家成為最好的以後不可能變得最糟。帕斯卡爾·奧裏作為文化曆史的倡導者準確地寫道：“1959年傳說中的文化宏偉目標和十年後要取得的具體成果這個現實之間，還有很大距離143。”不過，這可能對部長本人來說144，文化之家還沒有完全成為必須列入規劃的事情。

通過熱愛經典體現文化

文化宮（原文化之家）到1969年隻落成或開放了10座145，而部長夢想的是建設超出上麵那個數字9倍以上的文化宮，在馬爾羅執政的10年時間裏，發生了什麼事情？巴黎的教義改革，民選代表的謹慎態度，希望最終控製或幹脆不要自己的文化策略，尤其是財政部的保留意見製伏了文化部的烏托邦：這讓大家明白了，文化是豐富多產的，是通過創作者表達無限形象的，“易中之難”的創作才讓人更喜歡。1959年，有些人還在認為，在第四共和國安德烈·菲利普的創意下，有可能在青年之家和多重文化之間建立聯係，未來的文化宮應成為集中“小城市或大城市的居民區所有創造活動146”的娛樂場所。而部長期待推廣的卻是建立在熱愛經典基礎上的文化，他認為，使業餘愛好者的實踐更有價值不會成為問題。他對致力於民眾教育的團體不感興趣的態度很快表現出來後，青年和體育高署以此為由，收去了絕大部分貸款。1961年5月，皮埃爾·莫瓦諾確定了對文化宮性質的要求：文化宮應該圍繞具有專業特征的藝術中心安排活動。1962年7月30日，戲劇、音樂和文化行動負責人的記錄明確指出，唯有在他監護下的“具有專業特征的團體，或能形成與上述行動方式一致，或能活躍並體現我們某個文化宮特色的活動，才能參與我們推動下的文化行動147”。

1961年6月，部長在勒阿弗爾市被修複的簡陋博物館，即第一座文化宮的開幕儀式上，向媒體宣布148，這個建築的特征具有靈活性，它有權適應所有形式的藝術、思想和表現形式。文化部為了莊嚴迎接經典作品，考慮用6340萬法郎的價格建造25個新文化宮，整改5座建築149。最終被列入1962至1965年間的第四個五年計劃的需求資金量達8560萬法郎，這筆錢可以建造4個大規模的文化宮、8個帶多功能廳的和另外8個沒有演出廳的文化宮。然而，當跨財政年度撥款法確定撥9000萬法郎幫助青年和體育高署建造社會教育設施時，財政部卻砍掉了瓦盧瓦街的請求，1962年文化部估計需要1000萬法郎的時候150，財政部隻同意撥給了185萬法郎！發展文化宮的政策因為多重理由，然而首先是財政上的原因，麵對第四個五年計劃中的文化委員會下屬的兩個負責戲劇和文化行動的分會，與1960年介紹的方針產生了截然差異151。

新的文化方針

文化部成立5年多以來，文學藝術總管大膽確定：文化宮將會怎樣，我們並不了解，但要一起探索；文化宮需要生存。文化宮的生存證明文化部與原國務秘書處推廣的不是一回事。一事無成，百廢待興。一切毫無保障時，都有待我們、你們去冒險152。財政部的高官卻根本不想把賭注過多押在這個冒險上。埃米爾·比亞西尼甚至在成為加埃唐·皮康的助手以前就覺察到了這一點153。他1961年10月25日的筆記表明：關於1962年的預算數字“殘酷地顯示出現實情況，它讓我們在聖艾蒂安、布爾熱兩地的榜樣行動上遇到麻煩，禁止我們哪怕是‘小筆開銷’。意思是首先要明確策略和行動計劃，然後要集中責任崗位154”。1960年確定的文化方針由於與皮埃爾·莫瓦諾支持的內容相反155，1962年以後就沒有堅持下去，這一點通過1962至1965年期間公開的預算統計數字做出了說明：這筆資金的數額甚至還沒有達到當初財政預算的50%。

埃米爾·比亞西尼作為文化行動的領頭人，從1962年5月10日開始做了一個筆錄，我們可以從中發現其嚴酷性，但是這將成為他行動的基礎：“文化部建立3年以來，還不可能在證實最具獨特風格，必須給法國文化生活帶來天翻地覆巨大變化的領域，開始有所表現。3年來，我們還不可能向財政部出示行政文書——財政部對文化部的生機還存有爭議，因為確定上述政策的關鍵要點隻能在緩慢的節奏中誕生，我們如今其實還處在起步的基礎上156。”

日期標注為1962年10月的文件《第一年的文化行動》，重新定義了文化宮的任務、設立的條件和法蘭西島的計劃；埃米爾·比亞西尼在此確定了對國家和城市投資均等的原則，他希望“將優先權改造為資源共享”。在他的部長提醒他“被忽視(文化)的時代已經過去”時，比亞西尼依靠分散在外省的多數戲劇中心主任和有不同意向的市長，成了“文化行動名副其實的商業旅行者157”。他希望部長常到外省來支持一下發生的變化，但仍舊沒能改變安德烈·馬爾羅的生活節奏。不過，比亞西尼在馬爾羅不打算去卡昂市參加文化宮開幕式這件事上，還是有相當影響力的158；確實，那個文化宮在藝術界的地位下降很快，隨後變成了娛樂宮。加埃唐·皮康把籌劃財政預算和出示重要信件的工作都交給埃米爾·比亞西尼做，比亞西尼模仿這個做法，把應細心完成的給不同部門的日常通信都交給了另一位來自海外省的老職員。居伊·布拉若也十分理解馬爾羅部長使用的方法：“用突如其來有時還有些費解的方式”闡述重大方針，讓自己手下的各部門負責人，在上級的掩護下，都去關心創建現行機製，絕不介入“漫長複雜的，有時在政治上棘手的行政操作159”。然而隻是安德烈·馬爾羅的名字，對文化行動的負責人來說，就是“一麵卓越的旗幟”。馬爾羅沒少威脅財政部或省長，沒少碰到部裏大發雷霆的人，甚至是將軍的暴怒160。

有爭議的目標

“晚點兒再對比亞西尼說漂亮話吧；但是照行程安排，必須到‘外地工作’一天”：這個綠色筆記記錄下的給安德烈·奧羅看的內容，清楚表明了部長從身體到精神都不可能在大區消耗過多時間。作家根本不喜歡走出自己的出生地法蘭西島，他在那裏養成了進自己最喜愛的餐館的習慣，被他的同事佩爾菲特溫情嘲笑道：“驚人啊，這位戰前的革命英雄竟然隻能在四星級餐館用餐161。”自作家部長離開邦迪以後，任何讓他回憶童年時期平庸郊區的事，都無法讓他接受。他也不欣賞遼闊的法蘭西農村，他的《反回憶錄》裏的一個人物說，自己那時想象的“鄉村景色又傻又蠢，屬於庇卡底類型的，要什麼沒什麼162”。不過部長在亞眠文化宮時卻發言說，這裏發生過的事屬於曆史範疇，結論是：“你們盡力做的是在法蘭西的人都想做的最美好的事，因為，10年前外省這個醜陋的名詞就可能在法國絕跡了163。”不幸的是，當部長1966年在庇卡底大區首府提到需要300億舊法郎“做在這裏經曆的，整個法蘭西的事情”，提醒人們注意國民教育部的貸款卻達到了17000億舊法郎時，並沒有促使他更改這個信用貸款的數額。

馬爾羅的退縮立場有時把自己塑造成了提線木偶，讓某些人認為可以拉動提線，然而權力卻在預算仲裁那裏。1966年5月，財政部總督奧普諾的一個通報十分清晰，提前摧毀了通向亞眠的草擬藍圖的機遇。這個通報揭露了許多信貸操作上不合規範的地方，認為每年不可能建造兩個以上的文化宮，盡管在這裏集中起來的作品是用來“給所有願意聚在這裏的人提供精神生活的”。當部長麵對國民議會議員大聲說，自己隻是向他們要求相當於修築25公裏高速公路的經費時，財政部已經做出裁決：“法蘭西能用這筆微薄的經費在未來10年裏，重新成為世界第一的文化國家164。”不過，勒阿弗爾的第一座文化宮一直處在市級博物館的地位上，這個事實讓一位財政部督察說，在那裏安置的那座文化宮，物質條件“極為不佳，這讓它的發展前景變得虛無縹緲165”。奧普諾的文件則認定“在文化宮規劃的任務，甚至它們的名稱都讓人雄心滿滿”，文件甚至提到在布爾熱和卡昂市聚集了年輕熱心的公眾，從而得出結論：這就是前所未有的成就166。

不充足的預算

馬爾羅在1968年11月13日與大家一起討論自己最後一筆財政預算時提醒，文化部一直都在忍受資金的整體匱乏，因為這筆錢幾乎沒有超出過國務秘書處給藝術院的經費。1968年的文化事務財政預算的報告人瓦雷裏·吉斯卡爾·德斯坦在前一年就很高興地告訴老同事，他的文化部幾乎不可能達到第5個五年計劃的目標，因為在他執行的前3個五年計劃中，隻啟用了33%的必要預算用於藝術教學，54%的預算資金維護和恢複古跡。即便考慮開啟51%的需求貸款用於文化宮的設置，與初步概算總額相比，也會產生9900萬法郎的赤字。

然而1968年是10年來文化部財政預算最好的一年，可能是因為戴高樂將軍至少有兩次通過書麵文件提到文化部的前景。1967年1月21日確實有過一份頂級機密文件167明確表示：“我親自審閱了馬爾羅先生的通報以及我們的秘書長對文化政策的評價。馬爾羅先生的計劃不言而喻，是經過充分論證的。”當年的6月9日，共和國總統寫信告知喬治·蓬皮杜，支持馬爾羅先前的通報。他在信中表示，文化部的經費要重新評估，“對加強管理辦法和完成計劃的目標，都該如此”。戴高樂將軍還支持要不加拖延，在美麗城建造一座樣板文化宮168。他在1964年就解封了開放布爾熱文化宮和籌建東巴黎劇院運作的必要貸款169。居伊·雷托雷的團隊立即利用時機為印象派舉辦了畫展，9天時間迎來了13000名觀眾，其中還有2230人拿到了下一周進入網球館的免費門票170。安德烈·馬爾羅很快給埃米爾·比亞西尼寫信，表示了對他在東巴黎劇院問題上行動的敬意：“我親愛的比亞西尼，我很樂意告訴因病沒來的皮康，我決不會誤解在東巴黎劇院的行動上，應屬於你的功勞以及其餘部分。祝好。安德烈·馬爾羅171。”

對免費提供文化的期望

瓦雷裏·吉斯卡爾·德斯坦針對1968年投入藝術院的微薄信貸，再次提到一個早在1873年就被其祖父阿熱諾·巴杜172在一次討論過程中發揮過的財政預算這個古老話題；可是他卻避免提及在裏沃利大街自己領導的各行政部門，在這個低微信貸政策中拿到的份額，尤其是從1963年起實行穩定計劃開始以後。這位加尼耶宮的常客揭露歌劇濫用補助以後，要求關閉法瓦爾大廳，“當然他本人從未涉足過那裏173”。部長準備委托讓·維拉爾進行調查後予以回擊，然而1968年也許理所當然會成全他們的計劃。國民議會財經委員會主席從另一方麵強調了一個事實：法蘭西藝術院1908年就擁有超出給每處遺跡支配的一倍以上的貸款（是1240法郎而不是587法郎）。那位慣於高高在上的老同事（德斯坦）回應道，可以確認，自從戴高樂將軍返回政壇以後，自己的那位部長麵臨的是與過去最為猛烈的、大家都沒有認識到的決裂：“現代社會混雜著本身的未來和過去，極少體現現實”。

馬爾羅宣稱總有一天“文化會免費”，還預見了21世紀初將會形成使用互聯網的習俗。這位代言部長的這個預見，在1967年11月9日麵向國民議會議員提出以前，就已經回蕩在了1964年和1966年布爾熱和亞眠文化宮的揭幕式上；1968年人們還在格勒諾布爾聽到過同樣的說法174。1964年4月18日，安德烈·馬爾羅回憶，自己曾在5年前說過“法蘭西要在思想領域恢複自己的使命”，還說，人們從各個角度的回應是：請您去號召法國民眾吧，他們是不會來的。他在一座擁有6萬人口的城市，向“充滿大廳，思想混亂的人”致意。在全人類被“無邊強大的想象包圍”時，“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還會存有脆弱的夢想”。他揭示說：“古老的不祥範疇被稱之為魔鬼的群居之地，是性範疇和血腥範疇的合體。”他認為“麵對最令人討厭的電影和電視，應該有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不是簡單地加以譴責”。1966年3月19日，部長在亞眠的一次《麥克白》（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開演之前，向比在法蘭西喜劇院的觀眾人數還多的常客致敬，為10%的國民凝聚在了思想領域而歡欣鼓舞，也為那些洪水般的愚蠢言行感到悲哀，他認為我們的文明問題“並不完全是娛樂問題”：文化就是當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地球上做什麼的時候給他們的回答。其餘的事呢，最好到其他時間裏去說，還有幕間休息呢。

1968年2月4日，安德烈·馬爾羅再次感到興奮的是，常去布爾熱文化宮的參觀者有11500人，常在格勒諾布爾參加活動的有18000人。他了解到，在1966至1967年的這段時間裏，所有的文化宮接待了10萬名參與活動的人、70萬名觀眾。他認為“文化宮是具曆史意義的現象”，電視幫助文化宮充斥了人數，文化宮卻完全沒有“回應消遣的需要”。當革命作家和藝術家們想在人群膨脹時減少他們的人數時，部長重新拾起了30年代的舊夢。他駁斥了認為文化宮的大眾可以等同於不久以前的資產者的觀點，資產者是通過街頭巡回演出劇目得以消遣的，“文化變成了集體所有的自我保護、創作的基礎和世界貴族的遺產”。1968年春季，這些信念將被掃除，成為標誌馬爾羅的“驚雷轟鳴、統一格局和各地兌現者175”時代的結束。明顯的變化將會發生，出身於中產階級並受到教養的大眾，將會去利用豐富多彩的文化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