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創建文化宮的部長

文化的存在，不完全是供人娛樂的。

——安德烈·馬爾羅1964年4月18日

在布爾熱文化宮開幕儀式上的講話

艱難的過渡——從藝術到文化事務

成為決策者，我們幾乎沒有什麼裝備。

——阿爾貝·伯雷，士兵馬爾羅的原理發師和原下士，

國務部長的技術顧問，後來成為作家遺囑的執行人

戴高樂主義公認的原則是，有價值的政策是不脫離現實的。馬爾羅被委任的新聞部長職務，於1958年7月因為有利於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支持者而被撤銷，這時，他才體會到這個原則的分量。他自由發表言論造成的這個強烈反響，可能影響了他駕馭部長生活的方式，遏製了他60年代的政治表達；馬爾羅與埃德蒙·米舍萊不同，從未因擔心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維持有序行動”中的審訊方式，幹預過軍事部1，除非他認為在官方訪問中，自己代表的是整個政府，以法蘭西的名義說話，但也隻局限於自己廣泛的文化事務範疇，除非總統要求他在部長會議上發表意見。不久前，他在人民聯盟領導委員會的位置定在了將軍的右側。他的心理醫師在他死後不久，把他在那個位置上的態度稱為“表麵的以及心靈和思想上的深度服從2”。

被總統指定的部長

馬爾羅隻願做戴高樂將軍的部長，但是對將軍要把他指派給總理，可能有所覺察。於是米歇爾·德勃雷提出了這個建議：“留住馬爾羅對您有益。為他量身定製一個部吧，比如，重組您可能稱之為‘文化事務’的部門。馬爾羅會為您的政府增光添彩的3。”將軍作為政府首腦，深信各個國家如能“長期為繼承遺產和文化而緊密團結4”就能更為幸福，便聽從了這個意見。然而將軍的深刻信念直至30年後才表達出來：“文化政策對一位部長甚至對一個國家來說都是雄心博大的形式，我考慮的隻是保護遺產，使其充實，讓它們成為權力機構的獨有財產和應盡的職責5。”將軍依據這種感受和對安德烈·馬爾羅行政能力的謹慎判斷，給這位部長配備了不大的行政中心，還有在財政預算和人員編製上都受限的資金。將軍經過長期的考證後向我透露：自己是被迫把作為作家“力所能及的事”交給馬爾羅的，但是拒絕把教育法國年輕人的部門分割給他，也不願意把奧賽碼頭（外交部）由他本人總體負責的文化關係事務劃分給他，更不想讓馬爾羅去負責管理跨越世界各地的數百所法國公立中學。

米歇爾·德勃雷總理在馬提尼翁府的三年裏，確實也因作家除將軍以外的任何上級都不買賬感到惱火。盡管他欣賞這位用“驚人的，有時做作但總是振奮人心的炯炯目光6”照亮行動的文人，然而仍舊對這位國務部長的能力保留著悲觀看法。確實，總理作為第五共和國憲法的設計者，不加猶豫，批評了自己的首任總統沒有“對每一件事和為完成每一件事的堅強意誌和獨斷素質7”，隻牽掛某些問題，這也成了馬爾羅的運作方式。我認為，那位國家級人物德勃雷總理，既不懂總統與作家之間的關係，也不會在部長激情奔放時鑒別出他經常混淆在一起的不現實和非理性表現。德勃雷甚至還堅持對我說，出現在自己內閣的這位天才，除了政治和人文趣味，要考慮的還有他的演講素質、高尚和想象。他緩和了最為嚴厲的判斷口氣，給我寫信道：“我從未說過馬爾羅是壞部長。我隻是說，在我的記憶裏，他的行政管理素質顯然不如他的文學才能8。”這一點，對作為總理，後來成為財政部長和外交部長的德勃雷的思維方式都有影響，他用這個方式對與將軍的天才好友相關的文件做出了判斷。他總在擔心馬爾羅耽於幻想的癖好，後來嚴正指出了這一點。他可能還受到閱讀阿蘭·馬爾羅著作裏提到的來往不愉快的書信感染9，內心的反感在10年後回想到戈捷·馬爾羅和樊尚·馬爾羅的死亡時，爆發了出來。由於他們的父親想象躺在那裏的屍體“酷似陣亡者”，德勃雷認為有必要補充說明：“我如不了解他們出事故的真相，他也許會對我說‘他們是戰死的’，而我也會相信10！”

受限的文化部

德勃雷政府的四位國務部長中的首席部長，根據1959年2月3日59—212號的政令，接管了先前歸屬國民教育部的文學藝術管理處、建築管理處、法蘭西檔案管理處、青年和體育高署，還有國家電影中心裏屬於工商業部長的權限。然而總理卻束縛了負責向自己建議重新組建迅速投入工作的部門的委員會。這個建於3月13日的委員會，必須在同月25日之前向馬提尼翁總理府提交報告。這個快速提交報告的要求，在米歇爾·德勃雷看來，可以控製國民教育部，當然也不至於導致屬於他的外交部被瓜分的結局。馬爾羅對自己可以發揮國際作用的領域滿腹抱怨，因為他難以忘懷自己要成立一個發揚光大法蘭西的部門的夢想。馬爾羅一般的處事方式比自己的合作者隨和，所以還沒有說出希望監管電視台之前，便輕易放棄了這個想法。然而他也並不希望重新回到1958年7月等於是讓他喪失職能的狀態。總理希望保留對媒體的政治控製，認為決斷處置政治信息和大量決策性的文件，不在這位部長的天賦之內11。其實，連法國廣播電視局的文化部分，也在馬爾羅的權限之外，隨後他還遭到了文章抨擊，稱他的文化隻是小牛犢（小孩子）的文化，隻憑唱唱小調（小打小鬧）做讓人變蠢的大舉動12。另外，部長在1968年五月運動以後，揭露了屈服幼稚病的表現，惋歎有人竟向地球人推薦了一個“懷有超過十五年就會變得毫無意義的夢想的民族13”。

在米歇爾·德勃雷執政時期，屬於馬爾羅文化部的重大文本，比如關於曆史古跡和保護部門的跨財政年度撥款法，都在馬提尼翁府製定的計劃之內。德勃雷成為財政部長以後不久，就在撥款的問題上規定了法律。這些法律措施的技術特點，有利於原總理的版本14。然而馬爾羅竭力捍衛了保護老街區的法規，這說明，這條法規成為馬爾羅法規後，到21世紀還可投資。同樣，即便把巴黎建築的外牆刷白是由皮埃爾·蘇德羅提出來的，也是由馬爾羅將它發揚到王宮和民居的。總理希望馬爾羅隻關注城市建築的文件，讓這個新部門隻關心娛樂活動，並公開說明娛樂是一件社會大事：“我們這個年代要求在城市有文化宮，有度假村，有大量根據年齡和家庭覆蓋所有人的各種設施，並要求盡可能讓他們消除疲勞15。”馬爾羅在這方麵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認為尤其不該擔當風險，把文化和娛樂攪和在一起。在他看來，娛樂隻是工餘休閑的一部分，民眾隻是在此刻進行娛樂活動，最好不去管它。1964年春他在布爾熱大聲宣告：“文化的存在，不完全是供人取樂的。”再說，1964年1月份的民眾教育運動，都是通過國務秘書處在青年和體育高署的職責範圍內完成的。

馬爾羅從1959年以來一直擔心存在混淆MJC——青少年文化宮和他鐘愛的20世紀教堂——文化宮的危險16；他懷疑前者最多隻能稱青少年之家17。後來，他在1968年5月的虛構對話裏，立即寫道，自己要堅持明確青少年不屬於自己那個部管轄，並說：“政體什麼事都不能為他們做18。”這條候補的理由促使米歇爾·德勃雷，這位有以大量年輕人為主的千萬居民的法蘭西擁戴者，有些殘忍地認為：在文化事務的成果上，人們看到的是“使者而不是成就者19”。

夥伴和朋友組合的團隊

國務部長馬爾羅召集起來的首個團隊曾讓馬提尼翁府感到不安，尤其是在考慮問題周密的皮埃爾·朱利耶迅速離開以後；1959年7月31日，替代這位省長之子、曇花一現的部長辦公室主任的是特別秘書處的負責人，原來和士兵馬爾羅在一起的一位中士。事情還不止於此，對國家行政學校的創建人來說，下麵這個選擇也讓人頭痛：馬爾羅1960年10月選中的那位繼任人是自己的中學同學馬塞爾·布朗丹，這個人並沒被看作是更為合理的人選20。皮埃爾·朱利耶離開馬爾羅周圍的那些“以文化的名義證實自己是正直的人”以後不久，給我寫信說：“管理者若在最終總是扼殺有眼光的人，並不是因為他是領導，而是因為他的能力還不如大多數人21。”很多人尤其認為，辦公室第一把手的選擇令人歎惋；後來，正如一位目睹某人（盧貝）參與行動的高級官員向我吐露的：“盧貝的確殺死了菲利普·昂裏奧，但是啟動文化部的工作，卻很糟糕22。”喬治·盧貝曾是別動隊的一員，於1944年處決了維希政府的親納粹新聞部長——這一點贏得了馬爾羅對他的長期讚賞，1947年，他成為人民聯盟宣傳部門的一員。這個人不是在實現理想的高度上，可以幫助部長要求經費預算的高級官員。這位辦公室的領導人，在文化部附近酒吧玩電動彈子機，是迷醉於吞飲威士忌的所謂“正直的家夥23”，在親近財政部的團隊眼裏，特別是在龐大的督察隊伍眼裏，他不是一個可信賴的對話者。審計法院的一名成員皮埃爾·莫瓦諾把他描述成一個性格怪異而神秘，對政治，而不是行政管理更感興趣的人24；然而盧貝本是能夠應對那些老練的，特別關心自主權的高級官員的。再說，當人們知道盧貝原先隻是巴黎市行政部門的辦公室主任時，就肯定他是在高級別行政管理層麵上說話不可能算數的人了。

積極性不高的工作人員

“當一個部門生出另一個部門時，是不會送出最好的人選的25”：這個尖銳的看法，是安德烈·奧羅在離開馬爾羅辦公室領導職位的21年之後提出來的。他知道，從1962年文化部誕生起，格勒內勒街（國民教育部）的各個部門就保留了200多個文化部需求的職位，儲備了最可靠的人員26。而當時新文化部的秘書長雅克·若雅爾則認為，自己需要589名公務員啟動文化部的工作27，而1960年，把文化部中心行政機構各部門的人員都加在一起計算，才隻有377人：建築部門173人，文學藝術部門106人，總行政部門69人，檔案部門26人（該處人員數目原文如此，保留原貌）。此外，即便把教育部大本營0.88%的成員都留給馬爾羅，也不是最為積極的那部分人，其中隻有4名民事行政人員。隻是接收積極性不高的職員留下的印象，打破了馬爾羅辦公室的幻想，部長後來提到某些人時嚴厲地說：他們隻出主意，不做事情！

作為馬爾羅首個辦公室成員的皮埃爾·莫瓦諾，在馬爾羅政權時代結束時，是最後一位文學藝術總管，他不加恭維地向我說明了當時的那個特殊形勢：“這個建立在從國民教育部基礎上脫身的文化部，隻擁有那個龐大部門力圖要甩掉的人，它的所有的圖書業務都被剝奪，它被排斥在視聽和對外文化事務之外，它還不得不隨時與抗拒它存在的各部門鬥爭才得以生存，這些部門認為文化部隻適合稱為‘藝術部’，認為它隻是曇花一現，無前途可言，期待它不過作為一個嘗試而失敗。沒有一個人，甚至連米歇爾·德勃雷，都無不在不停地嚴密控製著這塊危險的、外表具有顛覆性的陣地28。”莫瓦諾1967年在一篇秘密記錄上親口嚴厲批評了裏麵的建築部門臃腫的領導機構；他在最糟糕的十來個老職員當中，隻看中了兩三個素質好的。盡管有八個國立行政學校的畢業生加強了力量，他的結論還是，這個領導機構“被視作整個國家的組織機構、領導部門中最差勁的，不無道理29”！人們不覺驚訝的是，莫瓦諾列舉的還有來自外部的批評：“人們向我們祝賀的隻有一件事，失敗。財政部不願給我們任何好處，會計算的人不喜歡跳舞的人，我們受到揮金無底的威脅：要付超支的費用、揮霍的金錢、娛樂的開支。除去財務上可控的舊領導機構外，隻剩下夢想，而夢想是從財政上養活不了自己的30。”

馬提尼翁府的不信任

馬爾羅和德勃雷在阿爾及利亞政策上觀點對立，對戲劇的看法分歧也在增加。總理作為拉比什友協的主席，對馬爾羅試圖考慮在法蘭西喜劇院推廣上演更多的悲劇而惱火。他也很快了解到了馬爾羅辦公室的做法，但他惱火的並不是馬爾羅的破壞性，而是在行使權力上的業餘表現。1959年5月由他本人與教育部長布洛什和文化部長馬爾羅簽署的諒解備忘錄，在接下來的7月2日遭到瓦盧瓦大街（文化部）的質疑。米歇爾·德勃雷在同年8月12日指出：這個議定書“不會有持久的價值，但是也不應該是曇花一現的。我認為在考慮對它提出質疑之前31，要有足夠的時間等待，比如說兩年”。辦公室的激烈反響記錄在一封信上，它徒勞無益地提到了諒解書驚人的誠意，提到這是“未加認證也未征得雙方協調就慌忙做出的調解”，還提到了部長的一項新舉措，諒解書可以稍後付諸實施。依分析過這場危機的社會學家來看，文化部因此喪失了兩年時間，把國民基礎教育納入自己的民主化政策。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從那時起，人們在1959年1月21日的一次會議上已經覺察出，青年和體育高署跟馬爾羅辦公室的意見發生了衝突，它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32。同樣的原因在1960年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應，特別是在實施文化行動的計劃上，總理又做出了不利的調解33。盡管1961至1962年，建造文化宮的信貸戰爭因為同樣的理由而失敗，馬爾羅團隊的人員還是團結一致，促成了某些勝利。比如，對電影投入預付款的臨時協議，在審計法院的三個成員之間被具體化，這三個人是國家電影中心主任、安托瓦·皮奈的辦公室主任和皮埃爾·莫瓦諾。莫瓦諾當時是馬爾羅辦公室的成員，1959年6月15日那天，他幾乎在裏沃利大街（財政部）的候見廳裏等了一整天34；他的同事帕特拉最終讓人給他拿去了三明治，第二天，總理米歇爾·德勃雷就用縮寫簽名批複了政令並交給了他。

部長的雄心壯誌

安德烈·馬爾羅在戴高樂總統的強力支持下，從1959年春季到夏季，在指定了他的第一批合作者——特別是忠誠人民聯盟的人和夥伴以後，便投入了所謂命運之神的懷抱。他在4月8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直截了當把事情說了出來。他要試圖“圓法蘭西之夢，激活自己以往的天賦，讓現在的天賦充滿活力，迎接民眾的天賦到來”。馬爾羅1959年7月24日發布的政令確定了新文化部的任務，把標杆定到了最高點：“讓人類的，首先是法國的主要作品，接近最可能多的法國人；保證最大範圍的公眾對我們的文化遺產感興趣，要為創作豐富文化遺產的藝術和思想作品提供便利。”在此，惹人注目的是，文化部與法蘭西藝術院的關係因此破裂。當人們得知這位可敬的藝術和文學總負責人建議的適度目標後，更深入地領會了這個破裂，因為“創建文化部的任務，就是要以各種形式促進、鼓勵並推廣文化藝術的教育和行動，保證它們在國家範圍內得到保護並發揮其價值”。

老團隊的能量

法蘭西藝術院的思想浸透在雅克·若雅爾，這位機構成員的最初計劃裏。部長強烈意識到自己的雄心大誌和這位院士合作者的建議之間差距巨大。不過他決定，文化部的秘書長可以由這位30年代擔任過博物館館長的人來承擔。這位出現在年輕的弗雷德裏克·尚鬆女士身邊的高層人物，酷似賽普提姆·塞維爾（羅馬帝國的皇帝），長相英俊，沒有惹人反感的品行35，在第四共和國期間，曾經是文學藝術終身總管。1959年7月7日，若雅爾在自己做戲劇副總管時的筆記裏，覺察到老團隊成員很有火氣：“即便一個部門應該負責管理最新貸款，也應該提前幾個月告知它這項任務36。”馬爾羅團隊在瓦盧瓦大街開始幾個季度的行動中，遇到的反常現象之一就是：文化事務領導圈子裏的院士和貴族，阻止了馬爾羅的最有主見的夥伴駕馭變革。部長從某種方式上體驗到了對行政機構的畏懼感37，解釋說自己不想去頂撞重要人物。安德烈·奧羅說，認為部長可能是官僚是毫無意義的，他很清楚部長在自己的首個團隊工作期間在哪些方麵被操縱，部長寧願繞開自己的對手。文學藝術總管部門直到1961年7月16日才正式從新上司那裏得到好處38。那個有魅力卻麻木不仁的建築領導部門39，直到1963年4月還處在勒內·佩爾謝的領導之下。這個人1920年開始進入各辦公室工作，從1947年起成為辦公室主任。他在保護主義的裹挾中，有“從國家古跡遺產管理者的信任那裏謀求來的道德安慰”，能支配文化部的一半預算。他的繼任人的助手提起他謹小慎微的態度時說：“廣闊遠景並沒有展現在他麵前40。”人們特別理解米歇爾·德勃雷發火的原因，是因為那位“保守主義者很樂意把陳規和票據都當成應尊重的傳統加以賞識41”。

至於那位令人尊敬的文學藝術總管若雅爾，雖然離開了聖多米尼克街的特別旅館——他在那裏工作的辦公室其實隻是文化部的擺設42，是因為他以為，以自己秘書長的身份，可以通過控製信函集中權力43。馬爾羅在厭倦地聽若雅爾向自己反複嘮叨“我們沒錢；我們不可能在如此大的範圍裏做事”之前44，就禁止各管理部門直接處理屬於這位秘書長的事情45。然而秘書長麵對部長的創意退縮的結果，就是把自己局限在與奧賽碼頭的關係中，拘泥在做好準備交流陳述的工作中，這些東西至少對馬爾羅而言，毫無興趣。照米歇爾·德勃雷的看法，若雅爾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秘書長，充其量是個不讓日常平庸占上風的人46。不過，總理還是讓他和辦公室主任盧貝一樣，繼續待在不適合他們幹的職務上，或許因為總理以為，部長值得按期完成的計劃，往往含糊不清（而需要他們的協助）。

各部門的職能障礙

辦公室的首任主任盧貝雇用的是一位審計法院的傑出成員，因為他們在一起玩柔道！他向我傾訴了肺腑之言，“盧貝的辦公室，太恐怖了47”，主要原因是一些重大事務都毫無進展。這種情形持續表現在文化部開設的頭幾個月裏。1961年4月11日，皮埃爾·莫瓦諾還讓馬塞爾·布朗丹，這個被認為是部長信任的人注意到，行政部門記錄下來的一項計劃，十來天都押在辦公室主任那裏。這個緩慢程度讓皮埃爾·莫瓦諾“驚慌不安48”。照我看，這種恐慌疊加在財政預算緊縮上，加之他觀察到的1961年5月以來部長兩個兒子故去的影響，促使莫瓦諾有將近五年的時間不在瓦盧瓦大街露麵。他承認自己有時感覺沮喪，淚流滿麵，認為自己永遠都不可能達到目標49。即便後來他給我寫信說（我感覺他的說法有誤），自己雖然有對立情緒，怪罪部長不懂得獲取更多資金和不懂開銷到手的貸款，可還是清晰總結了從1961年以來自己獲悉的相關情況。莫瓦諾離開文化部，是因為在吉斯卡爾·德斯坦和馬爾羅與合作者共同參加的一次工作會見以後，計委會記錄下了文化行動希望得到的卻被縮減了一半的貸款。他不想“讓有希望發動起來的偉大運動就此告終50”。

那些有經驗的人，如皮埃爾·朱耶，以後是皮埃爾·莫瓦諾，再後來是安德烈·奧羅，曆年來輪換留在部長身邊，在我看來都證明了他們的一種不滿情緒。1963年4月，馬科斯·凱裏安可能因為聽到經常發生職能障礙的傳聞，在沒有成為建築部門的負責人之前解釋說，自己需要和部長以及他的直接合作者“共同思考，不這麼做自己就不可能做出有效的行動51”。部長憎恨幾個人在一起開會，比如與文化部辦公室那些無能的遺老遺少，少有現代思想的人共處，因為這些會議不斷影響著某些決議的形成。這一係列的因素鼓勵了頑固堅持或重操的舊習，卻不能幫助馬爾羅所希望的與舊習徹底決裂，尤其是在人員不足和經費拮據的情況下。

文化部這個年輕的行政機構隻獲得了貸給教育部運作經費的2.78%、設備經費的3.15%，啟動行動的資金隻占國家預算的0.38%，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國家預算裏的“文化”部分在1969年，隻勉強超出了總預算的0.40%。皮埃爾·莫瓦諾希望超出政治和經濟的局限，看到文化部在無力得到足夠人員時，自己可以安排開支結構，為各部門提供必要的管理基礎52。然而，國家對“文化事務”平均十年來的預算都建立在0.39%這個數字上，是因為無論是米歇爾·德勃雷、喬治·蓬皮杜，還是莫裏斯·顧夫·德·姆維爾，（曆屆總理）都不認為給安德烈·馬爾羅增加可觀的預算有什麼益處，部長也從未壯大膽子，向共和國總統提過增加預算的要求。

將軍支持“馬爾羅風格”

馬爾羅在頭兩個部長的位置上延續的時間都很短暫：第一個從1945到1946年延續了61天，第二個在1958年隻延續了36天，這讓保守分子們以為，這任部長的現任職位也不會維持多久。瓦盧瓦大街的行政部門對中央行政機構來說，隻被看作是它們預算權重的度量尺。夏爾·戴高樂對安德烈·馬爾羅的特殊友情不足以驅散各辦公室的審慎態度，部長也特別討厭讓愛麗舍宮做出對自己有利的裁決。共和國總統雖然欣賞自己的這位夥伴，卻也認為文化事務就是那麼點兒“藝術”上的事，在文化部成立兩年後，他還在使用這個字眼53。不管怎樣，總統在1961年12月還是向自己的這位部長祝賀了他使用的、向議員們介紹必須複興偉大曆史建築的方式：“在這方麵，肯定要有卓絕的思想、宏偉的風格、閃電般的‘行動’，還要有必要的政策。謝謝。致以最誠摯的友誼54。”將軍一年後總在表示，自己特別器重這位朋友：“而法蘭西呢，每天都在自己的孩子們當中衡量，哪些事情值得讓安德烈·馬爾羅變得有價值55。”

不過，1968年1月戴高樂對政府的組成人員發出祝願，在提出整治本國領土要當作科技事務來完成的問題時，並沒有提到文化。將軍興奮地說，國家的成功要求政府支配資金實現長遠的宏圖大誌，以“產生國家文學藝術的策源地”。他的思想還停留在與某些標誌相關的思想狀態裏，比如在歌劇上，他要求喬治·蓬皮杜“要有資金投進高品質劇目，要訂立獨家合同，給享有盛譽的藝術家付報酬56”。他後來在《希望回憶錄》中回憶了自己在任總統期間對伊馮娜·戴高樂醫院的300次、對興建超市的207次探訪57，然而對自己當政時期馬爾羅的文化活動，甚至在感覺到馬爾羅心理上處於脆弱期時支持他的事，卻都保持了沉默。他明白可以變異自己的活動領域58；然而，卻錯誤地說到總統和文化部長之間存在著同誌般的氣氛59。盡管如此，二人相互交流幾句軍隊裏的俏皮話並不是不可能的；照馬爾羅的說法，大家因此弄明白了打獵和打仗的區別：打仗時，是兔子在開槍！

仇視新文化部和部長的搭檔

不幸的是，技術專家和名副其實的政客更想借文化部建立的時機，遏製這個新機構。他們拒絕被“扯進”這個會冒曇花一現風險的部門，和這個由朋友組成的團隊在一起工作時，向他們表達“誠摯的問候”，不過是一種可以在行政信件末尾接受的形式。法學家皮埃爾·朱耶，喬治·蓬皮杜總統內閣未來的台柱子，決定三個月後離開辦公室主任的位置，因為他知道國家高級職能部門、博物館或者名勝古跡的高級技術員，不信任那些自學成才的政治人物，其中的部長是這些人物當中最為矚目的一位。在盧浮宮，且不說《蒙娜麗莎》的北美或日本之行引起的反擊60，憎恨馬爾羅的就不止熱爾曼·巴讚這麼一個博物館館長，馬爾羅把盧浮宮交給他管理，而且還在四年裏為法國各博物館任命了四位館長。巴讚的同事們抱怨文化部，竟然允許塞尚的名作《豐滿的洗浴女》出口到英國；部長本人呢，1960年12月2日那天，也不高興必須向議員們說明把喬治·德·拉圖爾的一幅稀有油畫《美侖豔遇》賣給大都市藝術博物館（紐約）的理由61。1961年4月20日公布的一項禁令，讓各行政部門迅速做出反應，不準代表國家利益的曆史遺作或藝術品出口。接下來，馬爾羅向國外出售作品的計劃遭到質問，當時最為經常與各博物館領導層聯絡的人是阿爾貝·伯雷，盧浮宮未來的董事長兼經理米歇爾·拉克洛特也指出，文化部是否允許這樣的做法62。

博物館想展出複製的經典作品，尤其是油畫原作的複製品根本沒有吸引力，盡管這是複製品博物館1873年的初衷63。人民陣線想“麵向不了解博物館的大眾組建博物館64”的念頭吸引著馬爾羅，對大多數館長來說，這卻是烏托邦思想。他們不能接受亨利·福西永1921年明確提出來的說法：“博物館是為大眾修建的65。”出版和展覽作為有效的推廣方式能取得成功，對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而言，猶如“文化幻覺”。他們發現，有人是在利用這些作品而不是為它們服務，即使是大眾化的作品，也不該被利用作為展示魅力的借口66。某些人還覺得，大型展覽的初步成功觸及了藝術的隱秘聖地，認為大眾“完全無法讓自己從中獲得快感或好處67”。館長圈子裏的人都知道，馬爾羅雖然在國家博物館聯合會藝術委員會裏接任了紀德，然而他對博物館法規和行政管理毫無興趣，傳統藝術史也令他反感68。我們可能也知道，安德烈·馬爾羅在部長會議裏被獲準，可以忽視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幹預，因為這位副主席當時正在為館長這個行政人員隊伍的悲慘境遇感到痛惜。馬爾羅卻反對重新評估館長們的身份，稱他們是“特別受優待的階層69”。這些人在1964年聽說他們的部長為瑪格藝術基金會舉辦了揭幕儀式，大為光火；部長感到慶幸的是，這個基金會並不是博物館70，他把著名的巴恩斯藝術基金會歸類是50年之後的事，因為它也是博物館。

國務部長的期望

馬爾羅即使分擔了藏品保管人的部分憂慮，也還是拒絕接受用開設藝術課去教育觀眾的理念；他認為這樣做妨礙了個人麵對作品的對話。部長忠實於撰寫《藝術文集》的那個人（他本人），希望每個法國人都能按照複製品的需求看到最多的傑作。他接下來主張，如果由他來控製電視節目，他會關注文化宮每年每月計劃播出的世界重大藝術作品，那些構成基礎的作品影像71。他大膽肯定，國家“如能確定一個優先的認知範疇”，他會用這樣的方式讓大家認識到大腦的生理狀態和物質狀態，他會成為屬於負責文化事務的國家機構的一員，讓大家理解“人與世界藝術關係的現狀72”。但是他的20世紀博物館的計劃，考慮先在巴黎原中央菜市場後在拉德芳斯選址時，卻陷入困境，落到讓·卡蘇寧願離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成為未來高等社會學學校教務長的地步73；他的那個職位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都隻好空著74。當以1%的開銷發展訂單以利於健在的藝術家成為問題時，馬爾羅的疑問是，這是否幫到了貧困的藝術家，或者實際是想用這筆錢去教育孩子75。他期待但並不相信有人可能給他“指出哪個聰明人，有本事說出什麼是藝術教育76”，他繼續希望的是用愛心建立起一個空間，在那裏的每個人都可以通過一件藝術作品說：它對我是必不可少的。而想以1%的開銷做訂單的結果，後來被蓬皮杜總統評判為“常常很平庸，有時還很糟糕77”。

在名勝古跡上實施搶救措施，預示著諸多城市老街區的翻新。然而1962年8月4日的法律卻沒有改變以建築學家為首的傳統原則，隻有借助大部分來自建設部的貸款才能讓這條法律得以通行78。某些解釋這些方案的做法，比如對阿維尼翁，可能要區別恢複原貌和更新的部分，在那些地方，推動者可以進行建設，包括“代表曆史、美學特點的和證明有保留性質的區域，還有可修複的建築以及恢複全部或部分有價值的群體建築”。建設部長皮埃爾·蘇德羅沒有再提他1961年想奪取建設部領導權的意圖79，他的團隊卻沒有忘記，1956年人們放棄巴黎建築限高31米的規定讓他很高興：“我們終於在垂直範圍有了厘米高度的政策80。”蓬皮杜總理成為共和國總統以後，清楚地解釋了自己讓巴黎適應汽車運行的意願；他的信念從1962年開始深刻影響了建設部以下各部門的策略。文化部是不可能真正考慮生活範疇內有質量的未來的，因為數量實用主義“借助實施工業化以後的愜意81”主宰了一切。當時的氛圍既不能“以協調環境為名82”恢複仿製品，也不能加緊保護遺產。因此在教堂，神職人員根據梵蒂岡教皇二世主教會議的意見，有時會以建設部門上司稱之為“高價貧窮的工程83”的說法為代價，脫離具有曆史風格的裝飾。然而文化部除了大教堂，隻有少得可憐的經費介入這種事。

辦公室明智的慢節奏

然而，經雷蒙·阿隆證實，1945年還缺乏經驗的那個部84，卻起到了教育作用。新國務部長雖然覺得自己在權力機構工作，是在為法蘭西的命運之神擔憂，但還是同意必須有機構支撐，他知道對將軍來說，一個部沒有幾個部門，是難以想象的事。然而部長並不想沉溺於下級事務當中，就像他出示給自己童年朋友馬塞爾·布朗丹的筆記所雲：“但願他們不要為了檢查，把該由各部門解決的問題都交給我們處理85。”可是，從藝術院繼承過來的原管理部門，在博物館、檔案館，卻任由文件進入自己的部門；那些人在辦公室聰明地緩緩處理這些文件，他們深信應對那些文件需要幾十年。他們覺得，由於嚴重缺乏經費，在部門之間沒有協調的情況下，有必要謹慎鋪開活動範圍。

很長時間以來，藝術院原管理層的標誌就是管理能力薄弱，我們可以在音樂辦公室看到這樣一個典型事例。那裏的運作由一位女民事行政人員負責，兩個小學女教師擔當隨員，一個副手，一個助手，一位“有知識的女失業者”管理對藝術家的救助業務，還有一位按小時計酬的女性舊官員，負責製作音樂和合唱社團的榮譽勳章證書！給音樂辦公室的經費體現在這個辦公室裏，當大家得知國家投入各國家級音樂院校的經費不足10%的時候，不再感到驚訝86。至於1959年撥付給作曲家訂單的12萬法郎，直至1965年也未見變化，原因可能是在等待革新提案出籠。1962年12月27日，針對這項“低穀”政策成立的委員會也不足以消除這項政策，安德烈·馬爾羅對議員們說“人們不希望我無所事事87”時，還引發了他們的一陣竊笑！那段時間，馬爾羅批評了古老的歌劇“是為看門人解悶的，是連羅莫朗坦的娛樂場都不願意接納的玩意兒88”，他還改變了任命歌劇導演的時尚，在加爾尼埃宮強製上演了現代歌劇89。他不久後宣布，1966年給音樂的經費預算將增加到450%，然而人們懷疑他在閱讀登記卡片時，是否看錯了，因為在1966年的預算裏，實際增長的數額隻會是45萬法郎，提供給國家劇院的有330萬法郎，還有將近200萬法郎提供給了文化宮90。預算過程的意義無論如何不是各部門操心的事情：1964年11月辦公室主任歎息，一項改變1963年財政預算的決定，直至1964年的夏初才到達自己手中。他猛力揭示了文化部附屬機構令人歎息的做法91。

馬提尼翁總理府的監護

在文化部成立的前三年裏，馬提尼翁府對它的監護還是很給力的，米歇爾·德勃雷有直白的證言：“是我終止了預算，確定了跨財政年度撥款法的標準。馬爾羅對此並不感興趣，但是卻希望為某件事、為自己喜歡做的事獲得貸款。他具備做好一件事情的意誌92。”總理的行政部門於1961年3月通知將在1962年成為文化部行政部門首任領導的人說，總理並“不打算簽署出示給自己的這份創建文化部幹部隊伍的政令93”，這個政令經財政部審核，於1960年10月就已抵達馬提尼翁府。讓·奧坦對安德烈·馬爾羅強調了這個難以原諒的延誤性質：文化部從思想上說，應該和最終建成並確定延續下去的部門具有同等經費；從行政上說，缺乏幹部是持續混亂的根源；從心理上說，缺乏幹部使願意在這裏服務的職員與文化部離心離德，因為他們並不想在這裏就職94。然而部長對這個文件和對其他許多文件一樣，拒絕站在第一線。因此，為了重組文學藝術總部，部長讓自己的朋友馬塞爾·布朗丹負責重新考慮讓·奧坦的建議，與國務秘書吉斯卡爾·德斯坦指定的兩位財政部代表接觸，尋求一致意見，如果不能取得一致，再去見盧貝95。

1962年組建的文化部機構，隻有一位國立行政學院畢業生與殖民主義時期的舊行政官員們合作；這些行政官員的習慣有助於某些事情成功，因為他們往往不受傳統程序的約束96。喬治·蓬皮杜抵達馬提尼翁府以後，文化部的行政總部仰仗他的支持，終於依據1962年4月14日形成的政令，成為一個“研究型的、信息化的和執行的機構97”。辦公室重新被國家行政法院的訴訟裏手安德烈·奧羅把持；奧羅得知，部長否決了他怪誕的思想：埋頭幹活98，把頭銜讓給喬治·盧貝！然而，人民陣線的這位朋友盧貝，直到1964年還留在部長身邊擔任顧問，因為馬爾羅令人讚賞的是，忠於自己小團隊的同誌99。馬爾羅對辦公室的獎金分配，持有平均主義的觀念：在最初幾年裏，獎金被分配成十一等份，從辦公室主任到部長的專職女秘書都拿得一樣100。馬爾羅在奧羅是自己最親近的管理合作者的年代，工作方式井然有序，然而他總想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文化部和在人民聯盟工作時一樣，他缺席文化部的工作，卻受到了朋友們的保護101。

令人惱火卻不可替代的馬爾羅

皮埃爾·莫瓦諾在1959至1961年和1966至1969年間，對馬爾羅做出的判斷是難以相處；馬爾羅在莫瓦諾眼裏是一位“令人惱火卻不可替代102”的部長。他最終把馬爾羅描述成了一個幫派頭目：允許臨時安排細節卻不給人犯錯誤的權力；這個人“被宏偉大誌所激勵，實現大誌的經費卻十分微薄，不成比例，讓傻瓜都在發笑103”。部長交給第二任辦公室主任104的《綠色筆記》彙編充分證明，他處理問題方法的合理性和組織結構的現實含義，都表明他即使在管理生活中，也保留著自己的獨特風格。他為每一個和自己對過話的人都選擇了一個顏色的卡片。辦公室主任必須按照裝卡片的綠色文件盒，在他們日常會晤之前，檢查事情的輕重緩急，以便隻談“提出問題的事情”。每年年初，安德烈·馬爾羅都發出祝願，在“當前的每一個問題”上加上注解。他拒絕提前把自己變成評委，或者“每個月出去巡遊十天”。在較為貧困的巴黎郊區長大的馬爾羅從不喜歡外省，即便是那些已經變為巴黎行政大區的地方；他從1924年開始就有了這個想法：把“汙穢不堪”這個形容詞與外省這個名詞聯係在了一起。

一位阿爾薩斯的大學學者指責馬爾羅通過巴黎模式和智力至上，加快了社會傳統觀念與無政府主義觀念決裂的進程105，給文化部在各大區不多的記者施加了過多影響；我認為更為準確的印象是，大區文化活動幹部配備不足。幹部缺乏的事實1967年在大庭廣眾麵前被揭開：“一個省的文化堡壘往往限製在兩三個人之內，包括檔案保管員、圖書保管員和博物館館長，這些職員明白自己的活動是與省裏的社會經濟生活分割的，不會對高級技術官員的決定產生過多的現實影響。那些技術官員往往把他們看成是可輕視的，正在衰敗的一類人的最後代表106。”

作家部長確認，文化部經常在強迫自己思考未來107，還補充說這是“一種出自非個人的行政上的考慮方式。但一般來說，也可以不去理它”。1962年以後，雖然他經常囑咐辦公室主任要服從、監管、下達指令，自己卻沒有在規章製度上發揮熱情。他是一個細致入微的人，有時寧可花“大量時間去操心別人可能認為是與文化部的整體行動相比很小的事情，然而這些小事對他來說，卻有特別的意義108”。不過，隻有法國海外省的舊官員到來，才最終提供了大量使新思想具體化的必要的實幹家。於是文化部籌備了大規模的計劃，比如，在安德烈·沙泰爾教授的資助下，通過阿爾薩斯及布列塔尼兩個先鋒團隊的工作，最終於1964年建立了清查建築和藝術瑰寶的總列表109。這兩個團隊深入進行科學研究，堅信不能因為自己“有益於認知而降低這個科研水平”；他們的清查包含發現和認識新的知識範疇，與英國人1900年以來對教會堂區的調查做法如出一轍110。

喬治·蓬皮杜的友情

文化部在1959年和1960年給它的創始者們的感覺是，待在“曠野上的小木屋裏，像是掩藏在裏麵負責做著讓一座房屋拔地而起的工作111”。喬治·蓬皮杜的友情支持從1962年開始，促成了幾項積極變革。這位取得過文學教師頭銜的人在1955年就曾寫道：“所有的事實讓我們確定，馬爾羅並未結束令人吃驚的人生112。”1958年，還隻是將軍辦公室主任的蓬皮杜曾八次與作家碰麵。他們私下已成為好友，因為他們的家庭成員經常往來，他們的孩子也有友情聯絡113。針對安德烈·馬爾羅和瑪德萊娜·馬爾羅的謀殺迫使他們離開布洛涅的住宅之後114，總理細心周到，友好地讓部長使用了自己在凡爾賽宮花園裏的官方休閑住所燈宮。然而，喬治·蓬皮杜有時氣惱的是，國務部長有時並不在部裏。這位國務部長成為如此脆弱的行政管理機構的領導三年後，還以為自己可以不去部裏上班，一周隻去兩個半天思考問題就行了。他甚至還寫信給他的新辦公室主任115，向他建議同樣的做法，安德烈·奧羅顯然是不能任自己這樣做的！

自米歇爾·德勃雷離任以後，馬提尼翁府就通知馬爾羅，必須更換辦公室負責人，他們建議選擇的是嚴厲的安德烈·奧羅，1958年市政工程部羅貝爾·比龍的原辦公室副主任，1959至1961年埃德蒙·米舍萊的印章保管辦公室主任。奧羅從1962年5月22日起，就指示各負責人要有扼要記錄，介紹某些重大事件以及與工作人員相關的決定：“關注某些基本原則，有助於文化部在運作過程中協調不可缺少的良好的管理辦法116。”

總理從1962年4月到1968年7月，都很有規律地接見過國務部長：1962年21次，1963年17次，1964年4次，1965年13次，1966至1967年12次，1968年4次117。蓬皮杜的辦公室主任安娜-瑪麗·迪皮伊注意到，馬爾羅是多麼擔心她記錯或者沒有弄清楚接見的時間；有時，她很想對作家部長說自己不是文盲，他無須複述她的信息，確認是否傳達完整118。然而她尊重在作家所有書籍上讀到的“精彩神諭”。但是作家部長在馬提尼翁府和在別處一樣，經常由於言行荒誕怪異而被打入另冊。因此安德烈·馬爾羅並沒有參加整治國土首先是巴黎國土的所有部長會議。

隻在部分時間工作的部長？

馬爾羅從官方角度而言，不再是文人。1963年8月22日，他的高小同窗布朗丹給一家雜誌編輯——此人想要一篇紀念德國小說家居斯塔夫·勒格萊，這位旅西班牙老戰士的文章——寫信道：部長任職期間，被迫放棄了一切與文化部無緊密關聯的活動，因而放棄了原來的文學活動119。不過，由馬爾羅主辦的彙編《形式世界》仍在發行，各種再版的準備工作和前言，占據了他的部分時間，從1965到1967年，還沒有投入《反回憶錄》撰寫之前都是這樣。阿蘭·佩爾菲特記敘道：眾所周知，部長上午寫作，留在家裏，下午才來辦公室120。

不提部長的旅行時段，也不算他一周兩個半天的上班時間，文化部多年來在六天時間裏，都可能是在沒有良師的指點下運作的。部長從1967到1969年，還有每天黃昏的間歇時間，都待在韋裏埃-勒比鬆、露易絲·德·威爾莫蘭那裏，從每天的下午茶時間開始，直到部裏的雪鐵龍汽車，完成從首都到他的這位女顧問所在城堡15公裏的行程來接他121。我們知道，從13時到15時也是大家走出文化部的午餐時間，大家都清楚，喬治·蓬皮杜從1962年秋季開始就在部長會議上抱怨，無法碰到文化部長，即便是在公務時間以外。蓬皮杜抵達馬提尼翁府六個月以後，無法抗拒自己“要往馬爾羅的花園裏拋石頭的念頭”，借此告訴所有人，他在監督每一個人122。就算夏爾·戴高樂趕來解救自己的親密好友，總理還是對部長的習慣和波動的身體狀況做出了概括。部長盡管隻出席某些會議，大家往往還是喜歡讓他說話。安德烈·奧羅證明，在討論在未來法蘭西島建築新行政省會的一次會議上，馬爾羅關於在建築上應有所行動的開場白聽上去“帶著某種柔情，然而大家感覺事情也不過如此而已了”，再說部長並沒有全麵考慮建築的功能需求，在這一點上，還是內務部長提醒了他123。這就是為什麼他考慮把瓦爾-杜瓦茲省的省會設置在聖杜安-羅摩那的原莫比伊鬆修道院時，隻被看作是處於夢幻狀態時的想法。文化部長還曾被排除在關於視聽教學的一次會議之外，而視聽是他1945年起就有預感並表述過的事情。馬爾羅始終堅持在政府的工作，包括他1966年健康嚴重惡化的時候，1967年，蓬皮杜總理作為大選的戰略家宣布了“馬爾羅獲得50萬選票124”的結果。

以荒唐的智慧對付官僚主義的虛偽

國務部長無論如何都沒有忘記，自己過去曾有放縱、荒唐、古怪的舊習。他沒有把籮筐和燉鍋（瑣碎事宜）之類錄入認為毫無意義的文件，卻提議把它們放進荒唐事務的文檔之中125。他年輕的時候發表色情小說，就創造過一個荒唐色狼街的虛構住處。他建議安德烈·奧羅隻回複“沒有拚寫錯誤的正式函件”。馬爾羅這位藝術愛好者在活頁紙上記下過這麼一句話：“不是畢加索在詢問黑人藝術，而是黑人藝術在拷問畢加索。”他還果斷評價過在埃克斯-普羅旺斯博物館發布的一則盜竊通告，指出那張被剽竊的油畫不是克拉納赫（15世紀德國畫家）的作品，但屬於這位畫家的流派，他補充道：“小偷不如去偷蘭波的戴貝雷帽的這幅畫，雖然那帽子大了點兒！”他一會兒在記錄上說，人家沒給他找到一尊聖母瑪利亞的雕像很荒謬，一會兒又說，舞蹈家雅克·沙佐126已經不再是儀表堂堂的老師了，但是必須給蓬皮杜夫婦的這位朋友找份工作。他在關於電影編導喬治-亨利·克盧佐的文件上留下這樣的批注：這是個瘋子，但天賦極高。在其他情況下，他又寫道：他自以為有理，但這道理並不成其為道理。

安德烈·馬爾羅與人麵對麵的對話，有時是在名餐館的午飯時間127，但更為經常的是在圍著辦公室桌子打轉時進行的，他闡述突發的奇想，意識到自己很難解釋清楚時，也不想就此放棄夢想。文化行動的團隊因此評價奧羅是一位冷靜的領導，他懂得在部長的言論中參與他的幻覺部分，知道要小心謹慎引領這個由不協調的板塊拚湊起來的文化部。埃米爾·比亞西尼是文化宮的主要倡導人，後來成為參與密特朗總統府大型工程的國務秘書，他熱情讚揚奧羅：“馬爾羅就算能酷似一位名副其實的部長，也要歸功於安德烈·奧羅；他忠誠、嚴峻、客觀，成功地讓這個極為不協調的拚湊體得以正確運作128。”比亞西尼作為第二位辦公室主任，與安德烈·馬爾羅共同工作三年離開後的接替人，也是來自行政法院的。安托萬·貝爾納是馬爾羅的第三位也是最後一任辦公室主任，於1956至1957年參與了文學藝術國務秘書辦公室的部分工作；部長的健康以及貝爾納本人的個性，讓貝爾納選擇了另類的工作方法。第一任主任在此樹立起來的不大會恭維的形象，被他推翻了：“他因能為這樣一位部長服務而受讚賞，他把自己的忠誠與特有的拐彎抹角結合起來，隻操心一件事：加強行政機構管理，讓那些向自己展示同樣風格的冒險家放規矩些129。”

1966年行政分割前以及三年後的管理，給老舊習俗或異想天開留下了過多的位置，馬爾羅的朋友和崇拜者，以後升為文學藝術總管的加埃唐·皮康在1962年9月25日的一紙記錄證實，奧羅提供的榜樣滾成了雪球。文學藝術總管各部門的“決定性結構”生效。因為皮康識破了“在行政管理上不忠實的目的是，盡可能長久維持現狀和走廊裏的太平”，馬爾羅這位最親近的合作者想要結束“官僚主義的欺詐，在統治集團裏被顛覆的陰謀煉金術130”。埃米爾·比亞西尼也懂得，部長希望不要把財政和管理上的難題都充塞到自己的辦公室裏來。這位年輕的辦公室主任認為自己“有幸接受了一個全新範疇內的重任——文化行動131”，很清楚自己“要讓在社會上和地理位置上分散的資金落實到位，用以傳播經典”。羅貝爾·利翁於1965年審查了關於文化宮的設想後，充分估計了缺乏嚴密性的危險，支持了埃米爾·比亞西尼時而輕率表現出的立場。部長則一直堅持選擇對創作者的自由表示讚賞。部長在剪輯一部戲時，會說明自己的建議不過是個提示132，當比亞西尼不願意向接受國家津貼的劇院負責人發通告，提出“他們的行動有政治化的危險133”時，部長讚同了比亞西尼的立場。安德烈·馬爾羅經常自說自話，但還是十分明智地對信任自己的辦公室主任說：“你喜歡做什麼就做吧。那會是你做得最好的事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