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比擬的演說家

那是一個先知先覺的偉大聲音（……），是占星術家、詩人、宗教首領的聲音。

——克洛德·莫利亞克：

《1944—1954年的日記：另一個戴高樂》

馬爾羅全身心投入反法西斯鬥爭，彰顯了法蘭西偉大傳統上的精彩演說家的風采：“他的好鬥精神令人振奮，回憶痛苦和希望的時候令人感動，語句輪番被切斷或抑揚頓挫時，會意外出現迷人的神情205。”馬爾羅在最為接近共產主義思想的著作《蔑視的時代》的前言裏206，確定：“做人不易，但不要讓他們成為人時，隻加深共性而不培養他們的異性——共性是花費足夠的力量養育出來的，異性至少使人是人，因此他能超越自我，有創意，能發明，能構想207。”作家選擇忠實於夏爾·戴高樂是從1945年開始的。他在普萊耶爾大廳的演講台上大聲斷言：“我們絕不在這裏背棄西班牙，總有一天那裏會有保衛托洛茨基的斯大林分子登場208！”他1945至1975年的聽眾，有時還很想回憶一下他的朋友荷蘭作家艾迪·德·佩龍對他的發言寫下的感言：堅持突飛猛進，言語節奏緊湊，表情晦暗或激昂，隨著探討政治問題的深入，雜亂無章昭然若揭——矛盾的思想和行為，暫時的妥協，像是既無駕駛盤又無刹車，卻佯裝在用手刹的汽車，毫無安全感，這讓我再一次思考，他是否在逃避什麼以便投入混戰；但他逃避的東西並不在社會上，而在自身209。

選舉活動中的偉大演說家

部長在1958年建立的戴高樂政體裏深化了共性；他在將軍離職前的所有選舉活動裏，從來不是代表個人的候選人210，而是一位偉大的演說家。1958年6月24日，政府的這位代言人沒有拋棄“5月28日從民族廣場遊行到共和國廣場”的法國人，那些自稱親善“俄國”的人除外。他認為，那些為自由解放而自豪的老年民眾，會聽到他高喊的聲音：“我們不是你們的敵人！”他在7月14日提到了法西斯主義問題，確定自己返回戴高樂政權後，是後退了而不是取勝了。他貶低不幸的政體、悲哀的製度，認為不能容忍法國人民“成為定居在歐洲的最為悲慘的民族；索邦大學這所名校的教師，應該到街上遊行請求上課”。兩位被大學正式聘用後的教授波伏娃和薩特嘲笑他與其說上課，還不如說上課堂。因為這一對存在主義的引路人認為，馬爾羅重新成為部長，參與的是一場政治騙局；他們開設的大學課程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之後，還準備否認這位新部長的知識分子素質，因為新部長選擇把自己的象征性資本轉變成了社會資本。不過西蒙娜·德·波伏娃讓馬爾羅起到的重要作用是“體現了與她所設計的知識分子相悖的形象211”。

夏爾·戴高樂1958年9月4日在巴黎任期屆滿的大幕尚未拉開之前，也是在他發動“讚成”活動以便公民投票誕生第五共和國之際，宣布開場的榮譽又落到了馬爾羅身上。馬爾羅把共和國廣場上的典禮搬上場麵，讓人修整了那裏的講台，這樣就不大聽得到反遊行者的聲音，也容易確定巴黎民眾是否到場了212。他站在共和國廣場巨大雕塑的底座上，號召巴黎人民“為民族複興的意誌選舉，以回應一位從曆史上有權號召我們做見證的人，見證的舉動隻有從你們那裏才能得以合法化213”。這樣，在樊尚·奧裏奧爾和居伊·摩勒沒有充當第五共和國的社會黨擔保人以前，馬爾羅就努力避免了有人對左派發動暴亂的指控。他在十天前追念了巴黎的解放，讓散漫的年輕人能把曆史和記憶結合在一起；他希望人們能同等對待1958年的戴高樂主義鬥士和抵抗運動分子，讓他們“形成一個永恒的群體，通過這裏麵的人，所有能改變個體麵貌的事，都可以反複從頭開始214”。

馬爾羅從1958年9月17至22日，在大西洋彼岸成功爭取到了馬提尼克島的艾美·塞澤爾（非洲黑人文化創始人、詩人、政治家），聽到了“黑人解放和持久的農民暴動發出的吼聲，它們難解難分，摻和在革命的希望裏，融合在血肉相連的兄弟情誼裏”。《反回憶錄》的讀者後來都感受到了《馬賽曲》的節奏伴隨著頓足聲，猶如鏗鏘有力的非洲戰鼓，與地球息息相連，又如蕩槳人的歌聲，與河水交融在了一起215。馬爾羅回憶了中途在瓜德魯普停留的情景，認定政治在這裏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寧願停留在“凋零的葉子花上，沉浸在夜間蛐蛐的叫聲裏，克裏奧人最為哀婉的歌聲從上方飄過：永別了，馬德拉斯布頭巾，永別了，絲綢方巾216”。他感歎，在底層，人們誇誇其談不做大事，上層人物則隻會許諾而無所事事。在圭亞那，他通過一個戴金項鏈的執達員，一個“顯赫的劊子手”的引見，接待了卡宴的上流社會，考證省長確有“酒醉屠殺”民眾的罪行後，停止了他的職務。馬爾羅為92%投戴高樂“讚成”票的公民投票做出了有益的貢獻。1967年，這位小說家部長在小說場景中，增加了拋釘子棍棒的人（指馬爾羅在圭亞那演講為戴高樂增加選票時，遭受的反對者攻擊，後被鎮壓），那些人沒有給他妻子留下什麼記憶，卻把記憶留給了隨他長途旅行的人217。這個戲劇性敘述的意義，鼓動一位共產黨的批評家寫道：“馬爾羅這位高盧騎士重新征服了圭亞那，這是身處圭亞那的達達蘭（法國作家都德小說中的主人公，吹牛撒謊，膽小如鼠）218！”作家讓省府秘書長，未來的巴黎大區區長奧利維耶·菲利普，替代了被停職的省長——這個酷似素描裏的頭頂蘑菇般的大蓋帽的藝術形象，猶如動畫片裏戴絨球帽的水手219。

二戰結束後，安德烈·馬爾羅成為惹人注目的反共分子220，他邀請老夥伴們出發去布達佩斯參加遊行。他在1958年確認：“喜歡宣傳極權主義的人要失望了：政府的宣傳要使所有人都知道它做過什麼。”這位作家部長即使是在新政體開始階段，都仍舊保留著人民聯盟宣傳者的作用，他寫道：“在計謀和畏懼之中，8月4日的那個夜晚並不存在221。”盡管新聞、廣播、行政都把部長看作敵對力量，部長還是繼續受到了公眾輿論的重視222。他和1952年一樣，繼續認為絕對信仰要重於策略；他的某些發言語調激昂，使得夏爾·戴高樂說話的語氣倒像是調停人。馬爾羅的親近夥伴都了解，當他認為每一個分裂行動都應該帶頭得到“最快和最可能嚴厲的223”抨擊時，他的好戰反應；夥伴們時而會使用巧計，對付領頭人的變化！

第五共和國的左派擔保人

法國共產黨曾在馬爾羅領導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宣傳工作期間，與他激烈奮戰，尖銳揭發他的言行。1959年，一係列文章介紹了馬爾羅和他的部門像是“法西斯政策和宣傳的左派擔保人”。作家被詆毀成無所顧忌的部長：“即便沒有資產階級政府裏的那些忌妒他專製的人在，他也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馬爾羅的這個部門，靠的全是天才的不間斷的許諾。這些許諾是否實現，令人懷疑224。”但是許多左派政黨的鬥士都記得，他們都是在閱讀《人的境遇》和《希望》中，汲取到參與戰鬥的理由的；安德烈·馬爾羅一直是個性鮮明的偉大擔保人而不是第五共和國的信徒。1967年隻有23%的共產黨選民和5%的社會民主左派聯盟宣布了對他不利的言論225。然而這並沒有勸止讓-弗朗索瓦·雷韋爾在《法蘭西觀察家》上揭示，靠馬爾羅鼓吹的散文和將軍樸實無華的文章，使享有盛名的戴高樂主義毫無政治價值226。然而這位論戰者卻在當時的社會民主左派聯盟主席弗朗索瓦·密特朗臆想的反政府行動（指有國會反對派議員參與的批評政府的行為）中勝出，成為文化部長；馬爾羅的言論始終得到聽眾的讚歎。

國務部長，這位戴高樂政權中知識分子最為知名的擔保人，承擔的部分責任是，闡明新共和國的美德和共和國對手的穢行。馬爾羅介入完成了26項與國民議會相關的部長職責，包括11次介紹年度財政預算，組織8次討論，7次回答口頭提問227。他拒絕在講台上答複細節問題，而是保留向每一位報告人采納有爭議的要點的權利；不過，他接受回答具有一般意義的或者有政治特點的問題228。他從根本上接受了一個明確的說法：自己雖然缺乏足夠的資金，但是可以引導大部分人對戴高樂主義盡責，因為他絕對信任法蘭西，深知國家體製就是這個信任的理由。

當部長憑天才樂於進行論戰的時候，可能更為專注自己的事業。他隨後指出，在那個人們慶幸的論戰時刻，戴高樂政權沒有被寬容229，將軍和他本人每周都被許多比伊·布拉斯（雨果1838年五幕劇中的人物）式的人物，用杜克洛（法共總書記）的口氣說話，攪得心力交瘁。部長在1962年、1967年和1968年為國民議會選舉，為1965年的總統大選和1969年最後的公民投票一樣，都重新找回了40年代的活力。參議院議長加斯東·莫內維爾在1962年揭發，選擇公民投票以決定直選共和國總統的做法，肯定違背了憲法，馬爾羅則反駁說，在谘詢人民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生國家動亂。部長用挖苦的口吻問道：“如果法蘭西容忍專製，那麼每天早晨對我們的指控（指當時反政府行動的人每周四早間聚會）是從何而來的？”他還批評了第四共和國的政權不實施仲裁，隻靠調停，他強調說：“沒有不做決策的現代政府，沒有不是建立在國家合法化基礎上的決策。”對他來說，“現代國家不可缺少的權力並不是公民自由的敵人”。他否認對現代國家實施法西斯主義的譴責，拒絕將現代國家與實施專製的第二帝國同化並加以指責：“都是些連篇累牘的廢話！在現代國家裏威脅公民自由的，隻有警察體製和一個政黨的聯合。隻談論警察體製，即便不是嘲弄，也是滑稽可笑的。”

史實政權的頌揚者

安德烈·馬爾羅認為，1958年搞一黨製並不困難，但是戴高樂將軍並不想擁有“被國民信任以外的任何武器”。馬爾羅1963年11月24日麵對新共和國聯盟和勞動民主聯盟（UDT）這個左派戴高樂主義的脆弱組織的朋友宣稱，不是馬克思，而是尼采取得了勝利，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民族的世界：法蘭西是構成我們命運的形式；她並不完全來自5月13日的那場突變，她來自從蒙圖瓦爾開始到奠邊府結束的一場戲劇。他1965年12月15日揭發了弗朗索瓦·密特朗多愁善感的布熱德主義：“您有什麼權力炫耀弗勒呂戰役（1794年法國革命軍隊擊敗外國同盟軍的一次決定性戰役），您甚至連西班牙都沒待過。”麵對這位49歲已經殺死11個病人的醫生和這位有過11次無個性和無能經驗的原部長密特朗（作者隱喻密特朗在第四共和國擔任部長期間，有過11次不稱職和不大令人滿意的舉止），安德烈·馬爾羅希望人們停止總是把願望和可能混淆起來。他在以下人物之間進行了比對：聖女貞德和聖朱思特（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人物），克列孟梭（第三共和國總理）和戴高樂——“這位能擔當法蘭西的，明天可能再也找不到的史實型人物”。部長1967年1月31日在巴黎體育館展開競選活動時，揭示了意圖良好的競爭。他否認理想的政府就是“通過民意測驗精心發現公民願望的政府”的想法：占據政權，是拿現實冒險；行使政權，是拿命運即未來冒險。安德烈·馬爾羅感到惋惜的是，知識分子有些過於懷念卡爾·馬克思而不去稍微想念一下黎塞留（17世紀初法國政治家、專製製度的奠基人）：“從來沒有一個個人政權能遭到持久和卑鄙的謾罵。”在部長眼裏，這個被視為屬於個人的政權，正是對“集體無能”的解救劑。

國務部長離開厭倦了的，或許是感到無聊的法蘭西之後，於1968年3月到還是處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進行了一次官方訪問。臨行時，他拋出了一句內藏玄機的話：“我要安排一件意外的事情230！”他在返回時雖然征得了同僚富爾采娃女士的同意，把在蘇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保存的馬蒂斯的精品借給法國，他的功績卻埋沒在了電影資料館事件和五月事變當中231。部長經過自願處於靶位的這場大風暴以後，一直是、戴高樂將軍史實政權的頌揚者。而總統擔心的卻是部長起伏不定的健康狀況。

夏爾·戴高樂1968年6月18日對預定於20日召開大型會議的安排者說：“你們要準備一個替代馬爾羅演講的人。我發現他近日很疲倦，有時覺得他在服用少量興奮劑。我不希望他在這麼重要的以他為主的會議上，崩潰在最後一刻。”於是，將軍要求“即使馬爾羅感覺不適，也不能讓會議中途受阻”，到時讓“莫裏斯·舒曼上講壇發言232”。19日，將軍頭腦裏有了讓蓬皮杜頂替馬爾羅的想法，他重複道：“馬爾羅筋疲力盡了，他可能服用了少量興奮劑，還可能少許進酒，您明白我要說的是什麼。”將軍的擔憂顯然徒勞無益，演說家和將軍一樣，揭示了在黑旗下失落的人民，那些托洛茨基分子，還有那位收回了爪子的法共秘書長、議事司鐸瓦爾德克·羅謝。馬爾羅擔心會讓人相信紅色危險，相信極左派與法共不可能串通，便從《虛幻之鏡》中刪除了《人道報》揭發出的“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科恩-班迪特和偽革命者的小宗派，不該把他們與眾多大學生混為一談233”。

部長鼓勵年輕的戴高樂分子，對他們肯定地說“命運不是由別人決定的，你們的命運將由你們自己去創造234”之後，於1969年4月23日以擁戴執政府和適時的法國為名，投入了最後一場選舉戴高樂的戰役。他不相信“親大西洋中間派與親蘇派共產黨之間的協議”；拒絕在眾議院議長那裏看到丹東和聖朱思特的繼任人。他揭穿了總是失敗的對手的輕信。部長努力靠在講壇上說，如果沒有人想再搞1968年5月運動的話，他就準備在香榭麗舍大街再來一次遊行。他肯定了這次全民投票的公民投票特征“就像在其他許多情況下那樣，說‘讚成’已經不再是對戴高樂的信任；‘不讚成’也不再是渴望他離職”。他再次確定戴高樂將軍是“反對個人利益的公眾利益的擔保人，不會有後戴高樂主義分子出來反對戴高樂將軍的”。喬治·蓬皮杜的支持者們有氣無力的掌聲表明，曆史的一頁正在翻轉。馬爾羅不可能與此時的命運之神相聯合。他較之別人更早地覺察出蓬皮杜身上的某些令人惱火的戴高樂主義思想，但是卻沒能阻止住青年聯盟的3000名成員為了取得選舉進展，於1969年4月12日，為未來總統的勝利聚集在了斯特拉斯堡。這位未來的總統——激進的戴高樂主義者對他們說：“我不允許任何人詮釋我的思想以及我內心的想法235。”

安德烈·馬爾羅是戴高樂主義政治的倡導者，他的政治言論和集中在他的《悼詞》裏的言論一樣，閃現出雄辯術的火花，這也正是浪漫派之所愛。然而這位承擔文化事務的國務部長尤其喜歡成為改變文化生活的先知。冒險家和作家生活的變換使他深信，自己能夠成為讓二者徹底割裂的人。他希望自己國務部長的責任能避開後者，從根本上與後者鬥爭，這正是自古以來的行動性質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