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隱若現的政治領導

安德烈·馬爾羅發現了一顆“穩定的行星”：自由法蘭西的首領。

——亞妮娜·莫敘-拉沃：《政治與文化》

安德烈·馬爾羅是1933至1939年間反法西斯的左派的偉大形象，從1945年開始直至去世，始終歸順戴高樂將軍，也從未真正離開過政治鬥爭。他在50、60年代和在30年代一樣，都與安德烈·紀德（作家）的證言一致。他寫道：“沒有能控製人的政黨——我是說掌控我的政黨。我依戀的是真理；政黨如果離開了真理，我會離開這個政黨103。”然而，部長可能一直銘記著自己作品裏兩個人物西班牙人阿勒瓦爾和意大利人斯卡利的對話，這兩個人都是藝術史教授。阿勒瓦爾對斯卡利說話時稱：“人隻有被自身限製的那一部分投入了行動；越是以為行動完整，參與的部分越是微小。您知道做人難吧，斯卡利先生，比政客們以為的要難。您作為馬薩卡西歐，還有皮埃羅·戴拉·弗朗西斯卡的代言人，怎麼能忍受這個世界104？”

馬爾羅在政治生活中緩慢前行，跨越了難以忍受的階段，然而他對戴高樂主義的忠實固定了自己的角色。他在成為臨時政府總統的技術顧問以後，隻擔當了幾個星期的部長。他1945年12月29日向議會宣布自己在政府裏不可或缺，“法蘭西文化不再專屬那些有幸的巴黎人和富人”時，已經在籌謀60年代的雄心大誌105。可是他從1946年就清醒地認為，法蘭西已經不再是與己無關的遊戲裏的小卒子，而是一個在行動的偉大國家106。1970年，他向夏爾·戴高樂提出了自己難以啟齒的想法：“我們若能為歐洲重整旗鼓付出最後行動，至少不會讓法蘭西在陰溝裏斷氣107。”馬爾羅與戴高樂的共同戰鬥經曆過兩個階段：一個是在穿越荒漠時期，馬爾羅脫離了戴高樂主義的反對派（他1955年以後回憶戴高樂主義曆史時，沒有再提起這段經曆）；另一個是在戴高樂主義掌權時期，將軍的這位天才好友隻是在擔心自身健康和恢複文學創作時才離開了他。

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領頭宣傳員

馬爾羅1946年沒有在戴高樂聯盟裏追隨勒內·卡皮唐，盡管一周內就有15萬人湧入這個組織。他為人民共和運動的態度感到遺憾，因為那裏的喬治·比多把他當“慣犯108”似的逮捕了他。作家馬爾羅1947年2月正在校正《藝術心理學》第一卷的感想，但還是接受擔當了法蘭西人民聯盟（即戴高樂聯盟）的首席宣傳員。而加斯東·帕萊斯夫基隻滿足於嘮叨，“總是和藹可親，卻很少有用109”。將軍在斯特拉斯堡發出啟動法蘭西人民聯盟的號召之前，後來人們在市政府的樓廳看到待在夏爾·戴高樂身旁的作家馬爾羅和雅克·博梅爾、保爾·賈科比、雅克·蘇戴爾，馬爾羅曾於1947年4月7日在西南部和阿爾薩斯細心做過調研。他毫不猶豫且冷酷地說，在阿爾薩斯被動員起來的4000人“在進行政治行動的無能上，幾乎無可替代110”。馬爾羅在布洛涅維克多-雨果大道寬敞的公寓裏，完成了啟動法蘭西人民聯盟進展的計劃。他在斯特拉斯堡的講演使他成為政治首領後，卻用超現實主義的先鋒派繪畫、淺浮雕和受希臘藝術影響的印度藝術派小雕像進行了奢侈豪華的裝飾，這個做法驚動了將軍，但將軍還是接受了馬爾羅是政治首領的事實111。在馬爾羅看來，戴高樂派的支持者猶如“人群湧出地鐵口時行進中的城市”。他樂意相信，在人民聯盟和共產黨之間沒有什麼隔閡，尤其不存在第三勢力；他希望就此組成“堅固且名副其實的左派聯盟”。

馬爾羅1947年5月13日寫下這個觀點，15日向弗朗索瓦·莫裏亞克加以重申，可是由於將軍剛剛在波爾多的發言給了莫裏亞克一個“法西斯氛圍”的印象，莫裏亞克寧可跑去欣賞蜿蜒流淌的加龍河，這讓同僚馬爾羅十分氣憤，駁斥道：“難道這件事情和風景有關嗎112？”

這位從事宣傳工作的代表，擴展了圖片製作和革命主題。從弗朗索瓦·呂德的馬賽曲（展現女性形象的）雕塑來看，充滿激情的共和國往往體現在了戰鬥素材上113。羅丹繪製的共和國的宣傳畫也被用在了宣傳上。在馬爾羅看來，那張宣傳畫在法蘭西的命運裏，高喊出了自己的希望：“撕破宣傳畫是徒勞無益的，沒有比掛著傷痕更加美麗的麵孔了114。”即使規定宣傳畫要貼得高，避免被摘除，馬爾羅依舊確信自己的宣傳“沒有耍手段搞詭計”。他堅信，即便想把宣傳畫上的字句塗抹幹淨，“戴高樂主義仍舊是充滿能量的流派”。他放棄了中產階級特別依賴戴高樂將軍、“分析形勢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認為被嘲笑的社會黨人和人民共和運動裏“最不服從教會”的人，“都是真正屬於抵抗運動的人”。盡管馬爾羅說大老板都憎恨人民共和運動，首先炫耀自己是堅定的反共人士，但還是在1947年9月22日宣稱“在沒有共產黨的國家，不可能再有民主115”。然而一個月以後，他卻擔心造反會引起騷亂並對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領導人進行個體清算，於是把孩子和瑪德萊娜·馬爾羅都安置在了安全的地方，這個舉動讓米歇爾·德勃雷感到吃驚。馬爾羅那時正在描寫法共的戰鬥計劃，包括在首都實施焚燒，製造火車出軌和謀殺事件。《十字街頭》報也正在做一項調查：“如果紅軍占據法蘭西，你會做什麼？”116馬爾羅當時是少有的希望不要以骨灰盒奪取政權的那些人的同夥人；不久後他認定，法蘭西人民聯盟正在考慮用暴力取得政權進行暴亂117。然而照布裏吉特·弗裏昂的看法118，那隻是馬爾羅的內心幻覺，是令他躁動不安的虛構事件。或許是因為弗裏昂覺察到，英國外交官奧利維爾·哈維1947年10月2日嚴厲指出了馬爾羅的躁動跡象：“戴高樂將軍的所有顧問，或者幾乎所有的顧問，都是馬爾羅和帕萊夫斯基類型的人物，都是不負責任的冒險家，聰明有時卻很愚蠢”——狡獪又不正常119！加拿大的事務專員與馬爾羅共進午餐時沒有抱惡意偏見，卻也感到不安，“這是一個如此不負責任又與戴高樂親近的顧問，而他在年輕的戴高樂主義分子身邊的威望卻在與日俱增120”。

真理與政治宣傳

戴高樂將軍曾對共產黨人，那些分離主義者大發雷霆，因為他們“聽命於由斯拉夫強大勢力的主人領導的、占統治地位的外國舉動121”；然而他在1947年末又認為法蘭西人民聯盟能成功取勝，還給兒子寫信開玩笑說，那些分離主義分子隻是無望聒噪的青蛙。11月份，他重申“聯盟內部的所有調解要通過總統才能得以保障122”。戴高樂當時正處在相當高的地位上考慮個人意願，卻被幾個親信發布的宣言激怒，寫信給蘇戴爾說：“我所思，所為，所設計，都是我的事。說或者不說都在我個人123。”盡管戴高樂拒絕部長操心自己出行的事，排斥人民聯盟安排的禮儀，因為這個聯盟“隻在遇事發生混亂要從側麵加以防衛時，才懂得這些禮節124”，然而，他在人民聯盟的市級選舉獲勝後，還是讓馬爾羅注意提供隨後的新聞發布會可能對自己提出的問題。將軍在1948年3月5日，讚賞了馬爾羅在普萊耶爾大廳麵對知識分子的發言125，那些人幾乎都是思想界的自由人士，馬爾羅稱：“我們首要表明的道德準則，不是無意識而是有意識的；不是放棄而是意誌；不是滿腦的填塞物而是真理。”這位演說家所下的定義，像是在匆匆說教，努力闡明一種最為直接又奧秘的威脅，這是心理技術上的愚蠢威脅，是自加林（馬爾羅《征服者》中的人物，蘇聯人，在中國廣東負責革命宣傳）之後有進展的宣傳。

馬爾羅在與第四共和國和多黨政體對立的情況下，圓滿完成了盡可能排斥詛咒的使命。然而，即便法蘭西人民聯盟1948年的《年鑒》揭發出“分離主義者是捆綁在他們的外國主子那裏的人”，我們也可以確定法蘭西人民聯盟“並不是保守分子、經濟和政治的富有人士的集合體126”。馬爾羅1948年4月在馬賽導演了法蘭西人民聯盟的首屆會議，馬賽是1947年10月人民聯盟贏得市級勝利的13個大城市之一。16日是個星期五，一條彩色拱頂延伸在夏諾公園的梧桐樹之間，歡迎將軍前來向同伴們致意127。18日星期日那天，夏爾·戴高樂在麻田街主幹道舊碼頭，用繩索固定的浮碼頭上，揭露了布拉格二月事件（1948年）以及自己1940年的熟人、流放倫敦的外交部長讓·馬薩克自殺幾周後的冷戰危害。這位人民聯盟主席希望借助爆發第三勢力讓議會解散128，馬爾羅卻讓人們注意，發生在民主政體而不是專製政體內的醜聞並不新鮮，因為專製政體在以家族形式指導和支配著民主政體。這位宣傳代表惋歎受到死亡威脅的一些大國的沒落，這些國家卻諱疾忌醫，拒絕治療129。

那時正值伊馮娜·戴高樂發現丈夫不該每時每刻都敲打資產階級的時候。她擔心馬爾羅對丈夫有影響130：“馬爾羅是有天賦，但是個狂熱分子。他是為書而生的，不該從政。”她或許在1948年3月18日安德烈和瑪德萊娜·馬爾羅在利克威爾的婚慶典禮以後，才在精神上感到安全131，尤其是因為舉行結婚儀式以後，還在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地下室做了彌撒，那是教父博克爾為阿爾薩斯-洛林旅以及馬爾羅的朋友們舉行宗教禮儀的地方。伊馮娜讚成這個私人的附帶儀式，因為她“像喜歡一位不幸（法語‘不幸’這個詞與‘馬爾羅’這個姓諧音）的兄弟一樣132”喜歡安德烈。然而這個儀式並沒有解除馬爾羅的政敵和敵對知識分子的武裝。馬爾羅揭發這些人的目的是毀譽對手，實施精神打擊，使之成為不恥之徒133。

共產黨人的仇恨

居伊·貝斯（哲學家、政治家）1948年5月在《共產黨人手冊》裏，控訴馬爾羅有“招徠納粹黨衛軍”的行為！在7月份出版的《當代》上，把他、阿蒂爾·庫斯勒和蒂埃裏·莫尼耶（這兩人都為小說家、記者、評論家）都列入了“退位知識分子”中的“喪誌同盟”，他們有過信仰和經驗，至少是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重新歸隊時，卻沒有試過不顧一切為全人類踏上人道主義之路。戴高樂派的這位領導人還要求加斯東·伽利瑪停止出版薩特主導的雜誌134。但是薩特的關係網卻想把這位哲學家當作“思想大師”，強加於非殖民化和戴高樂共和國的幾代人身上。雷蒙·阿隆作為旁觀者，在自己的《回憶錄》裏評價了這個衝突：“馬爾羅憑他對曆史的直覺，比薩特更快更好地明白了革命思想再也不會體現在遙遠的韃靼民族。肯定是有異常精神盲目症的人，才會加入斯大林的蘇維埃聯盟135。”馬爾羅成為政治人物以後，並沒有停止作為藝術作家在當時的任何知識分子思潮如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或者存在主義麵前讓步。在阿爾及利亞取得和平兩年以後，軍隊重新服從平民政權的時候，我們才讀到薩特的招認：“我長期以來把筆當利劍：現在我才認識到我們的軟弱無力。沒關係：我寫書，再寫書……那些書是搖搖欲墜的陳舊建築，是我的蒙騙手段，也是我的個性136。”安德烈·馬爾羅的選擇則是介入行動，即使過了70歲，還打算為自由孟加拉赴湯蹈火。

馬爾羅在第三股勢力注重分離戴高樂主義勢力和共產黨期間，認定在共產黨和法蘭西人民聯盟之間不存在什麼勢力。他憤怒對抗斯大林派共產黨的操縱。克洛德·莫利亞克當時記載，馬爾羅“如此堅強有力，比如，加入一個政黨之後，眾黨派做出對我們來說是重要評價，認為這是反動行為時，他卻能夠膽大冒昧，不讓關於自己的傳說得逞137”。蘇維埃人了解馬爾羅，用“誇張虛假的英雄主義”揭發了他的法西斯軍國主義，認為這個主義會和“薩特衰敗的分裂哲學138”一樣，威脅到法蘭西的精神生活。人民聯盟宣稱要為“勞動者從工薪階層過渡到有合作者尊嚴的共和國139”而戰，而馬爾羅卻對自己的陣營不夠溫和，他私下評價，人民聯盟中50%進入議員席位的候選人，都是可憐的家夥140。人民聯盟成員1949年3月在區候選人中的縮減，令馬爾羅欣慰141：“對我們來說，這是該嚴肅處理的事情！”馬爾羅那時說話簡明扼要，表達了簡單易解的思想，他認定人民聯盟成員的“法西斯主義遠不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黨人，那些忠誠的人民共和運動成員（1944—1967年的基督教政黨）和法國的某些家夥142”。顯然，即便馬爾羅把聽他講演的廣大聽眾都比作沒有欲望參加十字軍東征的新騎士，他們還是聽懂了這位特別演講人簡單易懂的語句143。

丟掉幻想的忠實鬥士

馬爾羅作為法蘭西人民聯盟的合作創建者144，排在夏爾·戴高樂之後的官方條款簽署人，從1948年1月到1949年6月145，強迫自己在人民聯盟的執行委員會露麵。然而當這個13人組成的決策機構演變成包羅議會成員的領導委員會之後，他幾乎總是缺席，以至於將軍於1949年12月10日給他寫信說：“我們需要您的聲音和您的出席。”這個時期，托洛茨基對馬爾羅“從機體上就沒有精神獨立的能力146”的過往評價，在馬爾羅的敵手看來，掩蓋了某些事實。有人曾向馬爾羅提出過一個怪異的問題（模仿馬爾羅的語氣）：我的將軍，您是不是把我們帶到盧比孔河邊釣魚來了147？作家馬爾羅後來評論說：“這個問題是捏造的，卻真的很精彩。我不和將軍用這種語氣說話。但這是他們聽覺上的反應，符合我的聲調148。”不知是哪一天，安德烈·馬爾羅曾用慣常苛刻的筆調寫道：“隻要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我就會從戴高樂主義那裏有所期待149。”然而，1949年，人們卻從馬爾羅那裏獲悉了一個血淋淋的臆想：“戴高樂的曆史命運結束了。現在要最終解決他，必須有個大殺手，一個拉瓦萊克（1610年謀殺國王亨利四世的弑君者）。”樊尚·奧裏奧爾（第四共和國1947—1954年的總統）注意到馬爾羅在飯桌上的這番話150，坦言道，這種奉獻曆史的方式隻會出現在馬爾羅的腦海裏！這位第四共和國的首任總統清楚地看到，馬爾羅常以藝術家的身份講話。但是當這位派往人民聯盟宣傳部門的人說，法蘭西希望“得到的是一位讓人看著不發笑的首領151”時，總統並不在意自己受到了這等粗魯的辱罵。法蘭西人民聯盟逐步失敗以後，便從1949年春季開始，撤退到卡普西納大道索爾費利諾街大樓的最高層辦公室；布裏吉特·弗裏昂、貝爾納·安東尼奧茲和喬治·盧貝由於領不到工資，都離開了負責宣傳的國家秘書處152。即便馬爾羅當時看到法國人的冷漠有助於讓戴高樂主義衰敗的對立派，卻沒有最終喪失統帥重返的信心。馬爾羅在聯合競選係統促進法蘭西人民聯盟失敗以後曾說：“戴高樂將軍重返政權必將被寫進曆史。其餘的事情全都沒有意義153。”

盡管有人在1949年示意馬爾羅即將離職，他還是在未征得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在區級候選人當中驅除了一名議員候選人154。他在印度支那戰役期間，看到有人非法倒賣皮阿斯特錢幣的時候，表現出自己的洞察力，說道：“腐敗者沒有腐蝕者嚴重，腐蝕者卻不如腐敗形成的因果嚴重155。”他的這個思想符合將軍的悲觀論調，將軍在1949年認為戰爭臨近，於是宣布：“戰爭會讓一切變得很糟，隻是因為人類沒有什麼解決辦法了156。”將軍的話對馬爾羅的言論產生了影響，因為馬爾羅譴責了“曆史上出現最嚴重威脅時隻看到個人問題157”的國家。照安德烈·阿斯圖的看法158，馬爾羅在過激政客的包圍中，曾求助精神上的補償。這位派往宣傳機構的代表，在人民聯盟的報刊上寫過很多文章，盡管他在1950年以後，提供出來的隻是與藝術相關的“文件”。而馬爾羅卻認為，自己的文章保留著政治性；從他引入第一個世界雕塑品的想象博物館的展品起，就無畏懼地確認“我若言之有理，是因馬克思主義深入了我心159”。

從這位忠臣1950年2月21日至5月24日、1951年3月7日至5月8日這兩個時段的表現來看，他是重新回到了自己主子的右側。然而，可能在第一種情況下，是為了給自己的雜誌《自由思想》獲得必要的聲譽；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因為1951年的國民議會選舉臨近，這是使人民聯盟獲勝的最後希望。讓·夏洛（畫家、政治人物）對馬爾羅的態度做了精彩分析：“對他來說，參與行動完全是個人行為，當然也是他的長期行為——但是絕不要更多寄希望於他的行為能維持時效。他在場或不在場，都不必非難他，也不用遺憾160。”同樣的反響在第五共和國時期，還混雜著大家對部長健康的擔心，有時由於聽不到他柔弱嗓音的回應，形成了他不在場的假象。然而照喬治·蓬皮杜的看法161，即使馬爾羅認為曆史上最沉重的威脅都堆積在了眼前，仍舊“毫發無損”他的活力。他可能正在想念親愛的勞倫斯·達拉比，幻想著年輕的戴高樂分子會潛入突尼斯162，去恢複阿拉伯的政治傳統呢！

作家在哀歎一些古怪人種消失兩個月後163，沒心情在1952年3月跑去告知選民，不要給聖-沙蒙的皮革商投票，而是來到科爾貝大廳，主持人民聯盟的國會議員會議，囑咐議員們不要正式提名皮奈為議長。盡管有85位選民聽從了他的意見沒有給皮奈投票，但仍舊有27位選民在巴黎議員埃杜瓦爾·弗雷德裏克-杜邦的帶領下，投了皮奈的讚成票，使人民聯盟的分裂具體化，在樊尚·奧裏奧爾眼裏，這是個“重大事件”164。馬爾羅在接下來的7月份，直接攻擊被嘲弄的議員們：“議會的反對派們，你們的伎倆——因為我說的是我們的對手——主要是競爭。我覺得聽到了維希政府昨天曾鼓吹過的這種手段165。”他在這裏隱約提醒，曾經是法蘭西國家議會成員的那個安托瓦·皮奈，也避免不了國會議員團體的分裂和將軍的離退。1954年，印度支那的和平締造者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1954—1955年的法國總理兼政治家、抵抗運動活動家）的想法吸引了馬爾羅，馬爾羅寫道：孟戴斯也許會在戴高樂沒有堅持到底的事情上取勝，為什麼？因為孟戴斯是一位政治家，現在正是機遇。戴高樂主義已成為過去。孟戴斯可以不擔太大風險地玩一把。他絕對是一個堅定的人，沒有理由說他沒有機會166。馬爾羅明白，克裏斯蒂安·福歇可以作為真正的戴高樂分子成為部長，可他還是極力反對議會製，嘲笑這個衰落的體製，而他對科隆貝鎮上的那位隱居者（指戴高樂）的忠誠卻並沒有減退。

始終參與行動的知識分子

“怎樣才能拯救民主？”孟戴斯主義的核心刊物《快報》1955年2月19日在這個標題下，發表了一篇與作家馬爾羅的談話。作家談到新左派、自由左派與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左派的對立，完全映照了莫利亞克的理念167，後者從1953年11月起，就成了《快報》反殖民主義的重要社論作家。那些對立派的思想狀態啟迪了一個新左派運動168，並激發了這份周刊年輕領導人讓-雅克·賽爾萬-施賴伯和弗朗索瓦絲·吉魯的熱情。吉魯擔心靠近馬爾羅的人會發現他令人失望的表現，於是揭示了他讓人驚異的一麵，她寫道：“我們麵對他時，感覺自己也很高大，有貴族氣派，還很聰明！我喜歡他的為人、他的書、他的瘋狂和進入曆史熊熊烈焰的這種方式。啊，那可不是一個坐得住的讀書人！麵對他，我們感到頭昏目眩，暈頭轉向，被帶上他一直在那裏兜圈子的巔峰，他的言語在引你攀升。與他接觸令人愜意。我們慶幸能就這樣擺脫自我169。”

1956年的共和陣線指出了政體的無能，因為它真正陷入了阿爾及利亞戰爭，讓軍人們不惜任何代價注意維持好秩序。莫利亞克1957年1月5日保護了馬爾羅，馬爾羅因為《思想》這部作品，放棄了職責170！莫利亞克不相信自己的這位孤獨、自主、迷惑人的處在青春期狀態中的同僚會一直是具有共產主義正統觀念的人，他寫道：

盡管一個人具備天才，才華橫溢，他也不能在不屬於自己時，給你他不再擁有的東西。馬爾羅就算斃命西班牙，他還可能是馬克思主義信仰之外的某項事業的烈士。他在前往反德國納粹前線參加戰鬥以前，也會給你做出榜樣。可他返回以後的行動就不像他自己了。在他做過的事和他的為人之間，今後隻剩下無所填補的距離，除了他的作品；你隻有去讀他的作品了。

寫《人的境遇》的這個人，隻是為了適應自己的利益171。

《快報》在1958年4月17日，鄭重發表祝詞給共和國總統，因為總統揭露了在阿爾及利亞使用的酷刑。馬爾羅的女兒弗洛朗絲把這篇文章帶給父親看，馬爾羅立即毫不猶豫草簽了該文172。經弗朗索瓦·莫利亞克、羅熱·馬爾丹·迪加爾和讓-保羅·薩特聯合簽署的這份祝詞，重新發表在了《人道報》和《世界報》上：當時的安德烈·馬爾羅是以傳統知識分子的姿態參與政治行動的。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感到驚訝，西蒙娜·德·波伏娃在14年後還會譴責他特別不老實，因為在《反回憶錄》的結尾部分“他長時間在思考酷刑、集中營這些人類卑鄙的技術173”。波伏娃在1958年6月2日的《日記》上，確實有以下記載：“知識分子可以讚同一個政體；但除非是在缺乏幹部的不發達國家，他絕不應該像馬爾羅那樣，去接受一個技術職務。即使他依賴政府，也應該保留有爭議的、批評的立場，換言之，去思索而不是去執行174。”然而，盡管政治對馬爾羅而言從來都不是全部，然而直接參與行動也從未令他畏懼過；他從西班牙到阿爾薩斯堅持介入行動，到第五共和國（1958年9月25日成立至今，戴高樂為首任總統）時期仍舊繼續這麼做。

這位藝術作家不屬於籌劃1958年5月行動的同謀。他當時確信威尼斯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便去那裏參加了關於威尼斯文明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他還應奇尼文化基金會之邀，於5月17日星期六做了題為《偉大的威尼斯人之謎》的講座175。夏爾·戴高樂在5月19日前兩天廣播了一項聲明，兩天後，他在奧賽宮舉行新聞發布會，把自己推進了回歸政權的局麵，他沒有想到自己在67歲還能從事獨裁職業！馬爾羅經過3年時間，重點投入了《眾神的變異》的創作之後，心滿意足，結束了自己至愛的研究；他的準兒子說他“差點兒沒唱起歌來176”。弗朗索瓦·莫利亞克注意到了自己這個既搞文學又是戴高樂主義者的同行，隨後寫道，馬爾羅和夏多布裏昂以及後來的巴雷斯都認為“文學永遠做不到最佳”；然而他又寫道，莫裏斯·巴雷斯在眾議院“隻有微薄的收入177”，而安德烈·馬爾羅，多虧夏爾·戴高樂的恩典，才切實進入了權力圈子，他要在這裏維持將近11年之久。

被新聞界推入陷阱的部長

戴高樂主義政治的重生，讓馬爾羅在1958年6月1日成為國務秘書；6月9日，成為派往議會議長身邊的一位負責新聞事務的部長——他的這個職位在7月8日，因為天才用詞和言論自由被剝奪，引發了部長的更換。7月2日在與外國新聞界共進午餐的時候，他掉進了一個問題的陷阱：“您若是一位年輕的穆斯林，您會成為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支持者嗎？”他回答道：“我要是年輕的穆斯林，我會和反法國殖民當局的阿爾及利亞起義部隊（費拉加）一起戰鬥，然而慶幸的是，我現在轉向了那個與酷刑鬥爭的人，開始為那個捍衛勇氣的人服務了178。”從那時起，雖然米歇爾·克萊爾（作家、記者）7月4日在《法蘭西天主教》報上介紹，馬爾羅是戴高樂將軍的忠臣和緊急事務部長179，但是議會議長周圍的人還是希望他離職。馬提尼翁總理府明知新聞界，尤其是阿爾及利亞的新聞界，隻是抓住了他回答問題時開頭的幾句話做文章，卻也變得急於要擺脫這位難以控製的作家。人們還預料，他永遠不會接受秩序進入媒體，不會接受在法蘭西廣播電視裏清除“自己的壞習慣和叛逆素質180”。將軍辦公室為了平息那些牢記馬爾羅反酷刑號召的極端分子的情緒，不到一個星期，就安排雅克·蘇戴爾替換了馬爾羅。這位人種學家歸順自由法國運動後，成為法蘭西人民聯盟的秘書長，後來擔任了阿爾及利亞的總督。內閣長官皮埃爾·勒弗朗和喬治·蓬皮杜決定給安德烈找些不受拘束的事情做做181。馬爾羅離任之前，曾任命阿爾貝·奧利維耶182負責領導編排電視節目；由奧利維耶指導編排的節目，可以見證讓部長欣慰的自由主義和埃利亞學派哲學。部長熱心支持悲劇的播放，對電視播放埃斯庫羅斯的《古代波斯人》備感興奮，1961年10月31日的電視用70分鐘對這部作品進行了專題播放。這部作品從公元前472年創作以來，對當時的薩拉米斯戰役和希臘城市取得海戰勝利都產生過影響，然而卻從未擁有過這麼多觀眾183。

夏爾·戴高樂在1958年7月和在人民聯盟生存期間一樣，對現實做出的都是有益的判決，讓自己的朋友近三個星期沒有受到委任，盡管戴高樂辦公室主任吹噓是自己沒用上一個小時，找到這個主意，不費吹灰之力，把它出賣給了他欽佩的這個人的。巴黎高等師範的畢業生喬治·蓬皮杜，因為很清楚戴高樂主義從這位偉大作家那裏有所期待，從1955年起就強調了這位作家的優點：“聰慧敏銳，具備無人可比的文學和藝術文化修養，話語天賦明顯，鐘情榮譽、行動和同誌情誼184。”勒弗朗和蓬皮杜利用馬爾羅喜歡談及自己與《費加羅報》頭頭共進午餐的歲月，忽略不提自己有委身偉大王權部門的願望，在取得他本人和將軍的同意後，在7月26日的《官方公報》上發布了一個決定，馬爾羅可以根據這項決定，“通過個人委派或者議會議長的直接委派，負責實現各項計劃，尤其是傳播和發揚光大法蘭西文化方麵的計劃”。

代言部長

總統在六個月以後，為了把自己的夥伴提攜進國務部長的行列，除了讓馬爾羅擔當與發揚法蘭西思想相關的職責外，還為他保留了代言部，這是在第二帝國時期，擁有代言人這個稱號的人運作的機構。將軍給馬爾羅和所有部長同事的感覺是，生活在曆史而不是日常事務中。盡管依照雷蒙·阿隆的說法，這是個迷惑人的感覺，總統依舊承認，60年代的法蘭西與所處的時代相連，不再見得有歐洲病夫的表現，他向國外揭示了法蘭西被忙得團團轉的各部和殖民戰爭掩蓋下所取得的成績：“這是法蘭西曆史上一個可敬仰的階段，這個階段通過語言的魔力和新聞發布會，成為全球的曆史時刻185。”對馬爾羅來說，新聞部的交椅雖然丟掉了，取得的成績卻積累了足夠證明他參與行動的事實，不過他還留有一個破滅了的夢想：是否可能為他建立一個發揚法蘭西影響的部門，以執行奧賽碼頭外交部的某些使命186。然而米歇爾·德勃雷卻向我透露，他們從未想過把外交部文化關係總部機構的管理權交給馬爾羅和他的團隊187。

參議院議長1962年曾指責國家總統瀆職，因為總統選舉過程要通過全民公決的途徑發生改變。夏爾·戴高樂此時再次表示了對自己天才朋友的信任，接受馬爾羅掌控第五共和國聯合會主席的職位。但是就在創立公民公決普選總統的前三天，喬治·蓬皮杜卻取消了這個有爭議的選舉機製。德勃雷總理的這位繼任人不喜歡馬爾羅式的誇誇其談；他期待能確立自己成為多數派的唯一首領，從1965年總統選舉開始，對自己能成為未來前景裏的將軍繼任人產生了希望。當馬爾羅1962年12月7日在部長會議上提出，有權對限製自己的資金性質提出建議時，蓬皮杜總理話鋒尖銳：怎麼處理“一位整個上午都不在辦公室的部長”？盡管戴高樂跑去拯救了馬爾羅，讓瓦雷裏·吉斯卡爾·德斯坦（財政部長）去確認，每位部長有多大可能在內部調整自己的財政預算，阿蘭·貝萊菲特仍舊注意到：“蓬皮杜整整兩個月都沒敢冒險輕輕中傷一下將軍的那位崇拜對象，也許將軍還沒有原諒自己呢188。”

一位對戴高樂主義的慣例有恰當認識的觀察家1963年春季撰文，提到了靠言語治理卻沉寂的共和國的這位文化和言語部長的情況：“他再也不是那個才華橫溢、魅力四射、令人不安、能打動人心的戴高樂主義的令人生畏的孩子；他已經是一位大叔，人們寬容地容忍了他玩笑般的一時衝動，因為在周圍人的眼裏，他給家族還是帶來了榮譽189。”馬爾羅保留了作家的素質，加埃唐·皮康定義他的素質是“掩藏在創意想象、幻覺力量和風格所限製的自知之明和廣博才智的形式下麵的190”。正是由於這種風格，一位擁有大學教師頭銜的共產黨議員對馬爾羅拋出這樣的說法：“您罕見的行動與您匱乏的資金相稱。法蘭西沒有文化部長，因為政府沒有抽出用於文化政策的經費，而是樂於選擇一個最能幹的人去管理匱乏的資金191。”一位法共社論作家1967年10月7日誇大其詞，從負麵說到這位優秀管理者的奇特專利：“在目前的政治範疇裏，有法令、選舉、罷工、兼並銀行等方麵的事情可做，文化部長卻在宴會上，坐在擺著花瓶的榮譽餐桌邊上，難道有更為重大的意義嗎192？”

文化行動的土壤

夏爾·戴高樂在1966年1月21日給總理寫過一封信，意在強調自己這位文化部長的重要性：“我感覺有必要讓承擔文化事務的國務部長，在國內還是國外的所有事務中都有發言權，對文化的重大意義提出質疑。因此我想下一次與您本人，還有馬爾羅先生，以及相關的部長們一起檢查可能采取的決定，以便國務部長能在未來與文化行動緊密相關的不同領域取得預期效果。尤其是在廣播和電視領域，至少要保留那些有理由保留的節目，比如，豐富大眾知識和口味的節目，與外國進行藝術交流的節目；最後還要有標誌我們這個時代風格的，能提供我們這個時代見證的，建築和城市化方麵的節目。”然而這些指令在某年的年初下達時，部長的身體狀況已經到了有利於喬治·蓬皮杜不按總統意願真正執行下去的地步193。於是將軍在1967年6月重新發起攻勢：

馬爾羅先生涉及文化政策的願望和計劃已經得以論證，國家部門的可支配資金最終應重新評估。確實，適合我們政體的，為各個領域更清楚地帶來法蘭西文化的時代已經到來。我提請您注意：從明年的財政預算開始，必須給這個部級部門周密安排國家資金，以強化其行政機構，完成計劃目標194。

盡管米歇爾·德勃雷的權力控製的1966年1月至1968年5月期間的財政經費，沒有改變各辦公室的懷疑態度，但是馬爾羅各年度的貸款對照表還是可觀的195；我們已經強調過馬爾羅在行動和言辭上的才能。然而人們卻在建築方麵，譴責他任人毀掉了吉瑪爾或勒·柯布西耶的作品，修建了蒙巴納斯大廈，如果不是挖掘盧浮宮外圍的溝壑和修複特裏亞農宮，便很少有歸功於他的痕跡留下了。馬爾羅賦予這兩處工程的意義在於，想在建築上銘刻下有所作為的戴高樂政權時代。

有意義的天才行動

馬爾羅在提到盧浮宮時，曾驕傲地向議員們吐露：“我們這些可憐的擁護共和政體的人，重新整修了帝王的宮殿，這是君主政體不可能做到的。”他在提到特裏亞農宮時，俏皮地說：“角落裏的那些百合花之漂亮，簡直可以和蝸牛媲美啦196。”他知道自己的團隊在負責修複3120平方米的地板時，特別想忘記安德烈·裏博確定過的說法：“這是在馬爾羅總監的專製下，揮灑巨額錢財的瘋狂奢侈之舉197。”他並不期望審計法院的關注，因為它的關注會嚴格監視工程進展和缺乏競爭性招標198。他抓住的是1966年4月28日將軍說過的這句話：“這很壯觀！”這也許正是他幾周以來的一張王牌，而這期間他其實應該做的是，從5月2日起連續待在位於馬利的狩獵小屋，開始真正治療兩個兒子故去後漸漸深陷的抑鬱症199。然而他的健康狀況，從來沒有讓他從深入其中的自由主義回頭。亨利·貝爾納這位設計師從來不是與部長同類型的人，因而沒有承擔什麼惡果200。部長沒有批準阿爾貝在朱西厄建造大廈，也沒有讓他喜歡的建築師讓·福熱隆在精神病院的舊址上為文化部建造紡錘形大廈201。事實上，並不是馬爾羅的自由主義，而是他的對手和僵化的戴高樂主義倡導人讓他的重要計劃泡了湯，比如勒·柯布西耶計劃建造的奧賽火車站和在拉德芳斯建造20世紀博物館。

批評家皮埃爾·卡巴納除了披露“馬爾羅挖掘了溝壑”，還提出了這位部長的自由主義和他迷戀這七大著名建築工程的證明：凡爾賽宮和特裏亞農宮，殘廢軍人院和萬塞納宮，楓丹白露宮，香波堡和蘭斯大教堂。1962年至1966年和1968年至1970年間的立法和法案由於得到幾位總理的鼎力支持，重新激活了遺產政策，這項政策從19世紀的梅裏美和維奧萊·勒迪克之後，就沒有經曆過如此的動蕩。馬爾羅也好歹待在代言部長的位子上，用“模棱兩可又恰如其分的亮點”裝點了自己的言論，“這些言論造成的距離無法將他歸入哪個等級，也解除了潛在對手的武裝202”。部長作為十多年的政體代言人，終於成為國家總統的享有特權的對話者。弗朗索瓦·莫利亞克注意到那兩個不大可能合為一體的人，不無嫉妒和困惑地寫道203：“讓馬爾羅就像現在這樣，討戴高樂的歡心吧，這是他在這位偉人身旁生存的標誌；他和每一位天才一樣，都有略微瘋癲的一麵。”將軍可能曾在某一天任馬爾羅表現瘋癲後，用少有的幽默語氣，在部長會議上，強調了馬爾羅提到新近獨立的熱情的非洲國家民眾的講話時那麼狂熱奔放：就像馬爾羅本人正騎在摩托車上飛馳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