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生存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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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心理學家、倫理學家亞伯拉罕·哈羅德·馬斯洛在《動機與人格》一書中說,一位音樂家必須創作樂曲，一位畫家必須作畫，一位詩人必須寫作，不然他就安靜不下來。人必須盡其所能，這一需要稱為自我實現。馬斯洛這種所謂“自我實現”的需要，在幾乎每一個作家、藝術家的生活和創作實踐中都得到了證明——

巴勃羅·畢加索曾大聲疾呼：“我不把全部時間獻給藝術創作，我就不能活。”

英國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說：“我有時覺得奇怪，為什麼那些既不寫又不畫也不作曲的人能夠設法逃脫人類境遇中先天固有的瘋狂、憂鬱症和無謂的恐懼。”

格林甚至相信創作本身就是“一種治病的方式”，這與凡·高的看法不謀而合。

凡·高在精神病院時就曾這樣對醫生說：“我的工作是我恢複健康所不可缺少的。如果你要叫我像那班瘋子一樣空坐著，什麼也不幹，我就會變成他們中間的一分子。”

“自我實現”是一個人把自我中潛在的東西變成現實的一種傾向。作家、藝術家通過創作，使自己隱藏或壓製在內心甚至潛意識裏的愛、恨、喜悅、歡樂、痛苦、悲傷、憤怒、厭惡、恐懼等情感和人性要求獲得釋放，以達到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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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也像畢加索、格林、凡·高一樣，認為隻有“寫作維持著我”。若不寫作，他的生活將會更糟，“並且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必定以發瘋告終”。他相信，“作家的生存真的是依賴於寫字台的，隻要他想擺脫瘋狂，他就絕不能離開寫字台，他必須咬緊牙關堅持住”。卡夫卡對創作甚至懷著一種“聖徒式”的執著，有時竟到了病態的地步，以至不同於多數在愛情中獲得無窮歡樂的作家，他堅持把愛情排除在文學之外。

卡夫卡堅信，全身心地投入創作，不受任何外來事務的幹擾，是作為一位作家的基本要求。不論哪一位作家，寫作時，總是越孤單越好，越寂靜越好，寫作的夜晚更具備夜晚的本色才好。在卡夫卡看來，婚姻構成了寫作的最大障礙。可以想象，在某些夜晚，作家伏案奮筆疾書，這時妻子走過來，鋪開被褥，寬衣解帶，把燈光調至柔和，然後說，親愛的，該睡覺了，這時的卡夫卡該撫慰妻子還是繼續寫作？這是卡夫卡最感痛苦的事情，也是他屢次放棄婚姻的原因之一。他覺得，中國清代詩人袁枚的一首詩《寒夜》正好表達了作家的這種基本狀況。

寒夜讀書忘卻眠，

錦衾香盡爐無煙。

美人含怒奪燈去，

問郎知是幾更天！

他曾把這首詩的大意寫下贈送給菲莉斯，暗示菲莉斯他對夫妻生活的擔憂，他甚至還向菲莉斯描述他作為作家的“理想的生活方式”。

1913年7月21日，也就是說還在卡夫卡與菲莉斯愛情關係的第一個階段，卡夫卡在日記中總結了有利於和不利於結婚的七個因素，而這七個因素都與寫作有關。

1.沒有能力單獨承擔生活的擔子……沒有能力單獨承擔一切：我自己生活的風暴，我自己人格的要求，時間和年齡的進攻，一陣陣的寫作衝動，失眠，麵臨發瘋的邊緣……與F的聯係會賦予我的生存以更大的抵抗力。

2.一切都會使我深思……昨天我妹妹說：所有結了婚的人（指我們的親戚）都很快樂，我理解不了這一點。這句話也使我深思，我又惶恐起來。

3.我必須盡可能單獨生活。我獲得的成績都是單獨生活的成績。

4.我恨一切與文學無關的東西，我厭惡與人交談，厭惡串門拜訪……

5.怕聯係，怕屈從於對方。那樣我就永遠不能再單獨生活了。

6.我在我的妹妹麵前經常表現為與在其他人麵前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人：無所畏懼、坦率直爽、強大有力、令人吃驚、愛動感情。如果通過找妻子的中介作用我在所有人麵前都能成為這麼一個人就好了！但這是否意味著放棄寫作呢？這就是不行，這就是不行！

7.單獨一人我也許總有一天會真的放棄我的職業、工作。如果結了婚，這就永遠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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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視寫作為生命，可是菲莉斯對這一點不能理解。卡夫卡寫的作品如《判決》《變形記》等都曾寄給她看，朗讀給她聽，可她毫無興趣，有時會明說看不懂也聽不懂。

卡夫卡曾寫道：“我的書你不喜歡，就像你當初不喜歡我的照片一樣……這是我使你感到陌生的一個地方……但是你又不說，不用簡單的兩句話挑明你不喜歡。”

卡夫卡的母親對卡夫卡的寫作也不理解，認為純粹是浪費時間。一次她從卡夫卡的衣袋裏發現了一封菲莉斯的信，得知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寫了一封信給菲莉斯，要她幫忙勸卡夫卡改變生活習慣，她認為卡夫卡用寫作來消磨時間，每天寫得很晚是不利於健康的。

菲莉斯果然給卡夫卡寫了一封信，要他改變作息時間。

卡夫卡得知此事後，同母親吵了一架。他在給菲莉斯的回信中寫道：“你關於飲食起居的建議並不使我特別吃驚。我必須這麼生活。我已在信中告訴過你，我對找到目前這種生活方式是多麼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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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與菲莉斯的戀愛無疑就要直接影響到他的創作了。1912年即將到來的聖誕節，當然是情人之間相會的美好日子，但是，“忘我是作家生活的首要前提”，既然他是一個作家，他就無權享受這個節日了。

於是他在11月21日就給菲莉斯寫信，明確告訴他的女友：“我在你關於聖誕節休假的話中看到了無窮的希望，我今天早晨在辦公室的汙濁空氣中寫那封信的時候就沒敢觸動這神聖的希望。”

他要求菲莉斯有思想準備，聖誕節期間他不能去柏林看她，因為即使是一次短期的旅行，也意味著對文學的幹擾。

在1913年1月14、15日的信中，卡夫卡又一次告訴菲莉斯說，每當深夜兩點鐘的時候，他總會想起那位中國詩人的詩來。並說，有一次菲莉斯在信中對他說，希望在卡夫卡寫作的時候，她能坐在卡夫卡的身邊。卡夫卡告訴她，這是不行的，因為“寫作意味著直至超越限度地敞開自己”，要是她坐在他的身邊，“這樣我就寫不了東西了，平時我也寫不了許多，但這樣我會一點也寫不了的……”這種執著的心理甚至使卡夫卡堅持“要與所有的人隔絕，直到心醉神迷的狀態”，以致他在給菲莉斯的父親寫信時，不顧一切地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的職業使我不堪忍受，因為它與我唯一的奢望與唯一的事業，即文學不能相容。除文學之外，我無別的嗜好，也不會並且不願意有別的嗜好，我的心貼在了文學上。所以，現在的職業自始至終也不能引起我絲毫的興趣。相反，它一定會徹底地毀掉我……而現在，您拿我與您的女兒，那位健康活潑、落落大方和富有朝氣的姑娘比一比……不論是我在大約五百封信中有多少次反複談到她，不論她有多少次以一個當然不能令人信服的“不”字使我心安理得——然而這的確是真的。就我所能預見的來看，她跟我必定不會幸福……凡是與文學無幹的一切都使我厭煩，感到俗不可耐，讓人產生憎惡之感，因為它幹擾了我，妨礙了我……婚姻不會改變我，就像我的職業不能改變我一樣。

在更多的場合，卡夫卡都聲明他絕不會為婚姻而放棄寫作。擔心婚姻會影響寫作成了他解除婚約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絕不是唯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