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屬把花圈擺到醫院門口那天,我成了全網唾罵的殺人醫生。
可那台手術出事,是主刀中途離開、備血遲到,還有人擅改術後醫囑。
最後的事故說明,卻隻寫了我的名字。
我拿著手術記錄,去求丈夫陸硯。
他是院長,也是唯一能批準調取完整監控的人。
“把錄像交給調查組好不好?我沒有做錯。”
他揉著眉心:
“醫院剛過三甲複審,不能再出醜聞。你先停職,等家屬情緒穩定,我會想辦法。”
我等了兩個月。
等來了執業資格被吊銷、父母家門口被潑油漆,以及他一句:
“做醫生,受點委屈難免。”
直到他青梅許知微漏診,耽誤患兒搶救。
當晚,他召回全院領導,聯係專家,調出三年前的原始影像。
我在會議室外聽見他說:
“知微的前途不能毀。該補的證據、該更正的結論,今晚必須辦好。”
原來監控能調,調查能重啟。
隻是我的前途,毀了也沒關係。
我轉身,將保存兩個月的全部證據交給律師。
這次,我不求他做主。
我連他一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