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腎衰竭那年,他的未婚妻沈清宴把一針麻藥紮進我脖子。
醒來後我已經少了一顆腎。
哥哥得知後無法麵對我,撕毀婚約飛去了溫哥華。
爸爸隻在意和沈家的聯姻,纏著沈清宴不放:
“我大兒子跑了,小兒子還被你摘了腎,你必須對他負責,跟他結婚!”
沈清宴依言和我結了婚,說她的餘生都用來償還。
可婚後哪怕她對我百般嗬護,我始終不信。
直到我急性白血病進ICU,她連夜做了配型,把自己的骨髓移植給了我。
手術後,她握著我的手:
“你身體裏住著我一部分,我欠你的命也長在你血管裏。”
我終於心軟了。
之後十年,她為我生了一女一兒,以為我們真能走到終點。
直到小兒子四十一度高燒的那個雨夜,她接了個電話奪門而出。
我一個人打車去急診,病危通知書簽了兩回,她電話始終無人接聽。
天亮後我回家拿陪護衣物,卻看到她正摟著哥哥坐在沙發上:
“我贖了十年罪,夠了。”
我哥眼眶微紅地推她,說她已經是我的妻子。
她的聲音發抖:
“我會跟他講清楚。”
我站在門外,忽然笑出了聲。
原來這十年,我隻是替哥哥,暖著一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