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那年在青海訓練營,顧時衍指著照片上的幺妹峰對我說,等我們五年後一起站上去看日出,就正式把彼此寫進後半輩子。
五年後的十月,我們如約來到四姑娘山。
衝頂前夜,我高反發作,被隊醫強製留在C1營地。
淩晨三點,我含著兩顆藥丸從睡袋裏爬出來。
我盼了五年,不想隻在營地帳篷裏看雲。
翻上衝頂大本營的雪坡時,頭燈掃見兩個熟悉的身影貼在避風的岩壁下。
顧時衍正低頭吻著我的閨蜜沈知晚。
發小周硯和程野舉著運動相機,笑得肩膀都在抖:
“衝頂紀念留著以後你倆婚禮上放。”
沈知晚縮在他懷裏:
“那宋蘅怎麼辦?”
顧時衍替她把衝鋒衣的帽子攏緊,聲音輕得像雪:
“她惦記這座山五年了,我陪她登一次,算是給她一個交代。”
“往後每一次登頂,我隻帶你上來。”
風把他們的話卷進雪裏,沒人回頭看石堆背後的頭燈。
我把他送我的那枚冰鎬吊墜解下來,掛在衝頂石堆的經幡上。
十八歲的時候我以為,能一起登頂的人,就是能一起下山的人。
四千八的風教會我——雪線之上沒有見證,隻有目睹。
而五年前的約定,也捂不熱一顆已經變質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