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狀元采訪時,我在鏡頭前解開領口,露出脖頸上曖昧的吻痕和刺青。
“我被包養三個月了,她是讓我熬出原生家庭的唯一救贖。”
我爸腿一軟差點摔倒,我媽扶住他,嘴唇哆嗦著說不出話。
哥哥最先反應過來,擋在我麵前讓記者關掉直播。
我平靜地推開他,從包裏翻出一遝文件。
我的家長簽字條,簽字人永遠是鄰居張阿姨。
哥哥出國留學的彙款單,和我同期被停掉的鋼琴課收據。
我十五歲時獨自掛號精神科的繳費單。
我沒有理會輿論的兩極分化。
當眾拿出斷親協議,要求他們償還三十八萬七千兩百塊。
這是十八年來我被他們拿走給哥哥的所有競賽獎金。
母親沒有辯解,當天低價賤賣了家裏的老房子。
把首款轉給我後,父親還讓我在外麵照顧好自己。
我沒有絲毫動容,當著他們的麵撕碎了清大通知書。
隻留下一個銀行卡賬戶就出了國。
我爸在後廚洗碗,我媽去工地搬磚。
我哥設計院的工作被辭退,隻能同時跑三個平台送外賣。
直到第三年,最後一筆錢還清。
那天,我的律師帶著一把新房鑰匙和一本存折,敲開了他們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