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網膜病變確診的時候,醫生說我最多還有半年的光。
為了不拖累沈嶼川,我開始背家具的位置,撞出一身淤青,也隻是搖頭笑笑。
沈嶼川對此毫無察覺。
他總在奔波,說在替我聯係德國最新的基因治療方案。
我體諒他,所以獨自咽下了視力急劇惡化的恐懼。
直到那天半夜,我聽見他在陽台壓著嗓子打電話。
"溫教授,名額給以晴。"
那頭是一個蒼老的聲音:
"但你妻子那邊......"
"我知道。"沈嶼川打斷他,像怕再多聽一個字就會反悔。
"以晴心思敏感,如果失明人生就毀了。”
"我老婆心態好,適應能力強,等下一輪臨床試驗開放,我會第一時間報名。"
我扶著牆壁,慢慢蹲下去。
他不知道,我的右眼上個星期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
第二天他牽著我過馬路。
"德國那個療法排期比較久,可能還得等一陣。"
我任他牽著,沒有抽手。
“沒關係,不急。”
他的五官我已經快看不清了。
那就這樣吧,讓他連同這最後的光,一起從我世界裏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