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癌晚期,男友為我搶到極稀缺的新藥名額時,我以為自己能活。
直到簽字前夜,我隔著門板聽到他與同事的爭執。
"名額轉給程蔓,材料我來改。"
"改數據是要吊執照的,你瘋了?"
江禹衡聲音嘶啞:
"程叔當年替我父親擋過債,人沒了,我得還恩。"
"那阿璃呢?她閉著眼都能背出入組標準,你騙得了她?"
"還有別的保守方案",他停頓良久,“她一向理性,會體諒的。”
我確實理性。
理性到早就把自己的片子看了無數遍。
三處轉移,除了這款新藥,任何方案都隻是安慰劑。
第二天他拿著文件進來,笑得比哭還難看。
"阿璃,入組標準臨時改了,你......不符合。"
“我再找找海外的名額。”
我沒有拆穿這拙劣的謊言。
“辛苦了。”我接過筆,平靜地簽下名字,“門帶上,謝謝。”
他身形一僵,眼底滿是無處躲藏的愧疚。
最終他什麼也沒說,像個狼狽的逃兵般倉皇關門。
他走後,我撥通一個號碼:
"上次談的生前告別會,場地檔期還空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