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枯無藥，秋逝無歸

二十六歲那年，我死在了出租屋裏。 閉上眼前的最後一個念頭是：我用命填出來的妹妹，現在一定過得光鮮亮麗吧。 畢竟這二十六年來，我是這個家裏理所當然的“血包”。 七歲那年家裏隻有一個進城上學的名額，給了她。 十四歲我查出重度貧血， 我媽正急著帶她去省城看眼睛，連個眼神都沒分給我： “吃點紅棗就行了，你妹近視可是毀一輩子的大事。” 後來，我的貧血惡化成了再生障礙性貧血。 絕症確診單寄到家裏，被我爸隨手壓在茶幾墊板下，他看都沒看一眼： “別整天咋咋呼呼嚇自己。發工資沒？你妹的矯正眼鏡又要換了。” 我沒錢治病，隻能硬生生拖死自己。 屍體漸漸僵硬時，床頭的手機亮了，是我媽發來的語音： “這月工資呢，這月工資怎麼還不打過來？不知道你妹妹感冒了需要錢住院嗎？” 我沒有觸碰屏幕，不是不想，而是做不到。 他們用紅棗糊弄我的絕症，而麵對妹妹卻又是另一種模樣。 我現在應該是想哭的，畢竟失去了生命。 可我又感覺到輕鬆，因為自己終於解脫。 然而就在我的靈魂飄出時，身後卻傳來一個熟悉、微弱的聲音： “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