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傷病風險評估測試。
項目表遞過來:連續折返、最大攝氧、負重深蹲,再加肩關節力量。
沈硯秋翻到標準頁。
“這是二十二歲健康運動員的上限測試。她申請的是傷病可控評估。”
周啟山從門外進來。
“要代表國家去奧運,就不能要求特殊照顧。”
“你可以拒絕,重新申請規範測試。”
沈硯秋看向我。
周啟山接過表。
“拒絕就是數據不足。數據不足,名單換人。”
我係緊護膝。
“開始。”
折返跑最後兩組,膝蓋發燙;
深蹲做完,我扶著牆站了半分鐘;
肩關節力量隻剩最後一組,周啟山看了眼表。
“做不了就停,沒人逼你。”
我還是把最後一組拉完了。
評估醫生簽字:可參賽,需控製訓練負荷。
我把報告遞給周啟山:“我達標了。”
他沒接:“獨立機構不懂比賽強度,教練組保留意見。”
沈硯秋當場把報告掃描上傳:“你可以保留意見,但不能刪掉她的資格。”
協會最後同意加賽——一場定名額。
賽前我想調場地錄像,工作人員卻說,唐可欣那邊早把我三個月的訓練數據拷走了。
我找到她時,她正在試新球拍。
“誰給你的權限?”
“隊內共享資料,談什麼權限。”
“那你的數據怎麼沒共享給我?”
她接住球,抬頭笑了笑:“虞喬,你最大的毛病不是老,是蠢——明知道贏不了,還非要讓所有人看你怎麼輸。”
加賽開始,她盯著我的反手和右肩打,每一拍都對著我訓練裏暴露出的短板。
我放慢節奏,改打變化,把決定權推回給她。她越打越急,失誤越來越多。
決勝盤最後一球出界。
裁判宣布比賽結束。
我贏了。
沈硯秋把注冊確認頁遞到我手裏。
“名額是你的了。”
手機在這時響了,是奶茶店隔壁的老板:“虞喬,你快回來!店被人砸了,你媽也受傷了!”
我趕回去時,招牌從中間裂開,玻璃門上全是紅油漆。操作台裏搜出一包來路不明的粉末,監管人員正在取樣。
我媽坐在救護車邊,額角貼著紗布,懷裏死死抱著監控主機。
馮茂昌站在台階上,又掏出那份合同:“現在簽,我還給九十八萬。再拖一天,店出了事故,九萬八都沒人要。”
“球打得好有什麼用?又老又窮,連個鋪麵都守不住。聽表叔一句,找個男人嫁了,跪著哄好婆家,也比拖累你媽強。”
我媽把合同推回去:“不賣。”
馮茂昌臉色一沉。
“你們娘倆,就等著一起去要飯。”
當晚,協會核實了加賽程序,正式確認名單。
我的名字,留在了奧運出征表上。
登機前,我給我媽打電話。她一邊登記被砸壞的設備,一邊說:“店裏的事別管。別聽他們說你老。三十二歲是你的年紀,不是你的罪。”
廣播催我登機,我捏著手機:“等我回來。”
奧運賽場,我一輪一輪往下打。
首輪三盤晉級,第二輪搶七救回兩個賽點。
八強之後,解說從“她能堅持幾局”改口成“經驗確實有用”。
半決賽,我第一次贏下從前六次都沒贏過的世界第一。
周啟山沒給我做過一次賽後複盤,隻讓隊醫每天記錄傷情,提醒指標一異常就退賽。
我把技術統計貼在床頭,自己核對。
決賽那天,我媽發來三個字:
“好好打。”
第一盤,我三比六落後。
暫停治療時,隊醫建議退賽,周啟山始終沒有從教練席下來。
我重新上場,少打大力發球,把回合拖長。
第二盤,七比五。
決勝盤,對手兩次破掉我的發球局,我又兩次破回去。
最後一局,我拿到冠軍點。對手的回球壓向底線,我提前移動,反拍把球送向空出的直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