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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酒店住了五天。
周既明起初每天給我打十幾個電話,後來發現我不接,便開始發消息。
第一天,他說我太衝動,讓我冷靜後回去。
第二天,他說已經重新訂了芒果蛋糕,放在冰箱裏等我。
第三天,他拍來一張便利貼,上麵寫著:沈知微,花生過敏。
他把它貼在冰箱門最顯眼的位置,像一個終於完成作業、等著被表揚的孩子。
我沒有回複。
第四天,他問我住在哪家酒店,說要送我去南城。
第五天,我換了號碼。
到南城後,我住進公司安排的公寓。
房子不大,隻有一室一廳,但下午能曬到太陽。
樓下有便利店,過一條街就是地鐵站。
我買了新的床單和水杯,又在窗台擺了一盆薄荷。
晚上回家時,房間裏安安靜靜。
我不必猜周既明今晚陪誰,不必把做好的飯反複加熱。
也不必因為他偶爾買回一束花,就說服自己那些失望都不重要。
分手後的生活,比我想象中輕鬆。
搬到南城的第二個晚上,快遞員給我打電話,說有四隻從臨城寄來的紙箱。
寄件人是周既明。
我以為他把我留在家裏的東西送來了,簽收後才發現,第一隻箱子裏裝著圍裙、洗衣袋、一次性手套,還有我放在玄關櫃裏的針線盒。
第二隻箱子裏是周既明的領帶、袖扣和兩件待縫紐扣的襯衫。
第三隻箱子裝著他的胃藥、體檢報告,以及我替他分裝藥片的小藥盒。
隻有最後一隻箱子裏,放著幾本我的書和一條舊毛毯。
我看著滿地東西,忽然明白,他不是在替我整理行李。
他隻是把家裏所有“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東西都歸給了我。
在他眼裏,領帶是我熨的,紐扣是我縫的,藥是我按日期裝的,所以它們便理所當然地屬於我。
就連分手後,他想的也不是我需要帶走什麼,而是這些沒有我便無法繼續運轉的瑣事應該交還給誰。
周既明的電話緊跟著打進來。
“箱子收到了嗎?”
“收到了。”
“我怕你東西沒帶齊,家裏凡是你平時用的,我都裝進去了。還有什麼缺的,你告訴我。”
“你的襯衫和胃藥,也是我平時用的?”
他安靜了一瞬。
“可能收得急,放錯了。你先留著,等我去南城時再拿。”
“我明天寄回去。”
“幾件東西而已,放在你那裏怎麼了?”
“周既明,我們已經分手了。你的衣服破了,自己找裁縫。藥該怎麼吃,去問醫生。不要再把照顧你的責任裝進箱子裏寄給我。”
電話那端隻剩下他的呼吸聲。
過了許久,他才低聲說:“我不是那個意思。我隻是覺得那些東西上都有你的痕跡。”
“可上麵沒有我的痕跡。”
我看著那兩件我洗過無數次的襯衫。
“隻有我替你做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