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來一周,我把隔斷間裏的東西一樣一樣打包。
東西不多。
一個行李箱就裝下了我在這座城市四年的痕跡。
簽證確認郵件打印出來,夾在護照裏。
護照上的名字也是許招娣。
簽證官大概以為這是個很有中國特色的名字。
打包的時候,溫以沫來了。
她是我大學室友,畢業後留在京城做翻譯。
她把兩杯奶茶放在折疊桌上,看著我的行李箱。
"真走?"
"嗯。"
"什麼時候的飛機?"
"後天。周二下午三點。"
她靠在門框上,手指攪著吸管。
"你家裏人知道嗎?"
我蹲在地上疊衣服,沒吭聲。
她歎了口氣。
"許招娣同學,你倒是說句話。"
"別叫這個名字。"
她愣了一下,然後笑了。
"好。季望舒同學,你到底跟不跟你家裏人說?"
"不說。"
溫以沫沉默了一會。
她走過來,蹲到我旁邊,幫我把一件毛衣疊好塞進箱子角落。
"我一直沒跟你說過一句話。"
"什麼?"
"你不欠他們的。"
我手上的動作停了。
"一個被偷走的孩子,不應該花十年時間去證明自己值得被愛。"
"那是他們欠你的。"
我低著頭。
她的手覆上來,按住我攥衣服的手指。
"以沫。"
"嗯。"
"芬蘭冷嗎?"
"冷。零下二十度那種冷。"
"那我帶條圍巾。"
"你帶什麼圍巾,我給你寄。芬蘭那邊有好看的羊毛圍巾,又厚又軟。"
我終於笑了一下。
很小的一下。
溫以沫看著我的笑,眼圈忽然紅了。
她罵了一句臟話。
"媽的,許招——季望舒,你以後但凡被人欺負了,你告訴我。"
"你打不過的。"
"我找人打。"
她吸了吸鼻子,把奶茶推到我手邊。
"喝。補點糖。你瘦得都脫相了。"
晚上溫以沫走了之後,我坐在空蕩蕩的隔斷間裏。
窗外那棟樓的燈一盞一盞滅掉。
手機放在桌上,安安靜靜。
沒有人打電話來。
季家那邊大概還沉浸在生日宴的餘韻裏。
我打開通訊錄翻了一遍。
媽媽的頭像是她和季晚晴的合影。
爸爸沒有頭像。
季敘白的簽名是"守該守的人"。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但肯定不是我。
往下翻。
導師的名字——蔣清柯。
她是唯一叫我季望舒的人。
大二那年選修北歐文學,我的期末論文署名寫了"許招娣"。
她在辦公室把我叫住。
"你的名字,是自己選的?"
"不是。"
"那你想用哪個名字?"
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從來沒有。
我在她麵前站了很久。
然後說出了那三個字。
"季望舒。"
她在論文上把名字劃掉,重新寫上。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被鄭重地寫在一張紙上。
蔣老師沒有追問來曆。
後來她幫我申請訪問學者的時候,用的是護照名。
她隻說了一句:"到了那邊,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人。"
手機屏幕暗了。
我沒有再打開。
周一上午,我去咖啡店做最後一天班。
裴姐知道我要走了。
她什麼都沒說,隻是在交接完之後,從櫃台下麵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
"這個月的工資,加了點。"
"加了多少?"
"你別管。拿著。"
我接過來,捏了捏。
比平時厚不少。
"裴姐......"
她擺了擺手。
"別搞那些煽情的。到了那邊好好的,別虧待自己。"
她的聲音粗粗的,像在訓人。
眼睛卻紅了。
我低頭把信封收好。
"謝謝你。"
"謝什麼謝。你以後要是回來,來這兒喝杯咖啡。我不收你錢。"
周二,出發的日子。
候機廳很大,陽光從落地窗照進來,照在幹淨的地板上。
廣播在反複播報航班信息。
"前往赫爾辛基的旅客請注意,您的航班將於十五點整開始登機......"
我把登機牌舉起來看了一眼。
身後有小孩在跑,鞋底啪嗒啪嗒響。
有情侶在自拍,笑聲黏黏的。
有老人在打電話,用方言大聲囑咐家裏人關好門。
每個人都有來處,也有歸途。
我站起來,排進了登機的隊伍。
艙門打開的時候,一股空調的冷風撲麵而來。
我走進去,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係好安全帶。
飛機緩緩滑向跑道。
引擎聲越來越大。
我閉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