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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禮前二十六天，賀川給我們的手機套餐續了費。

他發來付款截圖。

“續了兩年，比一年一年交便宜三百。”

我回了個“好”。

幾秒後，他又問：

“客服說結婚後能辦家庭卡，到時候把你的號碼並過來？”

我正站在茶水間等咖啡。

身後的同事討論著午飯，一切都和平時一樣。

我卻突然問他：

“套餐能退嗎？”

“應該不能，怎麼了？”

“沒什麼。”

我端著咖啡回到工位，給婚慶負責人發了條消息：

“抱歉，二十六天後的婚禮，我想取消。”

對方很快打來電話。

“是婚期需要調整嗎？”

“不是。”

“新郎知道嗎？”

我看了一眼手機。

賀川還在問，家庭卡選五十個G還是一百個G。

“不知道。”

半個小時後，他的電話打了過來。

“婚慶說你把婚禮取消了？”

“嗯。”

“為什麼？”

我沒有回答。

沒有爭吵，沒有背叛，也沒有突然出現的第三者。

昨天我們還一起試了婚禮當天要穿的鞋。

上周剛拿到婚房鑰匙。

所有認識我們的人都覺得，我們會安安穩穩地過一輩子。

連我也這樣以為。

可就在那個再普通不過的下午，我突然不想嫁給他了。

......

下班時，賀川的車停在公司樓下。

副駕駛放著我喜歡的那家板栗酥，保溫杯裏裝著熱水。

他替我拉開車門，沒有追問婚禮的事。

“先去新房，物業讓我們驗一下廚房漏水。”

路上堵了將近兩個小時。

賀川接了三通工作電話，又回了十幾條消息。

等我們開進小區，天已經黑了。

這套房子的首付，兩家各出了八十萬。

貸款由我們共同承擔，房產證上也寫著兩個人的名字。

簽合同那天，賀川的父親舉著酒杯說，他們家不會占女方便宜。

我父母很高興，逢人便誇我找了個尊重人的婆家。

唯一的問題是，這裏離賀川的公司隻有七公裏，離我的公司卻橫跨大半座城。

當初看房時，我也提過折中的區域。

賀川說他的部門經常臨時加班，住得近些，才能早點回家陪我。

這話聽起來沒有問題。

所以最後點頭的人是我。

進門後，賀川挽起袖子檢查水管，我蹲在旁邊記錄物業需要整改的地方。

他做事一向仔細。

瓷磚有一道細小劃痕，他都拍下來要求更換。

驗收結束，他拿出卷尺，重新量了一遍玄關。

“這邊裝一排櫃子，你以後回家可以直接放包。”

“我平時幾點能到家？”

賀川沒聽懂。

“什麼？”

“從公司回這裏，順利的話一個半小時，堵車要兩個小時。”

“等搬過來，你可以錯峰上班。”

“我們公司不允許。”

他想了想。

“那就先這樣，之後再想辦法。”

他說得輕鬆，像兩個小時隻是導航軟件裏的一串數字。

回程時，他接到婚慶負責人的電話。

對方問婚禮是否真的取消。

賀川看了我一眼。

“先按原計劃準備，她最近太累，情緒不太穩定。”

電話掛斷，我問他：

“為什麼替我回答？”

“總不能因為你今天突然冒出一個念頭，就讓所有人停工。”

“如果不是突然呢？”

紅燈亮起。

賀川握住我的手，聲音溫和下來。

“溫宜，我們戀愛七年了，我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隻是最近太累。”

他篤定得讓我一時無話可說。

七年裏，他很少同我爭吵。

每次發生分歧，他都會認真分析利弊，再找出最穩妥的辦法。

最後，我通常會發現，他說得的確有道理。

到家前，賀川指著小區門口的超市。

“以後我負責做飯，你下班順路買菜，分工剛好。”

我順著他的視線看過去。

從我的公司到這裏，根本不順路。

可他沒有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