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後，我在海邊開了一間畫室。
不賣皮囊，隻教人畫畫。
學生裏有失去右手的雕塑師，有患病後脫發的女孩，也有被燒傷後不敢出門的年輕母親。
她們總問我：
“老師，人變得不好看了，還能重新開始嗎？”
我說：
“當然。”
“紙破了，可以補。”
“顏色臟了，可以蓋。”
“就算畫錯，也能成為下一筆的一部分。”
我的右手沒有完全恢複。
卻已經能握住畫筆。
畫不了從前那樣精細的眉眼，便畫山川。
畫不了逼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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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我在海邊開了一間畫室。
不賣皮囊，隻教人畫畫。
學生裏有失去右手的雕塑師，有患病後脫發的女孩，也有被燒傷後不敢出門的年輕母親。
她們總問我：
“老師，人變得不好看了，還能重新開始嗎？”
我說：
“當然。”
“紙破了，可以補。”
“顏色臟了，可以蓋。”
“就算畫錯，也能成為下一筆的一部分。”
我的右手沒有完全恢複。
卻已經能握住畫筆。
畫不了從前那樣精細的眉眼，便畫山川。
畫不了逼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