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家的安心卡,是媽媽十二年前做的。
爸爸心梗出院後,她買來五張紅色卡紙,一張張塑封。
藥物禁忌、血型、病史和保險號碼,全由我填寫。
輪到緊急聯係人時,媽媽毫不猶豫地在爸爸那張卡上寫下我的名字。
“知微最穩重,找她最放心。”
後來媽媽查出梅尼埃病,卡上還是我。
弟弟加入校籃球隊,有一次哮喘發作,卡上也換成我。
最小的妹妹安安在電梯裏被困過一次,從此患上驚恐障礙。
她的安心卡做好時,媽媽握著我的手說:“妹妹的命也交給你了。”
那時我二十歲,為這句話高興了很久。
我以為被需要就是被愛。
我把四個人的病曆裝進不同顏色的文件袋,手機二十四小時不敢靜音。
大學四年,我從沒參加過一次需要關機以外的活動。
室友約我去看午夜電影,我不敢。
老師帶隊進山測繪,我每天走十公裏找信號。
第一次拿到交換資格那年,媽媽在機場突發眩暈。
她說爸爸要上班,弟弟有比賽,妹妹要上課,隻有我最方便。
我退掉機票,把她送進醫院。
第二年,弟弟比賽前哮喘發作。
我正在保研麵試,看到紅色警報後跑出考場。
趕到體育館時,他已經噴完藥,在替補席和隊友說笑。
媽媽責怪我來得太慢,“萬一藥沒用呢?那可是你親弟弟。”
畢業典禮那天,妹妹說禮堂人太多,心跳得厲害。
我脫下學士服去陪她。
等她平靜下來,撥穗儀式已經結束。
我沒有一張穿學士服的照片。
爸爸摸摸我的頭,說:“沒事,畢業證拿到就行。安安要是真發病,可是一輩子的陰影。”
這樣的事太多了。
多到我已經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危險,哪些隻是他們不願意自己處理的麻煩。
爸爸找不到降壓藥會按警報。
媽媽在超市和人爭吵會按警報。
弟弟酒後不想叫代駕會按警報。
妹妹排練遲到、忘帶琴譜、和同學鬧矛盾,也會按警報。
十二年,四百一十六次。
我不敢懈怠一次!
可我的安心卡從做好那天起,就是空白的。
我也問過媽媽。
“萬一我出事,應該找誰?”
她卻無所謂道,“你身體好,不像安安那麼敏感,能出什麼事?”
“真有事就給家裏打電話,四個人還不夠你找?”
事實證明,四個人,一個都不夠。
住院第五天,周嵐來看我。
她是我的直屬領導,也是職稱答辯的評委之一。
“西嶺震後安置工程還缺一名駐場結構師。”
“三年,條件艱苦,常駐山區。去年問過你,你說家裏離不開人。”
她看著我腕上的石膏,“現在還離不開嗎?”
我沒有回答。
病房外,妹妹又因為電梯停頓了一下開始哭。
爸爸焦急地喊我的名字,“知微,你最會安撫安安,快出來看看!”
周嵐順著聲音看向門口。
我伸手按下床頭的關門鍵,門緩緩合攏,“周工,那個駐場名額,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