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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後的第三天。

顧淮洲同事的生日聚餐，一家嘈雜的火鍋店。

以前每次聚餐，他會提前到，坐在我右邊，把右側的對話低聲轉述給我。

今天他遲到了二十分鐘。

到的時候，我右邊坐滿了。

唯一剩的位置在桌子對麵，蘇曉玲旁邊。

他在我身後停了一下，低頭說了一句什麼。

可火鍋沸騰的聲音、笑聲、音樂，全部灌進左耳。

我側過頭：“你說什麼？”

他皺了一下眉，提高音量：“我說我坐對麵。”

然後繞過桌子，坐到了蘇曉玲旁邊。

他沒有問我要不要換個位置。

以前他會。

整個晚餐，右側的對話我一句都聽不清。

對麵，蘇曉玲說的每一句話，他都接住了。

我隔著整張桌子喊了一次他的名字。

他沒反應。

不是因為距離。

是因為我右耳失聰，對自己的音量判斷不準，經常以為說得夠響了，其實別人聽不清。

以前他知道這一點，會主動看向我。

現在他不看了。

旁邊的人推了推我：“你男朋友叫你呢。”

我回過神，看向對麵。

他已經轉頭在跟蘇曉玲說別的了。

聚餐後兩天，我的右耳複查日。

每三個月一次，六年了。

以前每次複查他都陪我去，做完聽力測試從隔音室出來手腳冰涼，他已經舉著一杯熱可可等在門口了。

出發前我給他發消息：“今天下午兩點複查，你能來嗎？”

他回：“今天有台手術，不確定幾點結束。你先去，結果出來拍給我。”

我自己去了。

醫生說右耳沒有進一步下降，但左耳因為長期代償使用，出現了輕微聽覺疲勞。

我把報告拍了照發給他。

一個小時後，他回了一句。

“看到了，沒大問題就好。”

去年同樣的報告，他打了二十分鐘電話，每一項指標都問，晚上還煲了湯。

那時候二十分鐘都嫌少。

現在一句話都嫌多。

走出醫院，經過門口的咖啡店。

透過玻璃窗，我看到顧淮洲坐在裏麵。

手術服還沒換，手術確實剛結束。

但他沒有來醫院找我。

他對麵坐著蘇曉玲。

蘇曉玲在跟他說什麼，笑得很開心。

他偶爾抬眼看她，嘴角帶著一點笑。

那種笑很放鬆、很自然、沒有負擔。

和我在一起時，他更多的表情是耐著性子。

好像在完成一項需要耐心的工作。

我沒有進去，看了三秒，轉身走了。

手機震動。顧淮洲發來第二條消息：

“對了，曉玲最近胃不好，你知不知道哪家藥店有那個進口胃藥？上次你好像買過。”

我回了三個字：“不知道。”

走出醫院的時候，南方實驗室周教授發來消息：

“沈鹿同學，入職材料收到了。你的工位靠窗。我記得你左耳聽力更好，這樣開會方便。”

一個見過我一麵的教授，記得我左耳更好。

和我相戀五年的人，連複查都忘了。

回到公寓，他不在，我整理自己的東西。

衣櫃裏我的衣服占了左邊三分之一，他的占三分之二。

以前是對半分的。

客廳翻了一圈，屬於我的東西隻剩三樣。

剛搬進來時從花市買的那盆綠蘿不在了。

我在陽台角落找到了空花盆，土都倒掉了。

玄關的花瓶裏插著蘇曉玲送的幹花。

門口傳來開門聲。

他換鞋時看了一眼客廳的行李箱：“你收拾什麼？”

“換季了，把不穿的裝一下。”

他“哦”了一聲，走進廚房倒了杯水，看手機。

五年前他第一次來我的出租屋，也是先倒杯水，然後看了一圈，說：“太小了，以後搬我那裏去，你一個人住我不放心。”

現在他走進廚房的背影和五年前一模一樣。

但他已經不回頭看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