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診室的燈白得像要把人燒穿。
我被推進去的時候,淡藍色病號服已經被血浸得看不出本色了。
一個年輕的女醫生俯下身看了看我的瞳孔,臉色唰地變了。
“後腦挫裂傷,疑似顱內出血!通知神外值班!立刻做CT!“
我被推著穿過走廊。
天花板上的日光燈一盞接一盞地從頭頂掠過,像白色的隧道沒有盡頭。
我知道自己快死了。
這種感覺很清晰。
身體正在一點一點喪失溫度,像一杯被扔在窗台上的水,慢慢地、不可逆地變涼。
可我腦子裏翻來覆去想的,不是我要死了。
而是——
媽媽知道了會不會傷心?
大概不會吧。
不。
她一定不會。
她甚至可能鬆一口氣。
因為從六歲那年起,我在她眼裏就不是女兒了。
我是一個殺死了她丈夫的凶手。
爸爸死在我六歲那年的冬天。
他騎電動車送我去幼兒園,一輛闖紅燈的貨車衝過來。
爸爸用身體死死護住了我。
他沒了。我活了。
從那天起,家裏所有有我的合影全被媽媽剪碎了。
她把我的房間騰出來留給後來出生的沈甜,讓我搬進走廊盡頭那個放拖把和掃帚的雜物間。
四平米。
沒有窗戶。
一張鐵架子折疊床。
一床起了毛球的薄被子。
沈甜的房間有落地窗、公主床、毛絨地毯和一整麵牆的玩具。
我趴在雜物間的門縫裏往外看,看到媽媽彎腰在沈甜房間裏安床頭燈,手很輕、很溫柔。
那年我七歲。
那天晚上我在雜物間裏哭了一整夜。
沒有人來看一眼。
後來我學會了不哭。
因為哭也沒有用。
我開始拚命幹活,拚命存在感地活著。
洗碗、掃地、做飯、買菜、交水電費、給媽媽買降壓藥。
十六歲開始在外麵打零工。
十八歲輟學,同時打三份工:早上便利店理貨,下午給小孩補課,晚上到後廚洗碗。
所有的錢,要麼交回了家裏,要麼被沈甜要走了。
沈甜要錢的理由從來不需要太複雜。
“姐,你不給我,我就告訴媽你天天在外麵鬼混到半夜。“
一句話就夠了。
因為媽媽一定會信她。
她是媽媽的甜甜。
而我隻是那個害死了爸爸的人。
“CT結果出來了!顱內出血量超過60毫升!“
女醫生的聲音把我從回憶裏拽了出來。
她拿著片子衝進來,臉色極其難看。
“必須立刻手術!“
她看向旁邊的護士。
“家屬呢?聯係上了沒有?“
護士焦急地搖頭。
“患者手機上的緊急聯係人打了十幾遍了,第一個號碼無法接通,第二個號碼接通後說患者在誇大其詞,讓我們不用管!“
女醫生愣住了:
“說什麼?生命垂危的病人,家屬說不用管?“
護士咬了咬嘴唇,聲音透著壓不住的憤怒。
“那個接電話的年輕女孩說——她姐每個月都要來這麼一次,讓我們別被騙了。“
第二個緊急聯係人。
那是沈甜的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