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建國的病情反複了一次。
淩晨四點,監護儀突然響了,護士衝進來,把我推到一邊,搶救了半個小時。
他活過來了。
醒過來第一句話不是叫我,是問:"我姐呢?"
護士還在收拾器械,我站在床尾,握著床欄杆的手青筋暴起。
"她沒來。半夜了,隻有我在。"
陳建國閉了閉眼睛,沒說話。
我打電話給陳昭,讓他通知周美芬。
半小時後周美芬打車趕到,衝進病房就撲到床邊,抓著陳建國的手哭:"建國,你嚇死我了——"
陳建國虛弱地笑了一下,反握住她的手指:"沒事,死不了。"
他握她手的力氣,比握我的大。
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站得很近。
天亮後主治醫生來查房,把我叫到走廊上談話。
"陳建國的情況不太樂觀,你們家屬要有準備。"
"還有多久?"
"樂觀估計,一兩個月。"
我點了點頭。
上輩子他也是走在這個時間前後。但上輩子的這一兩個月裏,我忙著簽墓地合同、辦貸款手續、跑民政局公證。忙得昏天黑地,完全沒注意到周美芬在做什麼。
這輩子我騰出了手來看。
一看就看出了名堂。
周美芬幾乎天天來病房,有時候上午來,有時候下午來,跟排班似的。她來的時候會帶自己做的飯菜,用保鮮盒裝著,葷素搭配,比我做的精致。
她給陳建國換床單、剪指甲、讀手機上的養生文章,聲音輕柔得像哄孩子。
有一次我提前回來拿東西,撞見她在給陳建國按摩腿。
陳建國的手搭在她手腕上,兩個人沒有說話,但那個姿勢和距離,不是"繼姐弟"該有的。
我站在門口清了清嗓子。
周美芬很自然地收回手,笑著說:"建國腿抽筋了,我幫他揉揉。"
"哦,辛苦姐了。"
我回以一個一模一樣的笑。
這種笑容我練了二十年,笑著接受、笑著忍讓、笑著被當傻子。
現在我用它來給自己爭取時間。
三天後,墓地公司的人打電話來催簽合同。
陳建國把我和陳昭叫到床邊,說:"秀蘭,合同你去簽吧。我跟銷售說好了,你帶上身份證和戶口本就行。"
"簽約人寫誰?"
"寫你。"他看了我一眼,"之前不是你說要寫你的名字嗎。"
"好。"
我拎著包要出門的時候,周美芬從走廊那頭走來,手裏提著一袋水果。
"秀蘭,你出去啊?"
"去簽墓地合同。"
她臉上的笑容停頓了零點幾秒,隨即恢複正常:"哦,需要幫忙嗎?"
"不用,我自己能辦。"
我走過她身邊的時候,聞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
茉莉花味的。
陳建國以前跟我說過一句話,說他最喜歡茉莉花的味道。
我用的洗衣液是超市裏最便宜的那種,薰衣草味的。
去殯葬服務中心的路上,我沒有坐公交車,走路去的。四十分鐘的路程,我需要這點時間想清楚接下來的每一步。
到了之後我沒簽合同。
我讓前台調出了周美芬之前簽的那份原始合同,拍了照。又調出了付款憑證,拍了照。
然後我問了一個問題:"如果簽約人和安葬人不一致,以誰為準?"
前台小姑娘翻了翻規定:"以簽約人為準。簽約人有權變更安葬人信息。"
"那如果有兩份合同呢?同一個墓穴,兩個人分別簽了約。"
小姑娘愣了愣:"這......一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假設出現了呢?"
"以先簽的為準,但後簽的如果付了全款,可以申請仲裁。"
我點了點頭。
回到醫院,我告訴陳建國合同簽好了。
他很高興,拉著我的手說了好幾句體己話,什麼辛苦啊、不容易啊、對不住啊。
周美芬在旁邊笑著聽,嘴角的弧度恰到好處。
當天晚上,陳建國睡著之後,我給殯葬服務中心打了個電話,讓他們把周美芬的那份合同複印件寄到家裏。
快遞第二天就到了。
我把所有東西整理好——銀行流水、墓地登記信息、周美芬的簽約合同、付款憑證——裝進一個牛皮紙信封裏。
又等了三天,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
那天,陳建國的幾個老同事來醫院探望。加上周美芬和陳昭,病房裏有七八個人,擠擠挨挨。
老同事們輪流安慰陳建國,誇我們夫妻感情好,說秀蘭不容易,二十年如一日地照顧家,是好妻子好母親。
周美芬站在角落裏,微笑著點頭附和。
"秀蘭啊,建國這輩子最大的福氣就是娶了你。"一個姓劉的老同事拍了拍陳建國的肩膀。
陳建國笑了笑,看了我一眼。
我也笑了。
然後我從挎包裏拿出了那個牛皮紙信封。
"既然大家都在,有件事我想當麵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