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後的第三年。
我主導研發的那種肝藥,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全麵推廣。
數以億計的患者因此獲救。
我的名字,被刻在了世界醫藥博物館的功勳牆上。
我的遺體解剖報告,為人類攻克藥物毒副作用提供了極其關鍵的數據。
周教授在一次講座中提到我,他泣不成聲。
“知秋這一生,太苦了。但她留給世界的,全是甜。”
“知秋”基金會也越來越壯大。
那些受資助的孩子,很多都走上了科研的道路。
他們中,有人研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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