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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很快來了，最後給出的調查結果是自殺傾向明顯，但也不排除意外失足的可能。

隻有我知道，這兩者沒有區別。

是我媽二十二年無孔不入的掌控，是她那句“除非我死，否則你休想脫離我的掌控”。

像最後一塊巨石，把林霽從陽台上推了下去。

葬禮上，李秋英一滴眼淚都沒掉。

她穿著筆挺的黑色套裝，頭發梳得紋絲不亂，像要出席一場重要會議。

她站在我哥的遺像旁邊，背挺得筆直，接受所有人的慰問。

每當有人紅著眼眶說“節哀”時，她就會微微頷首，用一種冷酷的清晰語調回應：

“林霽是失足，是意外。”

“但他自己也有責任——如果他平時更穩重些，做事更小心點，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我站在旁邊，渾身發冷，難以置信地看著她。

我哥還躺在那裏，屍骨未寒，她卻在給他死後的“表現”打分。

輪到遺體告別時，她忽然上前一步，用力地把我哥壽衣領口一個幾乎看不見的微小褶皺撫平，

“儀容不整，像什麼樣子。”

選骨灰盒時，殯儀館人員介紹了不同材質和價格。

我爸沙啞著嗓子說選個最好的、孩子喜歡的樣式就行。

我媽立刻打斷，斬釘截鐵：“選最便宜、最樸素的那個。他這輩子已經讓我夠操心了，死後也不能再鋪張浪費。”

她甚至轉頭，用一種極其認真的的語氣問我：

“要燒多少紙錢才夠？燒少了，他會不會在下麵亂花？得算好，不能讓他養成壞習慣。”

我看著她那副試圖將控製延伸到陰間的麵孔，胃裏一陣翻江倒海的惡心。

她不是在悲傷，她是在進行一場最後的、絕對的控製演練。

連我哥的死，都要納入她“規矩”的框架裏，不能有絲毫“出格”。

從那一天起，我心裏那點名為“母女”的脆弱紐帶，被她親手碾碎了。

我搬出那個家，切斷了與她的所有聯係。

可她呢？

李秋英好像什麼都沒發生。

照常上班，抓紀律，甚至變本加厲。

聽說她在教室裏吼學生：“你們必須聽話！必須按我說的做！我是為你們好，就像當年對我兒子一樣！”

這話傳到我耳朵裏，惡心得一整天吃不下飯。

直到今年，她退休了，又被學校返聘回來，成了管我的“上司”。

第一天在校門口撞見，她攔住我。頭發白了不少，眼神裏有點我以前沒見過的疲憊。

“舒舒，”她聲音放軟了些，“回家吧。”

“媽老了......以前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行嗎？”

我看著她的臉，這張臉和我哥有幾分像。

我忽然想起我哥跳下去前，回頭看我的那個笑容，又苦，又好像有點解脫。

“媽，”我聽見自己的聲音，平靜得嚇人，“我哥死了八年了。”

“這八年，您......夢見過他嗎？”

李秋英沒吭聲，像被那話燙著了似的，狼狽地逃走了。

我以為這就是終點，卻沒想到，她會以另一種方式，重新闖進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