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裕安走後的第三天，我去了市一院。
檔案室的老護士戴著老花鏡，在積灰的文件櫃裏翻找了整整一個上午，才抽出那本泛黃的住院記錄。
母親的名字被鋼筆寫在第三頁，旁邊用紅筆標注著 “急性腎衰竭，需緊急透析”。
“當年這個病人啊，” 老護士摘下眼鏡擦了擦，“我記得特別清楚。她女兒天天守在走廊，眼睛哭得像核桃，可每次進病房都笑著說‘媽，今天天氣好’。”
我的指尖劃過 “家屬簽字” 那一欄，白紙上的 “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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