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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父母家,我把我關在房間裏,整整三天。
我沒有哭,也沒有鬧。
我隻是冷靜地,將我這五年的婚姻,像一個失敗的項目一樣,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複盤。
我,林安然,29歲,國內頂尖醫學院臨床醫學八年製博士畢業。
在嫁給陳凱之前,我是我們醫院最年輕的主治醫師,是導師最得意的門生,是無數人眼中的天之驕女。
我的專業領域,正是器官移植與免疫抑製。
諷刺嗎?
一個研究如何拯救器官衰竭病人的醫生,如今卻要被逼著捐出自己的器官。
當初,我不顧父母和導師的反對,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留院讀博後的晉升機會,嫁給了隻是普通公司職員的大學同學陳凱。
我以為,我嫁給了愛情。
為了他,我從前途無量的外科醫生,轉到了工作清閑、幾乎沒有上升空間的體檢科。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家庭中,洗衣做飯,侍奉公婆,努力備孕。
我以為我的付出和犧牲,能換來家庭的和睦與丈夫的疼愛。
結果,我隻是把自己從一個前途無量的醫生,變成了一個失去自我、任人拿捏的生育工具。
現在,這個工具連最基本的功能都喪失了。
所以,他們要榨幹我最後一點剩餘價值。
第四天,我走出了房門。
我媽看著我蒼白卻異常平靜的臉,嚇了一跳。
“安然,你......你沒事吧?”
我搖搖頭,對我媽露出了一個久違的笑容。
“媽,我沒事。我隻是......想通了。”
我撥通了我導師,國內器官移植領域泰鬥——張博文教授的電話。
電話接通的那一刻,聽到恩師熟悉而溫和的聲音,我積攢了多日的委屈,終於有了一個宣泄的出口。
“老師,是我,安然。”我的聲音有些哽咽。
“安然?你這丫頭,怎麼想起給我這個老頭子打電話了?”張教授的聲音裏透著一絲驚喜。
我深吸一口氣,將我的遭遇,用最冷靜、最客觀的語言,向他簡述了一遍。
當然,我隱去了婆家逼我捐器官的細節,隻說我遭遇了婚姻的重大變故,已經離婚,想要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
電話那頭,是長久的沉默。
最後,張教授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回來吧,丫頭。我早就說過,體檢科那個小池子,養不住你這條龍。你天生就該站在手術台前。”
“我手裏正好有一個國家級的重點科研項目,關於新型免疫抑製劑的臨床三期研究。項目組設在上海,封閉式管理,為期一年。你願不願意來,給我當副手?”
“我願意!”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眼淚瞬間奪眶而出。
這不僅僅是一個工作機會。
這是我的救贖。
“好!你把資料準備一下,我給你辦加急!下周一,上海報到!”
掛掉電話,我擦幹眼淚,迅速辦好了醫院的離職手續,將那份幾乎磨滅我所有棱角的清閑工作徹底拋棄。
回到家,我開始收拾行李。
我媽看著我忙碌的身影,欲言又止,眼眶泛紅。
“安然,你真的想好了?這一走就是一年,還是去那麼遠的地方。”
我停下手裏的動作,走過去抱住她。
“媽,我不是去逃避,我是去尋回我自己。這些年,我活得太不像我了。您放心,我會照顧好自己。”
我將一張銀行卡塞進我媽手裏。
“媽,這卡裏是我這些年所有的積蓄,不多,也就二十幾萬。密碼是您的生日。您和我爸別省著,該吃吃,該喝喝。我不在家,你們要照顧好自己。”
我媽瞬間就哭了,抓著我的手不放:“傻孩子,你的錢你自己拿著,媽不要......”
“媽,您就當是替我保管。”我強忍著淚意,對她笑了笑,“等我回來,再把一個全新的、閃閃發光的女兒還給您。”
周一清晨,天還沒亮。
我拖著行李箱,悄無聲息地離開了家,沒有驚動任何人。
我沒有讓父母送我,我怕看見他們不舍的眼神,會動搖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決心。
坐上前往上海的高鐵,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景色,我給陳凱發了最後一條微信。
“老公,我導師臨時召我回上海參與一個緊急項目,封閉式管理,為期一年。勿念。捐贈的事等我回來再說,我會好好養身體的。”
發送,然後關機,拔卡。
我正準備將那張承載了五年屈辱和卑微的SIM卡扔進垃圾桶,手機卻在關機前的一瞬間,瘋狂地震動起來。
屏幕上跳出的,是一個我意想不到的名字——我堂嫂。
我心裏咯噔一下,一種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
幾乎是下意識地,我按下了接聽鍵。
電話那頭,傳來堂嫂尖銳而焦急的聲音,背景音裏還夾雜著醫院儀器的滴滴聲和女孩痛苦的呻吟。
“安然!在哪兒?你快來醫院!我侄女她......她不行了!醫生下了病危通知書,說再找不到腎源,就撐不過今晚了!”
“嫂子隻能靠你了啊!”
“你總不能看著小姑娘就這麼沒了吧,那可是一條活生生的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