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鴉片戰爭

一 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一般的關係

1840至1842年的中英戰爭，中國習稱為鴉片戰爭。因為中國方麵，認此次戰爭以禁止鴉片為唯一原因，但在英國方麵，開戰的動機卻不在禁止鴉片，而在屢次受中國政府的蔑視淩辱。戰機的潛伏，已經有了幾十年。禁止鴉片，不過為此次戰爭最近的導火線。我們要了解所謂鴉片戰爭的真意義，須先明了戰爭前的中英關係，並且須明了戰爭前中國對外一般的關係。

戰爭前中國對外一般的關係，可分三點來說明。

一、中國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國家，未加入所謂國際社會團體 在鴉片戰爭前，西方各國雖與中國有曆史上相沿的通商傳教的事實，但除俄國以外，都不曾與中國成立一種什麼通商修好條約。俄國因為與中國西北國境爭議的原因，在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訂立《尼布楚條約》，後四年又訂立《北京通商條約》，1727年（雍正五年）又訂立《恰克圖條約》。此外各國都與中國為無約國。就是葡萄牙的租領澳門，也是沿襲明代既成事實，在此時尚與清政府無條約關係。澳門的主權還是在中國，受中國的控製。

二、通商製度之不合理 在鴉片戰爭前中國與外人通商製度的不合理之處有三。第一，稅則不可靠。中國向來對於商稅的征收，不若田賦規製的謹嚴。稅吏的額外苛索，成為不可拔除的惡習。外國商人初到中國時，因為語言隔閡，一切情形皆不通曉，稅吏對於他們的額外苛索自然更甚。第二，商埠的限製。清代初年，外國商人大都皆以廣東為集中地點。廣東的大小官吏，自然有特別發洋財的機會。有時外國商人不堪那種額外苛索之苦，改向閩浙的廈門、寧波等處圖發展，但是這些地方的大小官吏也想發洋財，對於外商的待遇也是一樣，甚至於額外的苛索更重，因是廣東仍為外商的集中地。清政府因為防範夷人的不測，也不願夷商竄擾到廣東以外的地方去。第三，公行的專利。廣東方麵，因為外商特別的多，買賣貨物，不免與本地人民間時常惹起糾紛來，於是在康熙年中便生出一種經紀人的所謂官商，由政府指定的，凡洋商輸出入貨物，皆須經此種官商之手。外國商人都受限製，很感不便，曾經一度廢止，到康熙末年由廣東商人成立一種所謂“公行”的組織，取官商之地位而代之。公行組織雖非由政府的命令，實由官廳非正式的許可（暗中且為官吏漁利的工具），一時雖經內外商人抗議廢止，但不久又複成立，公行既操對外商業的專利權，外商所負擔的額外苛征日益加重；然政府所得，仍極微薄，其大部分皆入於大小官吏與公行員之私囊，雖經外商屢次要求減免，皆歸無效，這是在乾隆以前的大概情形。到乾隆中葉以後，上麵所述後兩種不合理的情形，更為具體化：其一，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皇帝頒布諭旨，將外人通商口岸限於廣東一處，閩浙各口皆不準外國商船入口，英商運動在廈門、寧波另辟通商根據地全歸失敗；其二，即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正式認可公行為經理對外通商之機關（乾隆三十六年雖因公行多數破產，負欠稅金及外人債務，曾經一度解除，然未幾即複另行組織）。公行的任務，不但外人輸入貨物須由其評價及買賣，並且成為政府與外商間的傳遞機關。貨物的納稅報關，固須由公行經手，即外商要向中國政府有所陳訴，也不能自由進稟，必須由公行代呈，否則政府不予受理，政府對於外國商人的行動，也責令公行監督，於是公行成為政府與外國商人間的重要機關。原來在乾隆二十四年時，粵督李侍堯對於洋人深懷疑忌，奏請沒法防範。乾隆帝對外的觀念，也不若康熙帝的寬大，因采用李侍堯奏請的所謂防範外夷之“五事”，頒行一種限製外商的規則，乾隆二十五年命洋商（即公行員，中國政府公文書對於公行皆稱洋商）向外國商館宣布。自此一直到鴉片戰爭時，不過時有修改，條目增減前後不同。最後由盧坤、祈、彭年進呈章程八條（在道光十五年，即1835年），其要點如下。

（一）外國戰艦不得入虎門以內。

（二）外國婦人，不可偕來商館，商館內不得儲藏銃炮槍械或其他武器。

（三）外船雇用之領江及買辦人員，須在澳門同知衙門注冊（此時澳門尚保留中國主權，中國設有同知衙門），由該衙門發給執照，隨身攜帶備查。

（四）外商雇用中國仆役人數，須有一定限製（初時禁止雇用，後經修改，但限名額）。

（五）外人住居商館者，不得任意乘船出外遊行，僅於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這三日，得往各花園及河南寺廟散步遊玩，但須帶翻譯隨行；如有不當行為，翻譯須負責任。

（六）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廳進稟，如有陳訴，須由公行代呈。

（七）公行有指導及保護外人之責，不得負外人債務。

（八）外人每歲在廣東商館住居經營商務，須有一定期限（大約為四十日，有時得延長），事畢即須退去，如不歸國，隻能在澳門居住。

這些限製當然不能嚴格的生效，但大部分必須遵守，尤其是向官廳直接進稟的一層，是萬不能行的。外商既無向官廳直接陳訴之權，於是不能不事事受公行員的抑勒。公行員的專利權，既由官廳取得，也不能不事事聽官廳的指揮。不肖的大小官吏與公行員因緣為奸，外國商館便成為他們發洋財的淵藪。因是一般的外商，對於這種通商情況皆不滿足。

三、此時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商業關係，以與英國為最密切 原來各國與中國發生商業關係最早的要算葡萄牙，其次為西班牙，其次為荷蘭，英國較遲。在18世紀的百年內，英國海上的勢力已經淩駕各國，於是對於中國的通商，也漸次躍居第一位了。1751年（乾隆十六年）外國商船來到黃埔的總計18艘，其中英船9艘、荷蘭船4艘、法國船2艘、丹麥船1艘、瑞典船2艘。到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外國商船來粵的，增至86艘，其中英船61艘、美船15艘、荷蘭船5艘、法國船1艘、丹麥船1艘、葡萄牙船3艘。在拿破侖第一時代，英法對抗，歐洲大陸諸國皆受法國的宰製，但對於英國海上的優越勢力，終不能推翻；惟美國因守局外中立，不受影響。所以在此期內，英國對於中國的通商勢力，仍舊是有增無已，其次則為美國。然英國有較近的印度為根據，美則在東方尚無根據地，故終以英國居第一位。

這是鴉片戰爭前，中國對外通商一般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