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普查國情 發展農業盈國庫

皇朝的長治久安，根本上是需要國民經濟的發展。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以來，農業一直是中國的經濟命脈，農民問題也一直是曆代王朝所關注的中心問題。農民反則天下大亂，農民安則天下太平。

朱元璋從貧苦農民出身，對此不能沒有深切體會；又以投身農軍為基礎，掃滅群雄，抵定天下，就不能不對農民問題給以更大的關注。朱元璋常說：“四民之中，農民最勞苦，春天雞一叫就起床，趕牛下田耕種，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陽裏曬得黑汗直流，勞碌得不成人樣。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稅納租之外，剩不了一丁點兒，萬一碰上水旱蟲蝗災害，全家著急，毫無辦法。可是國家的賦稅全是農民出的，當差作工也是農民的事，要使國家富強，必得農民安居樂業才辦得到。”

中國的大部分土地財富兼並在豪族地主手中，大部分貧苦農民則忍饑挨餓，無田可耕。朱元璋也曾經受盡地主的剝削壓迫，對其有一種骨子裏的本能的自然仇視。雖說建國伊始，江山不固，國力疲弱，朱元璋對各方地主豪強的既得利益，不得不也不敢不加以特別保護和尊重。但是不久以後，朱元璋就開始了無情打擊地主豪強的利益。

一種是利用行政手段，強迫遷徙，使豪族地主離開原有土地，集中到濠州、京師、山東、山西等處，釜底抽薪，根本削除其在地方上的深厚勢力，還給農民部分農田。

二是假借種種政治案件，株連牽及，苛刑誅滅，一網打盡，滿門抄斬。洪武年間的幾樁大案如胡惟庸案、藍玉案、空印案不知屠殺了多少豪門望族，甚至一個地方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朱元璋自己在公布此案時說：“民之頑者，莫甚於溧陽廣德建平宜興安吉長興歸安德清崇德蔣士魯等三百七戶。

且如潘富係溧陽縣皂隸，教唆官長貪贓枉法，自己挾勢持權，科民刑杖。朕遣人按治，潘富在逃，自溧陽節次遁送至崇德豪民趙真勝奴家。追者回奏，將豪民趙真勝奴並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戳。沿途節次遁送者一百七十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

朱元璋將抄沒的豪族田產收歸國有，然後大部賞賜給新的官僚貴族，小部分還給農民。用屠殺手段加速改變土地的持有者，洪武三十年中，浙東浙西的故家巨室幾乎無一幸存。

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農業生產，充分合理利用國家財力人力物力，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同時為了一定程度上減輕農民負擔，緩和農民對政府怨恨不平的心理情緒，朱元璋用了20年時間，任用大量監生，大規模地舉行了土地的清查丈量和人口普查，為農業決策，提供了真實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情。600多年來，曆朝曆代多少政治家夢寤以求卻沒能作到的事情，朱元璋做到了，而且很成功。

之所以要進行土地丈量和人口普查，是因為600多年來，從沒有進行過實際的普遍調查，土地簿藉和實際情況相去甚遠，而且就連這些不符實際的簿藉也大部軼失，半數以上的土地不在登記，逃避政府租稅；半數的土地麵積和負擔輕重不一，極不公平。地主的負擔轉嫁給貧農，土地越多交租越少，土地越少交租越多，由此造成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經過實際丈量以後，使所有過去逃稅的土地都登記完糧。全國土地，記載田畝麵積方圓，編列序號，和田主姓名製成文冊，是為魚鱗冊，政府據以確定賦稅標準。洪武廿六年，全國水田登記總數為8507623頃，夏秋二稅收麥470萬石，米2470萬擔。和元代全國歲入糧數12114700擔比較，增加了一倍半。

通過人口普查編定了賦役黃冊，並重新確立了新的鄉村管理組織機構。把戶口編成裏甲，以一百十戶為一裏，推丁糧多的十戶地主為裏長，把餘下百戶編為十甲，每甲十戶，設一甲首。每年以裏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裏一甲之事，先後順序，根據丁糧多少，每甲輪值一年。每年由當值的甲完成政府要求的義務勞役，一甲服役一年，有九年休養生息。每隔十年，地方官以丁糧增減重新編定黃冊，使之合於實際。據洪武廿六年統計，全國有16052680戶，60545812人。比之元朝的極盛時期——元世祖時代的11633281戶，53654337人淨增340萬戶700萬人。

為了確實減輕農民負擔，朱元璋積極為農民興利除弊，勸課農桑鼓勵生產。建國之初，即下令：凡民田五畝到十畝的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戶部勸諭民間，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種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種植方法。加種棉花的免除租稅。棉花的種植從此遍布全國，過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漸為棉衣所取代，解決了農民穿衣的問題，也促進了社會文明的發展。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朱元璋嚴厲督導各級官吏為農民興修水利，鼓勵人民一切對於水利的積極建議。特別吩咐工部官員，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旱防澇的，都要因地製宜一一修治，並派國子監生和有專長的人才到各地督修水利。洪武年間統計開塘40987處。

此外，朱元璋還積極勸導農民互助合作。用裏甲作基礎，戶部勸諭。一裏之內，有婚喪嫁娶，疾病患難時，有錢的助錢，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時，一家無力，百家幫忙。每裏備有木鐸，選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鐸遊行宣講。每裏一鼓，農桑時日，清早擊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懶惰的由裏老督責，若裏甲中有遊閑懶惰者，要追究裏老的責任。

當農民發生水旱災荒，莊稼歉收時，都要蠲免賦稅，賑災救濟。即使豐年無災荒，也要擇地瘠民貧的地方特別優免。災重地區，除免除賦役外，另由官府貸米，或是賑米布施給鈔。各地備設預備倉，由地方耆老經管，儲備大量糧食以備救濟。災傷州縣，如地方官不報告的，特許耆民申訴，處地方官死刑。洪武二十年又手令戶部，地方官有權在饑荒之年，先發庫存米糧賑濟，事後呈報，立為永製。洪武三十年間，共計賞賜民間布鈔數百萬米百多萬石；蠲免租稅不計其數。

凡是地方官貪酷害民，為非作歹的，許以人民到京師上訴。《大誥》說：

今後所在布政司府州縣，若有廉能官吏，切切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詳。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詞排陷，一時不能明其公心。遠在數千裏，情不能上達，許本處城市鄉村耆宿赴京麵奏，以憑保全。民間若不親發其奸頑，明朕有德，朕一時難知，所以囑民助我為此也。若城市鄉村有等起滅詞訟，把持官府，或拔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許四鄰及合郡人民指實赴京麵奏，以憑祛除，以安吾民。

甚至鼓勵鄉民把貪官汙吏土豪劣紳綁赴京師：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猾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裏之間者，許城市鄉村賢民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合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閑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以安吾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當然，農民的處境並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改善，農民的負擔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減輕。因為代表政府意誌的裏甲長乃是當地的地主豪族，他們必然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可能去設身處地的為農民著想。朱元璋自己也明白：“民間（氵麗）派包荒詭奇移丘換段，這等俱是奸頑豪富之家，將次沒福受用財富田產，以自己科差（氵麗）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田，此等豪猾，買囑貪官汙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當科量之際，作包荒名色，征納小戶。以此靠損小民。”加上朱元璋認為：“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複役其家，則尹人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為令。”不但見任官，鄉紳也享受這種特權。連在學的學生生員之家亦有差役優免。這些優免的負擔對於國家來說不可能取消，也隻能轉嫁到無權無勢的貧苦農民頭上去。官僚貴族越多，士大夫越多，農民的負擔就越重。農民兄弟起義之初意圖實現的經濟政治平等的目標，算是徹底失敗了。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早已背叛了本階級，他要維護的仍是幾千年的儒家傳統君臣關係和倫理道德，他所代表的隻是新貴族新官僚新地主的權益。他告誡子民：“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則保父母妻子，家倡身裕，為忠孝仁義之民。”不然，“則不但國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