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君臨天下 南征北伐削群雄
大局已成,天下抵定指日可待:南征北伐大軍勢如破竹,捷報頻傳,形勢一片大好。當日聽從老儒朱升“緩稱王”的建議,最終目的並不是為了不稱王;現在各方麵條件已經成熟,眾望所歸,天命所定,萬事俱備,不稱帝也是不行了。前方將士鼓勇奮進,應天君臣正熱火朝天準備登基大典。
吳元年十二月,以中書省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既膺在躬之曆數,必當臨禦於宸居,伏冀俯從眾請,早定尊稱。”按祖宗的規矩,朱元璋自然三請三謝,三進三辭,以表虔誠倨恭。
奉表10天之後,朱元璋率文武百官祭告上帝:“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於田野。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上帝皇尊。
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鐘山之陽,設備儀,昭告帝尊,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尊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
既至正月四日這天,果然天朗氣清,和風柔雲,紫氣東來,開國大吉。朱元璋喜不自禁,心想天命眷顧,子孫萬代福壽安康,竟在玉輦中自個兒笑出聲來。自古皇帝登基,都要封贈列宗列祖,然後祭告社稷。待到龍袍袞冕,在奉天殿接受百官朝賀,山呼萬歲,南麵而帝,始為“中國主”。
接著是封賞宗親,進爵功臣。立妃馬氏為皇後,世子標為太子,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進爵。皇親國戚,不管死活,全都封王。一時間紛紛攘攘,喜氣洋洋,新朝廷上上下下裏裏外外充滿了蓬勃生機。大明王朝“奉天承運”,洪武世運“如日中天”。
大明的國號,是由劉基提出來,經過了朱元璋及其臣僚們的仔細推敲的。一合於明教教義,二溶於儒家陰陽五行學說。
明教有明王出世的傳說,主要有大小明王出世經。經過了五百多年公開的和秘密的傳播,明王出世的傳說,已為民間所熟知並深信不疑。後來又與彌勒教混為一體,老百姓都普遍尊奉明王為救世主。朱元璋原屬小明王部將,害死小明王後,繼之而起,國號也用大明。表明皇朝也是明王的繼承者,明朝是明教徒的明朝,天下明教徒是為一家,大家應攜手共進,真心擁護大明王朝,積極為大明王朝的穩定繁榮竭誠盡力。
在儒家陰陽五行說來,“明”是光亮的意思,是火,分開來是“日”和“月”,古禮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說法,千百年來“大明”和日月都算是朝廷的正祀,無論是列作郊祭或特祭,都為曆代皇家所看重,也是儒生所樂於討論的。而且,新朝起於南方,和曆代朝廷起於北方正好相反:南方為火,屬陽,奉神祝融,色赤;北方是水,屬陰,主神玄冥,色黑。元朝建都北平,起自更遠的漠北,那麼,以火製水,以陽消陰,以明克暗,正合天理。再者,曆史上有大明宮大明殿,古神話中,“朱明”一詞正好把國姓和國號聯在一起,尤為巧合。
南征軍福建一旅兵分三路:胡廷瑞、何文輝率步騎從江西度杉關出擊為正兵,湯和廖永忠由明州以舟師取福州為奇兵;李文忠由浦城攻建寧為疑兵。陳有定的根據地延平和福州掎角,建寧則為延平外圍據點,駐有重兵。三路大軍分別同時出擊:正兵尋敵人主力應戰;奇兵使敵人不明所以;疑兵使敵人判斷失據,分其兵力,亂其決策。
陳有定,福清農人出身,沉著勇敢講義氣。一度統領地主民兵與西係紅軍作戰,屢立戰功,升為小兵官。攻城掠地,積官到福建行省平章,鎮守閩中八郡。雖然福威自擅,賞罰自主,對元政權卻很恭順,年年運糧到大都。朱元璋占領婺州後,始與接壤。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有定進攻處州,為西吳大將胡深所敗。深乘勝追擊,元璋調發江西駐軍南下,準備兩路會師,一舉攻下延平,不料胡深孤軍深入,中伏被俘,為陳有定所殺,平閩之計受挫。世易時移,此次朱元璋水陸並進,三路同發,誌在必得。
方國珍投降後,朱元璋水師乘勝南下。有定與元朝本部完全隔絕,孤立無援,福州建寧先後失守,延平失去外圍屏障,旋即被克。有定和僚屬決別,服毒自殺不死,被俘到應天。朱元璋曆數其攻處州殺胡深之罪,有定豪氣衝天,厲聲回答:“國破家亡,死就算了,何必多說!”朱元璋遂用一種銅馬(也就是古代炮烙之刑)將其化為灰燼。其兒子也同時被殺。
延平既克,福建沿海遂告平定。時在吳元年的次年正月,從吳元年十月發兵福建算起,平定福建費時4個月。從福建平定到天下安定,又用了近8個月的時間。
平定兩廣的戰略也是兵分三路:第一路楊□周德興由湖南進入廣西;第二路陸仲亨由韶州直搗德慶;第三路是平閩水師得勝後直取廣州。第一路由吳元年十月出發,第二路於洪武元年二月出發。第一路由衡州到廣西的進軍途中,遇到了永州和全州兩地守軍的頑強抵抗,一路血戰先後攻克寶慶、全州、永州,六月份進逼靖江。第二路軍在3個月內平定北江和西江三角地帶,隔斷廣州和靖江的交通要道,所遇抵抗不大。第三路軍一路順風,大軍到達潮州,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即送上印章圖籍戶口,奉表歸附,廣州附近州縣不戰而下,四月份,廣東平定。廖永忠遂揮師北上,一路攻克梧州,潯、貴、鬱林諸州皆降。六月份與第一路軍會合,攻圍靖江。七月廖永忠攻陷象州,廣西全境平定。
福建兩廣既平,南部隻剩四川雲南,皆不足為慮。半壁江山已固,兵精糧足,正可全力支援北伐。北伐大軍出發前,朱元璋曉諭將士:“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流離相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於水火。元祖宗功德在人,其子孫罔恤民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複何辜。前代革命之際,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殺人,元之宗戚,鹹俾保全。庶幾上答民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罰無赦。”
北伐的戰略戰術和作戰計劃,事先經過了朱元璋與劉基的仔細推敲和商定,並拿到軍事會議上與諸將商討修正,讓諸將充分理解其作戰意圖,以利於和保證戰略戰術在整個北伐過程中的有效實施。
猛將常遇春提出,南方已定,可以集中兵力直取元都,以百戰雄師,元都必下;元都既下,再分兵出擊,以王師之威,其他城池可不戰而下。朱元璋則指出:元朝百年都城,防禦必嚴,工事必堅,假定大軍孤軍深入,元軍斷我糧道,攻城非一日可克,元朝四方援軍可至,進退無據,大事去矣。仍宜采用取平江之法,先砍其枝葉,再動搖根本。先取山東,撤掉大都屏風;回師下河南,斷其羽翼;進據潼關,占領他的門戶。待徹底掃清其外圍據點,確保糧道暢通,再進圍大都,自然水到渠成,手到擒拿。此乃萬全之策,穩紮穩打,確保立足於不敗之地。
為了確保北伐的勝利,一絲不苟地貫徹朱元璋的作戰意圖是關鍵。為此,對北伐軍的統帥部也進行了嚴密的慎重的組織。徐達是朱元璋兒時夥伴,用兵持重,紀律嚴明,生性謹慎,朱元璋任為征虜大將軍,統帥全軍,甚是放心。常遇春衝鋒陷陣,所向無敵,任為副帥。元璋擔心常遇春勇鬥輕敵,特別告誡徐達,如大敵當前,宜以遇春為前鋒,和參將馮勝分左右翼,將精銳進擊。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勇冠諸軍,可使其獨擋一麵。大將軍專主中軍,隻管戰略決策,策勵將士,不可輕動。
為了瓦解敵軍士氣鬥誌,爭取北方民眾的理解支持,朱元璋發表了告北方官民的檄文:自古帝王臨禦天下,皆中國居內以製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無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儀者禦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天下後世哉!
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寧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雲:“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治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乃忘中國祖宗之姓,僅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眾以要居,憑陵跋扈,遙製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眾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誌在養力,以俟寡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為名,乃得兵權。及妖人已滅,兵權已得,誌驕氣盈,無複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賊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誌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儀,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這是宋濂奉命而為,也是朱元璋幕僚儒生係統的傑作,代表了數千年來儒家正統思想。其中心思想有兩點:一是民族革命,特別強調夷夏之分,中國應由中國人自己來治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比之紅軍提出的“重開大宋之天”,更具號召力和革命性,以此為號召,自然更能普遍獲得廣大被壓迫的漢人的擁護和支持,尤其是引起儒生士大夫的注意。二是恢複傳統道德,尊崇儒家禮儀文化。大之治國,小之修身,從政治到生活,都應規範到千百年的儒家傳統文化之中。如今北伐,目的在於“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一為恢複一度被蒙古胡族打亂的政治社會秩序,一為“救民於水火”,讓“各安其土”,恢複生產,發展經濟,富國強民。
文告中還罵元政府敗腐透頂,天理不容。罵元朝大將認賊作父。河洛指擴廓貼木兒,原為漢人,名王保保。關陝指李思齊等四將。他們飛揚跋扈,製造內亂,荼毒生靈,這兩種人實力再大都隻能是國家的不幸,不可以做中華之主。“妖人”自然指紅軍,“妖言”惑眾,擾民太甚,烏合之眾,自然也不能做中國主。剩下的隻有我“江淮布衣”可秉承天意,而為“中華主”,“拯生靈於塗炭,複漢官之威儀”。最後為了最大限度地團結大多數人,減少蒙古色目人的反抗心理,提出了某種程度上的民族平等思想,隻要認同中國文化傳統,“與中廈之人撫養無異”。
文告的宣傳效果是巨大的。尤其是得到了儒生士大夫的支持,舊官吏們,迅速投降到新政府中。吳軍之來隻為恢複生產,安定秩序。元軍抵抗亦不頑強,北伐軍進展迅速順利。
徐達軍由淮入河是主力,征戍將軍鄧愈由襄陽北略南陽以北州郡是偏師,目的在引誘分散元軍主力。
從軍事進展情況看,徐達忠實完美地執行了既定的戰略方針。第一步從吳元年十月出師那天算起,到第二年洪武元年正月,前後3個月,平定山東。第二步由山東回師河南。一路由南麵取歸德許州,和鄧愈偏軍會師,抄汴梁後路。一路北上,由鄆城渡黃河直達陳橋,兩隻鐵鉗死死夾住,汴梁守將左君弼不戰而降,河南全境平定。四月,別將馮勝克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逃走。
魯豫既定,潼關一軍堵住元關中軍的出路,使其不能越雷池半步。
第三步攻勢目標是元大都。閏七月,徐達大會諸將於臨清,重新檢討戰略實施和戰局進展狀況。會後,令水陸大軍沿運河直上,連下德州通州,元軍連吃敗仗,毫無鬥誌。順帝怕被俘虜,趕緊於二十八日夜三鼓,率後妃太子逃奔上都。
八月初二日,北伐軍攻陷大都,淪陷了430年的曆史名都,到這一天算是物歸舊主了。從宋太祖到宋神宗以來,一直沒有能夠實現的民族願望,算是徹底實現了。自古以來華夏民族對北方蠻族的國防線——長城,再一次成為中華人民的自衛保壘了。蒙古政權,成吉思汗的後人君臨中國的政權,從此土崩瓦解了。若從滅金算起,也成長了134年,若從滅宋算起,他僅僅存活了90年,應該是中國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了!
元大都雖下,順帝在上都依然可以發號施令,元軍實力仍然強大完整。徐達常遇春移師進取關中,從洪武元年八月到第二年八月,整整用了一年時間,才完成第四步戰略目標。在這一年中,元軍不斷堅持抵抗,而且還作了幾次大規模反攻。這是北伐中最艱苦的一段時間。
西征軍從河北進入山西南部,擴廓遣將來爭澤州,大敗西征軍,又乘北平空虛,親出雁門關偷襲。徐達得知,也不回救,竟率大軍直搗擴廓總部太原。擴廓不得不救,回師途中,遭遇埋伏,不知所措,倉皇之中僅以18騎北走,山西遂平。
洪武二年三月,西征軍進抵奉元路(今西安),李思齊逃奔鳳翔,又奔臨洮。西征大軍跟蹤追擊,李思齊勢窮力竭,隻好投降。是年六月元軍又乘虛進攻通州,北平無重兵,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騎九萬還救,圍魏救趙直搗元上都,元順帝北逃沙漠,北平轉危為安。七月,常遇春暴卒於軍中,李文忠領兵會合大軍並力西征,大敗圍攻大同的元軍,生擒元將脫列伯,殺孔興。徐達大軍繼續西進,張良弼逃奔寧夏,為擴廓所執。其弟張良臣以慶陽降,不久又反,城破被殺,陝西遂告平定。
原來橫行河洛關陝的元朝大將,也就是朱元璋北伐檄文中所數罵的人物,這時隻剩下一個擴廓貼木兒擁兵屯駐寧夏,不時出兵攻掠,鬧得邊境守軍不得安逸。劉基警告說:“不可輕看擴廓,此人真將材。”洪武三年朱元璋又命大將軍徐達總令大軍出征沙漠,擴廓方圍蘭州,徐達被迫解圍回救,被擴廓大敗而奔和林。五年,朱元璋又動員大軍分道進攻,到嶺北為擴廓所大敗。25年後,元璋想起此敗,還非常傷心,寫信告訴他的兒子朱棣說:“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曾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變。夫何諸將日請深入沙漠,不免疲兵於和林,此蓋輕信無謀,以致傷生數萬。”連同過去幾次損失,合計死亡有四十多萬人。
朱元璋一直對擴廓又敬又恨。察罕死後,擴廓繼掌兵權,朱元璋就曾多次奉使通好,但擴廓就是不表態,總是扣留使者,也不回信。既至北走塞外,擴廓家屬被俘,朱元璋又遣使勸降,擴廓仍然不為所動。最後派李思齊勸降,擴廓以禮相待,臨走時,還派騎士送上一程。正要分別,騎士說:“奉總兵令,請留下一點東西作紀念。”思齊不知所措:“我為公差遠來,無以留贈。”騎士道:“我要你一隻手臂!”思齊情知難免,乃揮刀砍下自己一隻手臂,回去後不久就死了。朱元璋曾問:“我朝誰為奇男子?”眾人都推常遇春。朱元璋則說:“常遇春雖然是人傑,我還可以臣服他。可是王保保就決不肯,這人才是奇男子!”
直到洪武八年,擴廓貼木兒死於軍中,西北守軍才得以安寧,元璋和他的將軍們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北方平定,洪武四年正月朱元璋出兵伐夏。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周德興廖永忠為副將軍,率舟師由瞿塘峽攻重慶;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率步騎由秦隴取成都。
夏國自明玉珍死後,子升年幼繼位,大權旁落,國勢竟一天不如一天。既致大軍壓境,依仗瞿塘天險,以鐵索橫斷關口,兩岸置放大量硝石鐵銃,層層布防,以為固若金湯,朱元璋水軍難以突破。湯和水軍果然被阻,三個月不能前進一步。
夏人又把重兵配置於東線,北邊防務空虛。傅友德趁機南下,連據名城,以克城之日寫於木板上投於漢江中,順流漂下,為廖永忠所知,即從間道繞過敵後,兩麵夾攻,斷飛橋,毀鐵索,水陸並進,夏兵抵敵不住,明升乞降。傅友得進攻成都,守軍知重慶已失,抵抗無益,也就“繳槍不殺”了。十月湯和等全定川蜀郡縣,夏國正式宣告滅亡。
這時,元朝殘留的軍事力量還有兩支:一支是雲南的梁王,一支是東北的納哈出。兩者仍用元朝年號,孤軍割據。洪武四年,當朱元璋滅夏以後,迅速把注意力轉向雲南。雲南與元朝本部遠遠隔絕,勢單力弱,孤立無援,朱元璋想以武力為後盾,爭取和平解決。先後派遣使臣王禕吳雲前往招降,都被梁王所殺。直到洪武十四年,決意用武力占領雲南,分派傅友德沐英藍玉三將軍分兩路鼓勇繼進。
這時的雲南在政治地理上分屬三個係統:一是以昆明為中心的梁王,直屬蒙古大汗;二是以大理為中心的段氏土酋,政治上隸屬於蒙古政府,享有政治權利;三是其他區域和南部非漢族諸部族的土司地域。前兩者區分為路府州縣。就漢化程度而言,一者最深,三者最淺。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平定湖南湖北時,和湖南接界的貴州土人頭目思南宣慰,和思州宣撫先後降附。到夏國平定後,與四川接壤的貴州其他土司大起恐慌,貴州宣慰和普定府總管即於第二年自動歸附。貴州的土司大部分歸順明朝,雲南的梁王政權也就隨之失去了東北兩麵強有力的屏障。
明兵由東北兩麵同時發起進攻:一路由四川南下取烏撒。這個區域是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交接處,與梁王主力相呼應;一路由湖南西取普定,直搗昆明。東路軍一路順風僅用了三個多月時間,就於洪武十四年年底平定昆明,梁王兵敗自殺。昆明既下,東路軍又迅速回師與北路軍會攻烏撒,附近東川烏蒙藝部諸夷族完全降伏,昆明附近諸路政府也都以次歸順。第二年二月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和雲南都指揮使司,樹立了軍事統治中心。著手大力改善交通狀況,開築道路,設立驛站,把川滇黔三省的交通通訊聯結起來,建立軍衛,控扼糧運。然後以大軍西向攻占大理,經略西北和西南部諸地,招降各少數民族,分兵勘定各土司。分雲南為52府54縣。雲南邊外的各國政府也紛紛遣使修好,敬表臣服。明廷又設緬中緬甸和老撾八百諸宣慰司,以示慰撫。朱元璋又加封大將義子沐英為西平侯,統兵鎮守雲南。沐家世代英才,在雲南三百多年,竟與明朝國運相始終。
納哈出是元朝世將,朱元璋當年攻取太平時,將其俘獲,後放遣北還。元亡後擁兵虎踞金山,養精蓄銳,伺機南下;和蒙古大汗的中路軍及擴廓貼木兒的西路軍,互相呼應,形成三路鉗製明軍的局麵。
在東北,除納軍以外,遼陽沈陽開元一帶都有蒙古軍屯聚。洪武四年元遼陽守將劉益歸降,朱元璋遂建遼東指揮使司,統轄遼東軍馬,以次征服遼陽沈陽開元等地。同時又從河北陝西各地出兵大舉深入蒙古,擊敗擴廓主力,並進攻應昌,元主遠遁漠北。到洪武八年,隨著擴廓的死去,元軍失去了一隻最強大的攻擊力量,西路軍和中路軍也日漸衰困,無力南顧,再也不敢深入內地剽掠財物了。
朱元璋則乘機經營甘肅寧夏一帶,招撫西部各羌族回族部落,給以土司不同名義或王號,極盡分化瓦解,拉攏利用之能事。在長城以北今內蒙古內,就各個軍事要害處,建立軍事據點,逐步推進,用武力壓迫蒙古人不得不退縮漠北,不敢靠近邊塞,擾亂邊境群眾的經濟生產和安寧生活。
至此,西北的問題算是很好地解決了,朱元璋回過頭來全力解決東北問題。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朱元璋以馮勝為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為左右副將軍,率軍出征納哈出。
為了保證大軍的糧餉供應,同時也作好持久戰的準備,馮勝等將領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略方針。大軍從長城鬆亭關開出,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等四城,儲備大量軍需糧餉供給前方;同時留下相當軍力屯守,嚴防糧草被劫。然後以主力部隊東向由北麵包抄納哈出。老納勢窮力竭,孤軍無援,隻好投降。遼東全境遂告平定。
遼東既定,大明的江山一統算是真正完成了。和前朝一樣,大明帝國擁有許多屬國和藩國,可以說是傲視群雄,獨步天下了。洪武廿五年,東麵的高麗發生政變,大將李成柱推翻了親元王朝,自立為王,改國號為朝鮮,並宣誓永世效忠大明王朝。藩國東南有琉球國,西南有安南鎮臘占城暹邏及南洋群島的諸島國,內地和邊疆則有許多部族和土司接受封贈,聽從王朝節製。
按照舊製,藩屬國必須在接受帝國新政權的印授冊誥的同時繳還先朝的印授冊誥,尊奉帝國大統正朔,然後遣使稱臣入貢,永做藩臣,萬世通好。帝國承擔藩國遭受危險時的保護義務,對其內政則從不幹涉,任其自立。帝國政府特設立三個市舶司管理沿海三個通商口岸:寧波市舶司指定為日本通商口岸,泉州通琉球,廣州通暹羅南洋諸國。
朱元璋吸取元朝屢屢興兵海外,而得不償失的教訓,確立了致力於大陸經濟發展,子子孫孫不要海外擴張的政策。他在《皇明祖訓》中鄭重告誡兒孫們:四方諸夷皆險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中國子孫侍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中國邊境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綜觀曆朝曆代,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總是奉行一種保土安民,努力防禦而非積極進取的和平政策,這是一種黃色文明的鮮明特征。這一方麵固然是幾千年崇尚“溫良恭儉讓”的儒家傳統文化強烈影響的結果,不可否認也是一種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優勢心理體現,同時也同人們對海洋的經濟利用價值認識膚淺密切相關。幾千年來,我們的民族總是在“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自我感覺中陶醉,逐漸失去了獨步世界的銳氣,不斷喪失了自己的海洋權益。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的悲哀。
對於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和地方土司,朱元璋則恩威並施。
一是不吝封賜。對於土司酋長封以官位。允許其有一定的轄地和土民,利用他們傾心內向,維持地方秩序,發展生產,征繳賦稅。土司衙門有宣撫司宣慰司招討司等,封官可以世襲。
二是實現“改土歸流”。“土”即“土官”,指當地部族酋長,土司長官;“流”即“流官”,指由朝廷派任的一定任期的非世襲的地方官。實際上也就是用流官監視土官,將其政治經濟行為盡力納入朝廷規範。對於極邊遠的地區,朝廷采取放任自流的愚民政策,隻要土司肯聽話,軍政大事全憑其定奪。在內地則取積極的同化政策,如派流官協同治理,開設官路驛道,選拔土族子弟到國子監讀書,如此潛移默化,逐步將其改建為朝廷直接治理的州縣。
治理西北羌族等少數民族也有兩種辦法:一是用其酋長為衛所長官,世代承襲;一種因其土俗,建設寺院並賜與蕃僧封號,利用宗教來統治邊民。羌族力量分化,兵力分散,西邊的國防就可高枕無憂了。現在的西藏和西康當時都是喇嘛教中心,僧侶兼管政事,明廷仍襲元製,封其長老為國師法王,令其撫安蕃民,定期朝貢。為了永圖入貢和通商利益,就得世代保持襲官和受封的權利,因此僧侶法王都表現得服服貼貼,尊奉朝廷。明朝三百年,西部羌族大體平靜,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變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