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在世界大戰以前,原是偏重農業的國家,自世界大戰以後,利用賠款所得及所取得的各地的煤礦鐵礦,對於工業才有比較激進的傾向,但是農業仍占很重要的位置,法國全國人口四千萬人裏麵,仍有百分之四十,即一千六百萬人是從事農業的。記者原想到農村裏去看看,剛巧從前在意大利碼頭上走散的張心一君由德來法調查農村經濟,便於 9月 25日約同秦國獻君同到凡爾賽附近的一帶農村裏去跑了一個整天。張君從前在美國專研農村經濟,秦君在法國專研農村教育及農藝已有五年之久,記者此次觀察農村,有兩君做旅伴是再好沒有的了。
我們先在凡爾賽農業研究院(L’institu des recherches agronomiques)裏參觀了一番。該院由農部設立,研究結果即由農業局實施於各農村,院的周圍有八百畝地專供實驗之用。院長係著名的農業教授調任的,親出招待,說明頗為詳盡。其中最使我感覺興趣的是關於植物的病理研究,種種病狀的解剖圖形和模型,以及實驗室裏試驗管中的種種病態研究,都令我感到我國內地大多數人民的疾病受到科學的研究和衛護的,”還遠不及這些生長在科學比較發達的地方的植物!
其次參觀的是國立格立農(Grignon )試驗場和附近的格立農國立農業專門學校(Ecole National d'agriculture )。該試驗場有一萬畝的田地供試驗之用,規模頗宏大,試驗結果也由農業局實行傳播於各處農村的實際工作上去。國立農業專門學校和這個試驗場都設在農村,其影響於農業的改進都很大。該校有百餘年的曆史,於農業發明上有特殊貢獻的教授,校裏都替他們鑄半身銅像,樹立於校園旁,以資紀念。這種在學術上有真切貢獻者的銅像,雖僅半身,卻有它的特殊的價值。該校設備也頗完備,對畜牧尤多注意,雖在暑假期中,所養蓄的牛、羊、豬玀等等,仍看得到。它們的食料,都有一定的配合,開成“菜單”懸掛著,和我們在大菜館裏所看見的大菜單相似,不過還要精密些,因為每種“菜”都注明分量。上海話罵人做“豬玀 ”,聽的人大概沒有不勃然憤怒的,但是這裏的“豬玀”都有合於科學方法的“菜單 ”,不能不說是“豬玀”裏麵也有闊綽的了!
法國農村的組織是以“村”為單位,他們叫做“Commune”,每村有村議會,由村議會選出“村長”(Maire)。四千萬人口的法國,有五萬餘村長,平均每八百人便有一個村長。這種村長是沒有薪水的,由原有職業的人兼任;村長之下,由農村小學的校長任書記(也可譯為“幹事”),農村小學同時也就是“村政府”所在,書記有相當的薪俸。這樣一來,農村小學很自然地成為農村裏的重要的中心,農村小學和農村社會也很自然地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人口比較少的地方,農村小學就隻夫婦兩人擔任,夫教男生,婦教女生,成為夫婦學校。後期小學裏農藝新知識的灌輸,則由農業局聘任專門教員到各村輪流施教。這種“村政府”所管的事情,是關於戶籍(人口登記)、土地登記及表冊、人事(如村民結婚時證婚,喪事須請村政府派人視察,兒童產生須報告登記等)、交通(如道路、郵電等)、教育(一部分經費由國家供給)、救濟事務(如救濟失業及其他慈善事業等),並有警察權。他們因一般人民的教育程度已比較的高,辦事易有軌道可循,所以事務簡單,除少數人口特多的地方,都不過有這樣簡單的組織。這種“村長”有一定的職權,雖區長有監督之權,卻不能像我國區長之徒為官僚的爪牙,以在鄉間刮地皮為天職,因為他們的村民監督得也很厲害。
法國的鄉村無論怎樣小,都有一個郵局,兼理電報和一個公用的電話,小的地方往往郵政局長同時就是郵差。他們的農村裏麵也有平坦的馬路,也有電車,走的次數雖不及城市的多,大概是因為需要上不同的緣故。
我國的農村有茶館,法國的小小農村裏也有咖啡館,規模當然比城市的簡陋得多,隻是一個小房間,裏麵放著幾張桌子,幾張椅子圍著,可是也有白的台布,也還比較地幹淨,櫃台上一個中年婦人也還裝飾得幹幹淨淨(指記者所進去過的一個農村咖啡館而言)。記者和張、秦兩君因為走得乏了,就也到這樣的一個農村咖啡館裏去坐坐,另有農村的風味。張、秦兩君大談其中國農村問題,我除旁聽高論外,常溜著我的眼珠旁觀咖啡館的周圍和其中的鄉間人物。
我們跑來跑去,看了所謂“村政府”——農村小學——之後,天漸漸黑暗起來了,繼之以大雨,我們三個人在草原上、森林間逃難似的大踏步跑著。張君說這是法國的鄉間,如在中國,也許我們的皮鞋上已踏得滿鞋的泥漿了!最後由秦君引到一個他從前認識的農家裏,一對老夫婦,一個十六七歲的兒子,他們“舊雨重逢 ”,倒也談笑甚歡。那個女主人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拿著一瓶酒和幾個玻璃杯出來,放在桌上,老不開瓶倒酒,我們在旁倒想快些喝幾口以消冷氣!後來秦君在皮包裹挖了半天,挖出一小包信封裝好的中國茶葉送他們,那老頭子才似乎受了什麼靈感似的,趕速到桌旁把酒瓶開起來,我想這也是所謂禮尚往來吧。我們坐了一會,雨已停,便仍踏著濕的
道路,於夜色蒼茫中跑了許多時候,才乘火車回到巴黎。
土地已漸集中於大地主之手。受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已漸有失業的,尤其是酒業,法國的中部及南部的農家,幾乎家家種葡萄,葡萄酒為重要農產品,從前運銷各國,現在賣不出去,陷入很困難的境地了。
:1933年 9月 29日,記於巴黎
在法的青田人
關於在歐洲的我國的浙江青田人,記者在瑞士所發的通訊裏,已略有談及,到法後所知道的情形更比較地詳細。這班可憐蟲的含辛茹苦的能力,頗足以代表中國人的特性的特征!而眼光淺近,處於被侮辱和可憐的地位,其情形也不亞於一般的中國人。我每想到這幾點,便不禁發生無限的悲感。
據熟悉青田人到歐“掌故”的朋友談起,最初約在前清光緒末年,有青田人某甲因窮苦不堪(青田縣為浙江最苦的一個區域,人民多數連米飯都沒得吃),忽異想天開,帶著一擔青田所僅有的特產青田石,由溫州海口而飄流至上海,想賺到幾個錢以維持生活,結果很不得意,不知怎的竟得由上海飄流到歐洲來,便在初到的埠頭上的道路旁,把所帶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式式的東西排列出來。歐人看見這樣從未看見過的東西,有的也被喚起了好奇心,問他多少價錢,某甲對外國話當然是一竅不通,隻舉出幾個手指來示意,這就含混得厲害了!有時舉出兩個手指來,主他也許是要索價兩毛錢,而“阿木林”的外國人也許就給他兩塊錢。這樣一來,他便不久發了小財。這個消息漸漸地傳到了他的本鄉,說貧無立錐之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發了洋財了,於是陸續陸續冒險出洋的漸多,不到十年,竟布滿了全歐!最多的時候有三四萬人,現在也還有兩萬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近兩千人。洋鬼子最初雖不注意青田石的這項生意,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漏進來的,沒有什麼捐稅,
我國的青田人才得從中取些小利,後來漸漸知道源源而來,便加上捐稅,聽天由命的中國人在這方麵的生意經便告中斷,但人卻來了,自問回中國去還更苦,於是便以各種各色的小販為生。他們生活的儉苦,實在是歐洲人所莫名其妙,認為是非人類所辦得到的!現在巴黎的裏昂車站(Gare de Lyon)的附近有幾條齷齪卑陋的小巷,便是他們業集之處。往往合租一個大房間,中間擺一張小桌子,其餘的地板上就是鋪滿著的地鋪。窮苦和齷齪往往是結不解緣的好朋友,這班苦人兒生活的齷齪,衣服的襤褸,是無足怪的,於是這些地方的法國人便都避之若蛇蠍,結果成了法國的“唐人街”,法國人想到中國人,便以這班窮苦齷齪、過著非人生活的中國人做代表!有人怪這班鳩形鵠麵的青田小販侮辱國體,但是我們平心而論,若國內不是有層出不窮的軍閥官僚繼續勇猛的幹著“侮辱國體”的勾當,使民不聊生,情願千辛萬苦逃到海外,受盡他人的蹂躪侮辱,這班小百姓也何樂而為此呢?他們這班小販這樣說,每日提箱奔跑叫賣,隻須賺得到一個法郎(就法國說),就是等於中國的兩毛錢,每月即等於中國的六塊錢,倘能賺得到三個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圓,這在他們本鄉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國,在他們這樣的人,也談何容易!所以他們情願受盡外人的踐踏侮辱,都飲泣吞聲的活著,因為他們除此以外更想不到什麼活路啊!
在巴黎的青田小販所以會業集於裏昂車站的附近,還有一個理由:因為他們大多是由海船來的,由馬賽上岸到巴黎,這是必經的車站。這班人由中國出來,當然沒有充足的盤川,都是拚著命出來的,到了馬賽,往往腰包就要空了,盡其所有,乘車到裏昂車站,到了之後是一個道地十足的光棍,空空如也,在馬路上東張西望,便有先到的青田人(他們也有相當的組織)來招待他去暫住在青田人辦的小客棧裏,青田小販裏麵也有發小財的移的有二三十萬的家資),便雇用這種人去做小販,他便從中取利。所以在這極艱苦的事情裏麵,也還不免有剝削製度的存在!這種小販教育程度當然無可言,不懂話(指當地的外國語),不識字,不知道警察所的規章,動輒被外國的警察驅逐毒打,他們受著痛苦,還莫名其妙!當然更說不到有誰出來說話,有誰出來保護!嗚呼中國人!這是犬馬不如的我們的中國人啊!
這班青田人幹著牛馬的工作,過著犬馬不如的非人的生活,但是人總是人,疲頓勞苦之後也不免想到鬆動鬆動的娛樂。巴黎是有名的供人娛樂的地方,但在這班小販同胞們,程度決夠不上,無論咖啡館也罷,跳舞場也罷,乃至公娼館也罷,他們決沒有膽量進去問津,於是他們裏麵比較有錢的人便獨出心裁,開辦賭場,打麻將抽頭,精神上無出路的小販們便都聚精會神於賭博,白天做牛馬,夜裏便聚起來大賭而特賭,將血汗得來的一些些金錢都貢獻給抽頭的老板們!這幾個開賭場的老板們腰包裏豐富了,便大玩其法國女人,一個人可包幾個女人玩。最後的結果是小販們千辛萬苦賺得的一些血汗錢仍這樣間接地奉還大法蘭西!
這班可憐蟲過的是不如犬馬的生活,同時也是盲目的生活、無知的生活。往往因為極小的事情,彼此打得頭破血流!前幾個月裏有因賭博時五十生丁(約等中國的一角錢)問題的極小事故,兩個人大打其架,不但打得頭破血流,竟把一個人打死了!法國警察發現了這個命案,當然要抓人,聽說這個“打手”在同鄉私店裏多方躲藏,至今尚未抓到。
這班青田人有的由海船不知費了多少手續偷來的,有的甚至由西伯利亞那麵走得來的,就好的意義說,這不能說他們沒有冒險的精神,更不能說他們沒有忍苦耐勞的精神,但是有這樣的精神而卻始終不免於“犬馬”的地位,這裏麵的根本原因何在,實在值得我們的深刻的思考。1933年 9 月 29日,記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