瑕瑜互見的法國

資本主義的國家原含有種種內在的矛盾，它的破綻隨處可以看見，但是平心而論，它也有它的優點，不是生產落後、文化落後的殖民地化的國家所能望其項背的。例如記者現在所談到的法國，第一事使人感到的便是利用科學於交通上的效率。在法國凡是在五千戶以上的城市，都可由電車達到；在數小時內可使全國軍隊集中；巴黎的報紙在本日的午後即可布滿全國（關於法國報業的情形，當另文記之）；本國的信件，無論何處，當天可以達到；巴黎本市的快信，一小時內可以達到。巴黎的交通工具，除汽車、電車及公共汽車外，地道車的辦法，據說被公認為全世界地道車中的第一。這是研究市政的人告訴我的，我雖未曾乘過全世界的地道車，但據親曆的經驗，對於巴黎地道車辦理的周到，所給乘客的便利和工程的宏偉（有在地下挖至三層四層的地道，各層裏都有車走），覺得實在夠得上我們的驚歎。全巴黎原分為二十區（arrondissement），有十三條的地道車滿布了這二十區的地下，成了一個很周密的地道網。你在許多街道上，常可看見路旁有個長方形的大地洞，寬約七八尺，長約十二三尺，三麵有鐵欄杆圍著，一麵有水門汀造的石級下隆，上麵有紅燈寫著“Metro”（即“地道車”）的字樣，這就是表示你可以“鑽地洞”去乘地道車的地方。撐著紅燈的柱子上就掛有一個顏色分明、記載明晰的地道車地圖，你一看就知道依你所要到的地方，可由何處乘起，何處下車。走下了石級之後，便可見這種地下車站很寬大，電燈輝煌，有如白晝，牆壁都是用雪白的磁磚砌成的，你向售票處（都是用女子售票）買票後，有椅子備你坐著等車，其實不到五分鐘必有一列車來，你用不著怎樣等候的。這種地道車都是用電的，每到一列總是五輛比上海電車大半倍的車子，裏麵都很整潔，中間一輛是頭等，外漆紅色，有漆布的彈簧椅，頭尾各二輛是普通的，外漆綠色，裏麵布置相類，不過隻是木椅罷了。車站口有個地道車地圖，上麵已說過；車站裏還有個相同的地圖，人車站所經過的路及轉角都有大塊藍色琺琅牌子高懸著，上麵有白字的地名，你要由何處起乘車，即可照這牌子所示的方向走去上車。乘車到了那一站，也有好幾塊這樣的地名牌子高懸著給你看。在車裏麵還有簡明的圖表高懸著，使你一看就知道所經過的各站及你所要到的目的地。他們設法指示乘客，可謂無微不至，所以除了瞎子和有神經病的先生們外，無論是如何的“阿木林 ”，沒有不能乘地道車的。有的地方達到目的地車站時，因“地洞”較深，怕乘客步行出“洞”麻煩，還有特備的大電梯送你上去。這種地道車有幾個很大的優點：（一）車價便宜，頭等每人一個法郎十五生丁（法國一個法郎約合華幣二角，一個法郎分為一百生丁），普通的每人七十生丁，每晨在 9時以前還可僅出八十五生了買來回票（因此時為工人上工時間，特予優待）。（二）買一次票後，隻須不鑽出“地洞”之外，你在地道裏隨便乘車到多遠的地方都可以。（三）各條地道縱橫交叉，你可以隨處換車，以達到你的目的地為止。因為車輛多，這種換車很迅速，不像在上海等電車，往往一等一刻鐘或半小時。我們做旅客的隻要備有一小本地道車地圖，上麵有各街道，有各條地道車，“按圖索驥 ”，即路途不熟，什麼地方都可去得。記者在這裏就常以“阿木林”資格大“鑽地

洞 ”，或訪問，或觀察，全靠這“地洞”幫忙（汽車用不起，電車。公共汽車價也較昂，且非“老巴黎”不敢乘）。

除交通便利外，關於一般市民享用的設備，有隨處可遇的公園，無論如何小的地方，都有花草和種種石像雕刻的點綴，使它具有園林之勝。馬路的廣闊坦平更不必說，像上海的大馬路，在巴黎隨處都是。此外如市辦的浴室，清潔價廉，每人進去買票隻須一個法郎（另給酒錢約二十五生丁），就可使用一條很潔淨的浴巾（肥皂須自帶，臨買票時如買肥皂，五十生丁一小塊），被導入一個小小的浴室裏去洗蓮蓬浴。這種浴室雖有房間數十間，隻樓下櫃台上用一個女售賣員，樓上用一個男子照料，簡便得很。進去洗澡的男的女的都有。記者在巴黎洗的就是這樣簡易低廉的澡，因為我過不起闊老的生活。

當然，如作深一點的觀察，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常會拿這樣的小惠來和緩一般人民對於骨子裏還是剝削製度的感覺和痛恨，但比之連小惠都說不上的社會，當然又不同了。

其次是他們社會組織比較地嚴密。每人一生出來就須在警局注冊，領得所謂“身分證”（Carte D’identite），以後每年須換一次，裏麵詳載姓名、住址、父母姓名。本身職業及妻子（如有的話）等等情形，每人都須隨身帶著備查。每人的這種“身分證”都有三份，一份歸管理戶口的總機關保存（大概是內政部），一份歸本人保存，一份是流動的，就存在這個人所在地的警局裏，如遇有遷居，須報告警局在證上填注新址並蓋印。如遇有他往的時候，亦須先往該警局通知，由該警局把這份“身分證”寄往他所新遷的所在地的警局存查。外國人居留法國的，也須領有這種“身分證 ”。這樣一來，每人的職業及行動，都不能有所隱瞞，作奸犯科當然比較的不容易。在中國戶口的調查還馬馬虎虎，這種更嚴密的什麼“身分證”更不消說了。

不過從另一方麵想來，這種嚴密的辦法，其結果究竟有利有害，也還要看用者為何類人。在極力掙紮維持現有的不合理的社會的統治者，反而可藉這樣嚴密的統治方法來苟延他們的殘喘。但是這是用者的不當，社會的嚴密組織的本身不是無可取的。1933年 9月 15日夜，記於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