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從下午起,天色變得陰鬱,彤雲密布,北風怒號,一副下大雪的樣子。楊鳴條坐在四合院東側客房內望著窗外越來越陰沉的天空,心裏開始有點焦急起來。
下午四點光景,天變得很黑了,雪氣越來越重,有幾隻烏鴉在光禿禿的楊樹上呱呱叫著。楊鳴條聽得院子外麵的街路上有馬車接近的聲音,還聽到了趕車人勒馬的吆喝。須臾,他看見了院門打開來,一個戴著黑呢禮帽、穿著棉袍的人走了進來。這人就是這四合院的主人傅斯年,剛從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下班。他沒有回院子西側自己的房間,而是徑直先去敲了楊鳴條住的客房的門。
“彥堂兄,大雪將至,行路不便。我看你去安陽的日程是否改後幾天?”傅斯年進屋後脫下棉袍,點上了煙鬥,對著楊鳴條說。
“孟真兄,我看不必改期。下雪對火車開行影響不大。即使大雪封了路,我就在車上等幾時也不要緊,北方人還怕什麼雪的。”楊鳴條說。
“彥堂兄不畏風雪,那就最好了。”傅斯年說著從公事包裏拿出一袋子銀圓放在桌上,說,“這裏是一百銀圓,從丁文江那裏‘化緣’得來的。這老兄到了最後時刻才把錢交給我。錢不多,你先湊合著用吧。”
“孟真兄放心,這錢夠用了。我會盡量節省,把錢用到刀刃上。”楊鳴條說。
“那最好不過。兄弟先休息,用膳之後早點睡覺。明天一早我來送你。”傅斯年說著,起身告辭了。
這個晚上,楊鳴條早早熄了燈上床躺著,可是怎麼也睡不著覺。他是在一周之前被傅斯年一封加急電報從河南南陽召到了北京。傅斯年沒讓他住旅店,而是住到了他自己的寓所裏。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讓楊鳴條去做,所以要和楊鳴條說很多的話。楊鳴條急急忙忙從河南南陽趕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傅斯年帶他去參加了北京外交使團一個隆重的招待會。
這是一九二八年冬天的一個晚上,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瑞典公使官邸裏麵燈火通明,透過精致的巴洛克式花窗有耀眼的燈光射向外麵的夜色。官邸的外麵擺著很多輛早期的轎車,還有一長排馬拉的廂式包車,車夫縮著腦袋在冷風中等候著。那從蒙古方向吹來的西北風裏夾著沙塵和冷氣,路邊高大的楊樹在風中搖晃著。
這一天因瑞典王儲來中國訪問,官邸正舉行一場盛大的招待晚會。在上百個賓客中,洋人占了大半,有各國外交使節、專家學者和各種各樣的冒險家。二十多個中國賓客裏,一半是官員,一半是學者。學者裏麵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梁思永、陳寅恪諸位名人,還有被傅斯年帶進來的楊鳴條。這些個中國學者大都是早年的留洋學生,他們在國外學到了西方的先進知識,同時也知道了西方的醜陋之處。楊鳴條卻是個從來沒有出過國的河南鄉下人,幾天之前還在河南南陽初等師範學校教書。他那套長衫的裏子已經破了,夾層裏可能有跳蚤,長筒棉褲裏麵還沒有穿內褲。他的個子中等,額門又高又寬,不戴眼鏡,眼神的光芒是內斂的,眯成一條線。而這個時候,他因為沒有睡好覺眼睛裏帶著紅絲。他能夠閱讀艱深的英文著作,卻不會聽和說任何一門外語。他和在場的中國學者站在一起,但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可以自由和外國人交談,所以他顯得有些局促。
歡迎瑞典王儲的招待會上,除了王儲本人,另一個重要人物是當時在中國十分受歡迎的安特生博士,他幾乎和王儲本人一樣受到客人的尊敬。這是一個有著農民膚色和智者眼睛的瑞典人,長年在野外的行動使他有著很健壯的身體。他在辛亥革命之後不久來到了中國。那個時候中國的當政者已經知道了國家礦藏的重要性,準備以國家的力量來查明礦藏資源。但調查國土礦產資源靠中國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完成的,所以決定從西方聘請專門的礦藏顧問。消息外傳之後,當時所有在中國有治外法權的大國都力圖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到中國,以獲取中國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資源的分布情報。那些曾經火燒過清朝皇家園林的列強之間競爭得非常厲害,但中國政府這回決定不從他們中間選擇專業顧問,而是任用了瑞典人安特生。瑞典那時被認為是歐洲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事實上也是如此。給中國政府提出這個選擇建議的是當時的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博士。
安特生來到中國之後很快在中原一帶的山脈找到了大量的赤鐵礦,這些鐵礦後來成了中國早期工業“漢陽造”的機器和武器的主要原料。但是安特生不是一個興趣單一的專家,他知識淵博,旅行時會關注周圍的環境和地理。他在中國很快有了一係列的重要地質和考古發現,最為出名的是一九二一年在河南仰韶發現了彩陶。那是他在河南澠池縣尋找史前人類用過的石器時,在一個峽穀山窪裏看見了一個夾帶著紅色磨光陶片的斷層,因而發現了一個龐大的文化遺址。從此,這個叫仰韶的地方就成了中國彩陶文明的代名詞。
今晚,借著歡迎王儲的機會,安特生要公布又一件驚世的發現。那是他在北京以南周口店的工作成果,很多年以前他在那裏找到了許多帶泥土的碎骨化石,他一直懷疑這是一種遠古猿人的骨頭化石。經過一段時間有計劃的發掘,他的同事——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終於找到了幾顆荷謨形下臼齒,證實這是一個新的人種,類名為“北京人”。
楊鳴條聽得背後流汗,他有點不明白,為什麼這些巨大的發現都是外國人在中國完成的?但仔細想想也不奇怪,對於中國人來說,那些死人骨頭從來都是些不吉祥的東西,誰會像這些外國人一樣把一個古人的牙齒像珍寶一樣反複把玩呢。他記得小時候,隻有那些膽大的孩子把古墓中的頭骨用繩子穿起來在地上拖,而且都以為是和尚的頭骨,因為腦殼上沒有頭發。
接下來,他通過翻譯聽到今晚的大人物安特生在說另一個事情:在今後一個時期,河南安陽的甲骨文會成為世界考古的熱點。安特生說出了自己的計劃,打算以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名義,邀請世界上著名的考古專家共同參加,準備對安陽的殷墟文化遺址進行發掘,其發掘的成果按各方所投入的資金和人力比例日後共享。
聽到“甲骨文”這幾個字,楊鳴條就像那些初戀的中學生聽到別人提到他暗戀的人的名字一樣一下子臉紅了。安特生剛才說的地質和史前人類的事他一知半解,但是甲骨文的事情他是知道的。這是他整天在鑽研冥想的東西,是他最精通的一件事。他接下來聽到安特生在說安陽的青銅文化,說甲骨文在全世界的研究現狀,他聽出了安特生對這一領域的事情並不很熟悉,好幾個地方還說了外行話。
“這可是在說你老家安陽的事啊!”傅斯年貼著楊鳴條的耳朵輕聲說。楊鳴條感到羞愧,他老家雖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陽,可到現在他還沒去過同在河南的安陽呢。
“這件事可不能讓外國人幹了。甲骨文是祖先留給我們的書契暗號,我們自己有能力去發掘整理,沒必要再像仰韶村一樣,發掘出來的東西給人家拿去一大半!”傅斯年對身邊的幾個人說。傅斯年說的這句話是針對安特生在仰韶陶片上的做法,因為根據協議,安特生合法地拿走了發掘到的仰韶陶片的一半。而且留給中國的那一半也是先運到瑞典去修複研究,再運回中國來。
這個在瑞典公使官邸開始的話題延續到第二天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辦公室,延續至楊鳴條下榻的傅斯年家裏的客房。
傅斯年是個胖子,可行動敏捷。他是五四運動先鋒,精通國學。五四運動後他到歐洲讀了好幾個學位,回國之後從蔡元培那裏接受了創建曆史語言研究所之任務並任所長。他提出一句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在西方的留學經曆讓傅斯年知道中國傳統教育不足之處是把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分開,他覺得不把這種障礙掃除掉,就無法得到獲取科學知識的新方法。所以他提出了這一句和傳統中國文人治學完全不同的口號,要求他手下做研究的人應走出書齋到社會和大地上尋找資料和靈感。
傅斯年在辦公室和楊鳴條做了一次詳細的交談。傅斯年在創建曆史語言研究所之初就開始暗中籌劃一次以中國本國力量為主的田野科學考古,他選中的地方就是安陽的殷墟。他已經向中央研究院報出了計劃,但是受到了極大的阻力。以羅振玉為首的一大批古文字學家都認為安陽的甲骨經過三十餘年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經發掘完了,再組織人員去發掘是徒勞無益的。此時的羅振玉已和溥儀的王室十分親近,一年多之前王國維投湖自盡,學界的人都認為和羅振玉的相逼有關,所以傅斯年看不起羅振玉的為人,公開罵他是條“老狗”。傅斯年向楊鳴條交代了這次請他到北京來的目的,就是想委派他前往安陽小屯村做一個調查,查清那裏是否還有古物可以發掘,要用實際的調查結果打破羅振玉諸人的斷言。
傅斯年為何選中楊鳴條並把他千裏迢迢從南陽招來有著好幾個原因。論楊鳴條的學曆,其實他連正式的大學畢業文憑都沒有。他在河南地方上接受了師範教育,後來到北京大學也隻是個旁聽生。但他憑著這麼點學曆,在甲骨文的研究上卻早已名聲顯赫。他所發現的貞人集團猜想解開了殷商王朝的斷代之謎,甲骨學界都心服口服接受了這個學說。傅斯年是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認識楊鳴條的,當時楊鳴條也在那裏,當一個普通助教。交往之下,傅斯年發現他簡直是一個為甲骨文而生的天才。還有一點,傅斯年知道安陽這個地方經過三十來年的殷墟文物發掘的買賣,各種黑暗勢力滋生,已經是個環境十分複雜險惡的地方。楊鳴條是河南本地人,多少還能在當地找到一些關係,語言上也比較容易和鄉下的農民接近交流。因此,傅斯年選中了楊鳴條,讓他從河南南陽初等師範學校到北京來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