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歐洲正麵臨著比1914年那次更為惡劣的災難。在這一危急時刻，出版這樣一本書也許會受到譴責，會被視為分散人心之舉，無助於保衛文明和對抗現代野蠻暴行的緊迫需求。

一年接一年，一月接一月，我們那支離破碎、岌岌可危的文明處於越來越嚴重的困境之中。在國外，法西斯主義變得愈發猖狂和殘酷，不斷地對外擴張，因其全然蔑視精神生活，對自己的公民也愈發暴虐和野蠻。即便在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也有理由害怕出現一種日益軍事化並壓迫公民自由的趨勢。不僅如此，在數十年間，沒有人采取決然的手段去緩解社會秩序中的不公正。我們陳舊破落的經濟體係，讓千百萬人一敗塗地。

在這些形勢下，要讓作家們去追求其事業，既要有勇氣，又要有能夠平衡的判斷力，實在困難重重。有一些人僅僅是聳聳肩膀，便從我們時代核心的鬥爭中撤離。這些人的心靈既然封閉起來，不接受世界上最為重要的主題，勢必也隻能寫出對同時代人來說不僅毫無深度，而且在細微處也缺乏真誠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家必然會有意無意地設法說服自己：人類的處境中並不存在危機，或者這些危機還不如自己的作品重要，又或者這些危機不關他們的事。但是危機確然存在，也極其重要，並且和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一個稍有智力和知識的人怎能不自欺欺人地去反對這一點呢？

但是我仍然對一些知識分子感到真摯的同情：他們宣稱，自己對於這一鬥爭既然無法貢獻什麼有用的東西，因此也就最好不要涉足其中。事實上，我就是其中之一。為了給我們辯護，我要說一句，盡管我們無法行動或無法有效地行動以直接支持鬥爭的事業，但我們也沒有視而不見。實際上，它一直讓我們不能不密切關注。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從一係列嘗試和失誤中也認識到，對我們來說，所能提供的最有效服務是間接的。1

對於有些作家來說並非如此。他們如騎士般英勇地投入鬥爭，運用他們的力量去傳播緊急的宣傳，甚至拿起武器去為這事業而戰鬥。如果他們具有合適的能力，並且他們所服務的具體鬥爭事實上是保衛（或創造）文明的偉大事業的一部分，他們當然是在從事有價值的工作。此外，他們也可能贏得豐富的經驗和人道的同情心，因此也能大大提升其文學能力。但是他們工作的迫切意義也可能蒙蔽他們，讓他們看不到即便在危機時代保持和拓展那種也許可以在形而上學上稱為“人類種族自我批判的自我意識”者，也就是在與其他萬物的聯係中，將人類生活視為一個整體的努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這就需要一種意誌，盡可能放下一切人類的偏見，去看待人的一切事務、理想以及理論。那些陷入鬥爭之中的人，雖有偉大和正義的事業，卻難以避免黨派的偏向。他們以高貴的方式放棄了某種超脫的立場，某種冷靜評估的力量，而這正是人類最為寶貴的能力之一。在他們看來，這也許正是理所當然的，竭盡全力的鬥爭更需要投入，而不是超脫。但是一個人若把這一事業放在心中，在對人的忠誠之外，也必須努力保持一種更加冷靜的精神。也許嘗試將我們動蕩的世界放在浩瀚群星的背景下去看待，最終可能會增強——而不是減弱——目前人類所麵臨的危機的意義。它也可能增強我們對於彼此的博愛。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嘗試畫出一幅草圖，描繪想象中萬物的整體，它森嚴可畏而又充滿活力。我知道，這是一種極為潦草簡略的草圖，宛如孩子氣的荒唐漫畫，即便以當代人類的經驗來看也是如此。在一個更為冷靜和智慧的時代，也許這本書看起來就是胡言亂語。但它盡管簡陋粗糙且遠離實際，但或許並非與現實全然無幹。

冒著同時激怒左翼與右翼的危險，我時而會使用一些來自宗教的特定概念和詞彙，並且嘗試根據現代的需要進行詮釋。諸如“精神的”和“敬拜”這類雖說遭到曲解但仍有價值的詞彙，對左翼來說幾乎像是右翼眼中老式的色情用語那樣淫邪，它們意在提示一種體驗，容易被右翼濫用，也容易被左翼誤解。這一體驗應該說包含一種超脫，從一切個人、社會和種族的目標中超脫出來。當然並不是說，它會讓人去反對這些目標，而隻是能夠讓他以一種新的方式去評價它們。這種“精神生活”看上去本質上是一種努力，要去發現以及運用與我們的經驗整體事實上相適應的態度，正如看到一個身材健美的人，自然會令人感到傾慕。這一事業能夠讓意識變得更澄明、更精細，因此對行為也大有裨益。的確，如果這種高尚的人性化經驗除了某種對於命運的誠敬之外，並不產生出決斷的意誌以服務於我們蘇醒的人性，那也不過是暗藏陷阱的鏡花水月而已。

在這篇序言的最後，我必須對L.C.馬丁教授2、L.H.邁爾斯先生3及E.V.裏烏先生4表示感謝，他們提供了許多切實中肯而有益的批評，我據此重寫了許多章節。即便是現在，我也猶豫要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和這樣一部離經叛道的作品聯係起來。如果用小說的標準來判斷，它是相當的糟糕。事實上，它也根本不是小說。

關於人工行星的一些創意來自J.D.貝爾納引人入勝的小書《世界、肉身與魔鬼》5。希望他不至於太反對我對這些觀念的處理。

還有我的妻子，我必須感謝她對書稿的校對，以及感謝她的存在本身。

在本書的最後，我附上了關於量級的注解，這也許能幫助那些對天文學不太熟悉的讀者閱讀此書。那幾張非常簡略的時間圖表也許能供讀者們一笑。

O.S.

1937年3月

1 在1937年初，作者所說的鬥爭，具體是指當時的西班牙內戰（1936—1939）。斯特普爾頓是明確站在左翼共和國政府一邊而反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的。他也並非如序言中所自責的那樣置身事外，而是協助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向馬德裏運送物資、安置西班牙難民等。

2 L.C.Martin，利物浦大學英文係教授，主攻十七世紀玄學派詩人，他也是斯特普爾頓的鄰居和朋友，斯特普爾頓的幾乎所有作品發表前都會請他過目。

3 L.H.Myers，英國小說家，主要作品為描寫印度的《根與花》（The Root and the Flower）三部曲。他是這一時期斯特普爾頓最為交好的文友之一，他非常關注《造星主》的寫作進程並提出過許多修改意見。1944年自殺身亡。

4 E.V.Rieu，斯特普爾頓在牛津時的同班同學，後任職於梅休因出版社，也是其大部分作品的編輯。

5 John Desmond Bernal（1901—1971），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生物化學家和科普作家，愛爾蘭裔，1929年出版《世界、肉身與魔鬼：探詢理性靈魂三個敵人的未來》。在書中，他提出了可以在太空建立中空球體作為人類永久居所的設想，後來被稱為貝爾納球（Bernal Sphere），斯特普爾頓在本書中吸收和改編了這一點子，見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