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普爾頓及其《造星主》

《造星主》（Star Maker）是英國科幻作家和思想家奧拉夫·斯特普爾頓的代表作，出版於1937年。這是一部形式和內容都極為奇特的作品，作者在自序中稱“如果用小說的標準來判斷，它是相當的糟糕。事實上，它也根本不是小說”。這個說法無疑過於謙卑，但這部作品的確可謂遠離一般小說的類型：故事線極為單薄，幾乎沒有人物可言，整章整章恣意狂野的想象和描繪，間雜著對社會與人性的大段諷喻與政論，最後是不知為狂想抑或是哲學論文的晦澀描寫。

然而這樣一部古怪的作品，卻一出版就受到了知識界的矚目，得到了維吉尼亞·伍爾夫、羅素和博爾赫斯等文化巨擘的盛讚。在科幻領域更是高山仰止，著名科幻作家布萊恩·奧爾迪斯（Brian Aldiss）稱其為“遠遠高翔於科幻小說的標準之上”“科幻小說偉大的灰色聖典”1，科幻史家亞當·羅伯茨（Adam Roberts）也以一種超越研究者客觀冷靜態度的熱情讚美，稱之為“即使以最溢美、最高級的詞彙來形容也還嫌不夠的一部小說”“一部史無前例也無法超越的卓絕之作”2。

但《造星主》的命途也是大起大落，雖然出版時得到廣泛讚譽，但又相對地被遺忘了很長時間，直到二十世紀最後幾十年才重新被“發現”，成為公認的一代經典。而因種種原因，八十餘年後的今天，中國讀者與相關學界對斯特普爾頓及《造星主》仍較為生疏，許多資深科幻迷幾乎未曾聽過斯特普爾頓的名字，《造星主》也從未在華語世界正式出版。因此在這一中文版麵世之際，對於本書作者及這部科幻史上的絕世奇書的基本情況，在這裏或有必要稍做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一、奧拉夫·斯特普爾頓的早年生活

威廉·奧拉夫·斯特普爾頓（William Olaf Stapledon，1886—1950）於1886年5月10日生於英國柴郡的沃勒西鎮（Wallasey，Cheshire），毗鄰大港利物浦，他父母的家庭數代都從事海運業，家境優渥。他能夠呱呱墜地，和中國有一點難以形容的淵源：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因在鴉片戰爭後負責對華運兵事宜相識，成為世交。1878年，他的父親威廉·斯特普爾頓拜訪他的外祖父，對其女兒艾米琳·米勒（Emmeline Miller）一見鐘情。艾米琳比威廉大八歲，是一名具有宗教熱情、熱衷討論社會問題的知識女性，師從大思想家約翰·拉斯金。因年齡差距等問題，二人的感情進展不無磕絆，但終於在1884年完婚。翌年，艾米琳懷孕，當時她正在讀卡萊爾的《古代挪威諸王傳》，兒子出生後，便以挪威人常用的“奧拉夫”作為中名。後來大概為了避免和父親混淆，這個孩子一直被叫成“奧拉夫”，正式的名字“威廉”反而不用，以至於很多人誤以為他是北歐人。

因為父親工作的緣故，奧拉夫五歲以前主要居住在埃及蘇伊士運河河口的塞德港。他的父親威廉雖未受過高等教育，但酷愛讀書，尤其關注科學新知，頗具理工男的氣質，在奧拉夫小時候就孜孜不倦地對他進行科學啟蒙。在人生的最早期，有兩件事深刻地影響了他的一生，一是父親教他用天文望遠鏡觀看星空，引起了他對於天文學和宇宙星辰的濃厚興趣，並保持終生；二是當時家裏養了一條㹴犬，幼年奧拉夫不懂得人和動物的區別，把它當成和自己一樣的同伴，從心底接受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同樣具有智慧的觀念。塞德港處於東西方交通樞要，運河上千帆競航，街上可以看到各色人種往來，也培養了他的世界主義精神。這些都在他後來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記。

因為不適應埃及的生活和健康問題，1891年，艾米琳帶奧拉夫回到英國，和威廉長期分居，奧拉夫也就成為二人唯一的孩子。奧拉夫一直思念著遠在埃及、難得回國的父親。和父親的書信交流成為他童年和少年時的一大精神寄托。1901年，威廉回到英國定居，但第二年，奧拉夫就奉母命進入阿伯茨霍爾摩學校（Abbotsholme School）寄宿讀書，這是按照她導師拉斯金的理念建立的一所實驗性學校，重視自由思考和手工實踐，對奧拉夫的影響也很深。

1905年，奧拉夫被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錄取，主修近現代曆史。在牛津時，奧拉夫深受他的一位老師，左翼曆史學家亞瑟·利奧奈爾·史密斯（Arthur Lionel Smith）教授的影響。史密斯教授主張社會改革和關注底層民眾，創辦了一個旨在幫助當地窮人孩子的社團。牛津大部分學生對此反應冷淡，但奧拉夫積極投身其中，做了不少工作。對於底層人民的同情和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心成為奧拉夫終身的誌業。另一方麵，他讀書廣博，思想也天馬行空，現存最早的幾篇文章就是在牛津時期寫作的，一篇是討論對人進行基因改造的可能性，還有一篇是論證聖女貞德聽到上帝召喚背後的心理動因。這些文字視角奇特，已略展露出科學、幻想與哲思結合的怪才，但並不符合學院派路數。奧拉夫最終以二等生的成績畢業。

1909年，奧拉夫畢業後，短暫地進入曼徹斯特一所文法學校教書，但他對管教兒童束手無策，一年後辭職。此後，他一度接受了家庭安排，回利物浦進入父親的航運公司工作，主要負責記賬。雖然收入理想，靠父親的蔭庇升遷也不是問題，但他厭惡賬房工作，屢屢出錯，心情十分苦悶。

此時，英國工人運動正風起雲湧，奧拉夫早有對社會事務的關心，在生活中也感受到了尖銳的階級矛盾，更通過廣泛的閱讀接受了左翼思想。他在業餘時間加入了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為工人們傳授文化知識，竟感到如魚得水。1913年，奧拉夫不顧家人的反對毅然辭職，專職在工人教育協會擔任講師，雖然薪水縮減了不少，但他頗為適合這項工作，充滿幹勁。他也走訪了許多工人家庭，了解了不少下層民眾的疾苦。奧拉夫一直以來對文學很感興趣，此時也將對社會的關注投射在文學追求上，寫了許多自由體詩歌。在父親的資助下，他在191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一部薄薄的《當代詩篇》（Latter-day Psalms）。不過，奧拉夫的詩才隻能說平平無奇，這部詩集並沒有引起文學界的任何反響。

同一時期，奧拉夫的感情生活有了重大的突破。他的表妹艾格尼斯·澤娜·米勒（Agnes Zena Miller），比他小八歲，住在澳大利亞的悉尼，在1903、1908和1913年數次回英國探親。奧拉夫漸漸喜歡上了這位恬美文靜、頗具藝術造詣的小表妹。1913—1914年間，剛滿二十歲的艾格尼斯在英國和歐洲遊曆，奧拉夫也常常陪同在側，二人情好日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艾格尼斯被迫和家人一同返回澳洲，隻能靠書信與奧拉夫維持聯係。但別離卻增加了二人之間的情意。1915年，艾格尼斯在書信中接受了奧拉夫的求婚，但因為戰爭影響，二人隻能遠隔重洋鴻雁傳書。

奧拉夫鴛盟雖訂，但眼前的戰爭卻提出了更嚴峻的考驗。他的許多同學和友人都已入伍參戰，作為和平主義者，奧拉夫反對戰爭，不願拿起武器去歐洲殺戮。但他也並非貪圖後方的安逸，更不願被人看成是懦夫，而希望在戰亂中做些什麼。最後他選擇加入了貴格會建立的友人救護車隊（Friends’Ambulance Unit），這是一個旨在救死扶傷的和平組織，負責在戰場上運送和救治受傷的士兵與平民，雖然不需要拿起武器，但危險程度比起軍人來不遑多讓。奧拉夫奔赴法國和比利時前線，穿梭於槍林彈雨中，同事中有數人犧牲，但他有驚無險，還獲得了法國政府頒發的十字勳章，以表彰其勇敢。

比起之前的和平環境，戰場的血腥與殘酷給了奧拉夫莫大的刺激。他從未對子女談起過一戰的經曆，但將這些體驗投射到了幾部代表作裏，在《造星主》中就不難看到一戰留下的陰影，“另一個地球”上的大戰就是一戰的折射，連毒氣戰都是奧拉夫親自經曆過的。對奧拉夫來說，更為深層的思想衝擊是看到各國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包括他的許多同學和朋友——因為莫名的國族仇殺而隕落沙場，這一切到底是為什麼？如果有神的話，為什麼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如果沒有，那麼人與文明的生生死死又有什麼意義？這種靈魂中的傷痛之問，一直回蕩在《造星主》的宇宙中。

戰後，奧拉夫回到英國，搬到利物浦邊上的西科爾比小鎮居住，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軌。他重返工人教育協會當教師。1919年，闊別五年的未婚妻艾格尼斯前來英國和他完婚，新婚宴爾，感情十分甜蜜。翌年，艾格尼斯生下了一個女兒，後來又生了一個兒子。嬌妻愛兒，一家其樂融融。

但是在內心深處，奧拉夫又遇到了更深的危機。他曾經夢想戰後世界會變得更好，並寄希望於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國際聯盟的成立。然而，蘇俄被各國所敵視和幹涉，其他國家也亂局頻仍，政客各懷私心，國聯一盤散沙。《巴黎和約》對德國掠奪過甚，埋下了下一場戰爭的種子……他工作的工人教育協會宗旨是讓工人受到高雅文化的熏陶，但莎士比亞也改善不了工人的貧苦生活。奧拉夫越來越懷疑，這種教育真的能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嗎？

在精神苦悶中，奧拉夫三十多歲時又回到了學校。從1921年開始，他在利物浦大學哲學係攻讀在職博士，一邊繼續在工人教育協會工作養家，一邊深入研究哲學和心理學。讀博期間，奧拉夫和一個中國留學生張國傑（音譯）很談得來，對中國文化也產生了敬意。在《最後和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en）中，中國以世界古老智慧的守護者形象出現，成為未來世界的領導者之一，並與美國所代表的資本力量對峙。

1925年，奧拉夫獲得博士學位，但利物浦畢竟不比牛津劍橋，他的年紀也不占優勢，想在大學申請教職，卻屢屢碰壁。有個別偏遠的學校發來邀請，但拖家帶口實在不便，隻好窩在利物浦大學給導師當助教。奧拉夫寄希望於靠自己的學術專著打出一片天下。1929年，基於他博士論文的專著《現代倫理學理論》由梅休因（Methuen）出版社出版。奧拉夫在書中試圖將心理學、生物學等現代科學的發展成果引入倫理學，提出新的理論，令學界頗有耳目一新之感，不過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奧拉夫走的並非正統的哲學分析路數，雜糅過甚，引不起太多重視。雖然受到一些好評，但一本影響有限的專著和幾篇二三流期刊的論文並沒有讓他在哲學界打開局麵。時至今日，哲學史上也很難找到斯特普爾頓之名。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奧拉夫也在繼續戰前對文學的探索。他寫了很多詩歌，投去各文學刊物。雖然在地方刊物上發表了不少，也受到個別文壇大腕的欣賞，但和他的學術生涯類似，始終不成氣候。在哲學和文學上發展受限，一方麵是因為奧拉夫僻處外省，又拙於社交，打不進相關的核心文化圈；另一方麵，他的稟賦偏奇，也的確不易適應這些領域的許多要求。所以到了四十多歲，奧拉夫還隻是無名之輩，眼看人生大概也就如此而已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奧拉夫忽然找到了，或者說創造了自己真正的發展方向，創造力猛然間如山洪迸發。

二、斯特普爾頓的創作生涯與主要作品

至少從一戰時期開始，奧拉夫就想寫一本書，囊括宗教、科學、哲學等諸多領域的思考，並且與沉重的社會現實問題結合起來。隻是他一直沒有找到表達自己思想的途徑，最初是想寫一篇長詩，後來又想寫一部學術論著，都沒有成功，隻留下一些晦澀難懂的廢稿。

1928年夏（一說1926年），奧拉夫和艾格尼斯在威爾士的一處海岬度假，當他登上一座山頭、回望山下時，看到海邊水中的一些礁石上有許多海豹棲息，遠遠看去，動作有些像是畸形的人。忽然間無數念頭紛至遝來，奧拉夫靈感乍現：在山頂俯視山下，猶如回顧人類發展的曆史，站在製高點才能看得分明。奧拉夫想到，可以寫一部從遙遠未來回望人類發展曆程的作品，其中將演變出千奇百怪的人類，就像遠處的那些“海豹人”一樣奇特。

奧拉夫花了一年左右時間，完成了這本書，題為《最後和最初的人》，以二十億年後“最後的人”回顧曆史的形式，講述人類未來千變萬化、但終歸毀滅的發展曆程，於1930年由梅休因出版。這部作品出版之後，很快以其新穎性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注意，著名文學批評家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和班內特（Arnold Bennett）都對其讚譽有加，未來的首相丘吉爾也十分稱道。更有許多小讀者一拿起來就放不下，一口氣讀完，其中就包括若幹年後的科幻大師、當時才十幾歲的學童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克拉克多年後甚至還記得這本書當時在圖書館裏所放的位置，是斯特普爾頓讓他走進了科幻的殿堂。3

這部作品的成功，用好評如潮都不足以形容，確切地說，大部分讀者感到的是從未有過的震撼。既從未有過這樣的形式，也從未有過這樣的內容。吸引讀者去看的，首先大概是關於未來幾百年政治與社會發展的預測，但他們很快發現，這部書時空跨度的宏偉遠超過之前的一切科學預測和科幻小說，而人類在太陽係各個星球上演變出十幾個人種和許多種社會形式的細節，不僅想象豐富瑰麗，而且綜合運用了天文學、地理學、化學、生物學、心理學、哲學、曆史學等許多學科的知識，就當時的認識來看，新穎奇妙而不失真實，令人讀後幾乎分不清現實與虛構。

引起轟動之後，許多讀者不免都拿奧拉夫和當時的科幻巨擘H.G.威爾斯相提並論，甚至有人說奧拉夫的想象力要勝過威爾斯。這一論斷部分是因為《最後和最初的人》中專門有兩章講述對火星人的想象和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情節，似乎是有和威爾斯相比拚的意思。書中的火星人是細微病毒狀生物組成的雲團，奇詭怪誕之處，的確要勝過《世界之戰》中操縱三足機器的小怪物。當然，奧拉夫很明白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除去《世界之戰》外，《最後和最初的人》在靈感上也受到威爾斯《世界史綱》的巨大影響。他給威爾斯寫了一封極恭謹客氣的信，表達仰慕之情。威爾斯剛讀過此書，也極為看重，立刻熱情地回信，兩位科幻作家自此訂交，書信不絕達十年之久。威爾斯甚至一度將奧拉夫視為自己的衣缽傳人。但奧拉夫為人很有主見，不願處處附和威爾斯的觀點，對威爾斯的新作也常在讚美之餘給出直言批評，最終因見解不合，二人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關係轉為冷淡。

奧拉夫一舉成名後，受邀到各地演講，還上了BBC，在公眾眼中幾乎成為未來的代言人，奧拉夫也開始宣傳自己理念中的理想社會。利物浦大學本來根本沒考慮聘請這位自己的博士，此時看奧拉夫炙手可熱，又打算給他終身教職。這本來是奧拉夫一直渴望的，但他此時已經擬訂了許多創作計劃，感覺兩頭無法兼顧，為了專心創作，還是謝絕了，從此放棄了學院生涯，走上職業作家的道路。

奧拉夫的第二部幻想作品，是《最後和最初的人》的續篇，這也是出版社的建議。但是二十億年的曆史都講完了，還怎麼寫呢？奧拉夫還是想出了一個主意，這部出版於1933年的小說題為《最後的人在倫敦》（The Last Man in London），沿用了前作的設定，講述了一個二十億年後的未來人附身在一個當代男人保羅（原型就是奧拉夫自己）身上，用未來的眼光去看當代社會。但這部作品並不如前作成功。大概《最後和最初的人》的讀者想要看到的是未來世界的震撼奇觀，也期待續作中提供更多驚奇，結果大部分內容隻是當代一個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曆，不免失望。

奧拉夫之後的一部科幻作品是1935年的《怪傑約翰》（Odd John），講述一個智力超常的天才少年約翰和同伴們在一座島嶼上創造了一個理想的烏托邦，但最後被人類聯合的力量所絞殺。這部作品要成功得多。後世的許多名作，如西奧多·斯特金的《超人類》（More than Human）和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終結》（Childhood’s End），都受到《怪傑約翰》的深刻影響。它也被視為“超人”科幻小說的鼻祖。

奧拉夫的第四部科幻作品即是《造星主》，出版於1937年。其具體內容，我們留到下一節再詳述。但可以說，《造星主》是奧拉夫寫作最為艱難的一部作品，從1933年寫到1937年，中間數易其稿。這既有內容和思考本身的艱深，也有家庭變遷的影響（奧拉夫的父母此時先後去世），更牽涉到當時動蕩的世界局勢。隨著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德國和西班牙先後上台，世界再一次被大戰的陰雲籠罩。奧拉夫並非在書齋中不問世事，此時也積極參與了很多社會政治活動。他一邊堅持和平主義理念，一邊反對法西斯，同時又反對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號召殖民地獨立。這給他招致了許多論敵，奧拉夫也花了不少力氣投入到這種政治論戰中，耽誤了創作。

《造星主》於1937年6月出版後，受到了知識界幾乎一致的好評。《泰晤士報》預言，它必將成為這一時代的經典。著名文學家維吉尼亞·伍爾夫予以盛讚，說這是自己一直想寫卻寫不出來的作品。大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此前哲學界對奧拉夫從未有過注意——也十分讚許其中宗教觀念的通達高明。當然也有反對的聲音，信仰虔誠的C.S.劉易斯就抨擊《造星主》表達了“邪惡”的宇宙觀，並隨即撰寫了著名的“空間”三部曲弘揚基督教精神——其實，這也表明了《造星主》的思想衝擊力。

但另一方麵，《造星主》的銷量卻至多隻能說是平平。首印2500冊雖然售罄，後麵也小規模加印幾次，但終奧拉夫有生之年，也沒有超過5000冊。這種口碑和銷量的反差十分耐人尋味。筆者以為，原因首先是時機問題。世界大戰在即，國際局勢瞬息萬變，小說出版後不到一個月，日本即發起侵華戰爭；1937年年底，德、意、日通過《反共產國際協定》確立三國軸心。這種局勢下，一般讀者恐怕沒有閑情逸致關注關於宇宙遙遠未來的奇想。當年，《最後和最初的人》通過對近未來的詳細預測吸引了大量讀者，但在《造星主》的千億年宇宙史中，卻幾乎沒有人類的故事，正如世界文明史不會包括某個叢林角落裏一窩螞蟻的曆史。

另一方麵，這部書不僅遠離通常小說的故事套路，而且許多概念和理論都過於超前：科學上，涉及從宇宙大爆炸到時空曲率等當時一般讀者毫無所知的奇異新知；哲學上，它吸納和融合了斯賓諾莎、柏格森和懷特海等人的形而上學觀念，甚至有很多神學的思考，雖然能為知識分子所激賞，但一般讀者卻是望而生畏的。

相當諷刺的是，《造星主》之後，奧拉夫在1939年又出版了一部通俗的哲學讀物《哲學與生活》（Philosophy and Living）。這本書完全沒引起評論界的注意，但在讀者中倒是很受歡迎，幾年內賣出了將近十萬冊，超過他的任何一部小說。

1939年，二戰全麵爆發。奧拉夫放棄了長期的和平主義思想，主張對納粹德國予以堅決還擊。他參加了當地防範德軍轟炸的守夜工作，還想報名參加民兵組織，不過因為年紀太大而被謝絕。雖然戰事緊張，倫敦等地連連遭遇轟炸，但西科爾比地方僻遠，未被直接波及，奧拉夫的處境還算安全，有條件繼續埋頭著書。但他在戰爭中也義務擔任教師，參加了軍隊組織的為士兵開辦的文化課程。戰時條件艱苦，士兵們士氣低落，覺得朝不保夕也無心學習，奧拉夫設法說服他們，要明白為什麼而戰，作戰與犧牲才有意義。他認為，戰爭既是磨難，也是契機，也許他所追求的理想社會能夠在這場戰爭中孕育出來。

二戰期間，奧拉夫出版了三部幻想作品。1941年的《黑暗與光》（Darkness and the Light），這是一部較早涉及平行宇宙概念的作品。在小說中，世界的未來分成了兩個，一個納粹統治的黑暗未來，一個東方思想拯救世界的光明的未來。1944年的《老人在新世界》（Old Man in A New World），講述二十世紀末一位老人遊曆已建成的烏托邦的故事。

而最具長久價值的一部小說，是同樣出版於1944年的《天狼星》（Sirius）。這是奧拉夫作品中情節和人物最強、最為“小說”的一部。故事講述一條小狗“天狼星”經過智力提升，具有人類級別的智商，在人類社會中的種種經曆和思想。這部作品的靈感來源之一，正是上麵說到的奧拉夫幼年時在埃及養的㹴犬，他讓自己幼年的夥伴在小說中複活了。但這部作品遠不是一個孩子的童話，而具有令人爭議的先鋒性——他描繪了天狼星和一個人類女孩之間跨物種的禁忌之戀，因此遭到長期合作的梅休因出版社退稿。奧拉夫加以刪改後，才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後來，在科幻文學史上，《天狼星》和《最後和最初的人》《怪傑約翰》《造星主》並列，被認為是奧拉夫的四大傑作之一。

二戰結束後，世界方百廢待興，未來冷戰的序幕又徐徐拉開。尤其是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的原子彈，宣告了一個人類具備自我毀滅能力的時代到來。奧拉夫因為《最後和最初的人》及《造星主》中都預言過恐怖的原子能武器而又被報章提起，但對他來說卻無絲毫得意。他預計原子彈的性能還將大為提升，很快就能夠毀滅地球，並且各大陣營都會擁有，因此更加憂心未來。戰後幾年，奧拉夫的生活重點逐漸轉向社會活動，他和一些知識分子一起，奔走於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在各國舉行會議和演講，宣傳和平理念，希望能夠為挽救人類的未來盡一份力。當然，這並沒有多少實際作用。

這一時期，奧拉夫主要的作品包括1946年的《死亡進入生命》（Death into Life），講述二戰期間一個士兵死後，精神進入某種宇宙的心靈感應的故事；1947年的《火焰》（The Flames），設想一種熱核反應中生存的火蠑螈生物（曾在《造星主》中出場）在核武器時代來到地球；以及1950年的《分裂之人》（A Man Divided），在書中一個人分成兩個，追尋不同人生，反映出此時奧拉夫在寫作與社會活動之間的搖擺。這些作品相對短小，成就不能和上述四部傑作相比。另外，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奧拉夫還寫了多部政論和大眾哲學書籍，本文不過多介紹。不過，其中的主題大都和建立烏托邦或理想社會息息相關，這也是《造星主》中最為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奧拉夫留下的筆記表明，他還有很多創作計劃，不過他沒有更多的機會了。1950年9月6日，奧拉夫·斯特普爾頓在和家人共進晚餐後，因突發心臟病，極其意外地猝死於卡爾迪山的居所，終年64歲。

雖然在三十年代奧拉夫曾名噪英國，其代表作也得到知識界的很高評價。但因為劍走偏鋒，無法被納入主流文學的話語體係，加上大戰對文學活動的摧殘，他漸漸遠離了文學圈。奧拉夫雖然和威爾斯交好，對早期科幻作品也涉獵頗多，但和同期美國“黃金時代”的科幻作家群互不了解，也沒有讀過美國科幻雜誌。總體上，他也未進入當時美國科幻圈的視野，而後者才是未來數十年世界科幻發展的重心。因此去世後，他竟一度為世人所遺忘。

不過，奧拉夫直接影響了下一代的英國科幻作家，如阿瑟·克拉克和布萊恩·奧爾迪斯都是讀著他的作品長大的忠實追隨者——1948年，已經三十出頭的克拉克擔任英國行星宇航協會主席，邀請過童年偶像前去演講，兩代科幻大師有過珍貴的一麵之緣。克拉克成名後，也在許多場合提到過奧拉夫對他的影響。奧爾迪斯在二戰期間接觸到奧拉夫的作品，是他去世後最熱心的門徒之一，直接促成了他一係列作品的再版。另外，美國作家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也受到奧拉夫的深刻影響。

奧拉夫去世十餘年後，隨著科幻文學的蓬勃發展，其作品逐漸再版，也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受到越來越多關注。他那豐富瑰麗的想象在新一代讀者的腦海中複生，影響了之後的幾代人。如斯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和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一些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後登場的科幻作家，作品中也明顯打上了奧拉夫的精神印記。至於普遍和間接的影響，就更不可勝計了。《科幻百科全書》中指出，奧拉夫“提供了很多原創的和開拓性的思想，為平行世界、外星殖民、宇宙學、賽博格、群體意識、永生、怪獸、變異和時間旅行等許多主題做出了貢獻……直接和間接影響了許多現在已經滲透到整個科幻類型的概念的發展，這種影響可能僅次於H.G.威爾斯”4。這一評價的分量不言而喻。5

三、《造星主》中的科學、幻想與哲學

在奧拉夫·斯特普爾頓的所有作品中，最為著名的曾是《最後和最初的人》，但公認成就最高的是《造星主》。

《造星主》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其出版的二十多年前，可以說，奧拉夫一戰期間夢想的那部囊括宇宙、生命和一切的作品，與其說是《最後和最初的人》，不如說是《造星主》。二者在最初的設想中或許其實是一體的，《造星主》和《最後和最初的人》在同一個世界觀下，可以說既是續作，又是前傳——當然閱讀本書並不需要先閱讀《最後和最初的人》，他在書中隻是隨手一提後者，因為按奧拉夫的設定，人類的曆史對宇宙其他部分來說，沒有任何影響。

但實際上，《造星主》不可能早二十年寫成，隻有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後，人類知識的土壤才成熟到可以孕育這樣一部作品。

在十九世紀末，人類對於宇宙還缺乏完整的概念，隻是模糊地知道太陽係位於巨大的銀河係中，至於銀河係的大小、群星的遠近、太陽的位置等都沒有正確的知識，更不用說宇宙本身的性質和起源了。二十世紀的到來掀起了天文學和宇宙學中繼哥白尼之後最偉大的革命：1905年，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1916年，他提出更奇異的廣義相對論，以革命性的時空觀念，為理解宇宙奠定了物理學基礎。

也是這一時期，亨利埃塔·勒維特在1908年發現了造父變星的周光關係，指出從其周期長短可以推算出絕對星等，因此能夠作為“標準燭光”測算天體的距離。哈羅·沙普利和赫伯·寇提斯等人開始測算銀河係的大小和其他星係的遠近，經過二人在1920年的“大辯論”和後來加入論戰的愛德溫·哈勃的研究成果，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人們已經公認，銀河係隻是諸多星係之一，在銀河係外還有許多相距數百萬光年的河外星係存在。哈勃隨即發現了河外星係的紅移，證明各星係在相互分離。據此，喬治·勒梅特在二十年代末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理論：宇宙在持續的膨脹中。宇宙大爆炸的概念也閃亮登場，結合哈勃同時提出的星係演化學說，整個宇宙的發展曆程開始變得清晰可辨。

另外，二十世紀初，皮克林主導的哈佛天文台提出了對恒星的正確分類，令E.赫茨普龍和亨利·羅素於二十世紀一零年代提出赫羅圖，展示出恒星演化曆程，也令人們開始明白，似乎大同小異的恒星，其實彼此年齡和大小相去甚遠，並且每顆恒星從生到死都要經曆若幹階段。1920年，赫茨普龍量出了參宿四碩大無朋的直徑；1926年，愛丁頓發表了《恒星的內部結構》，基本正確地揭示出恒星的構造和內部核反應機理，這樣群星的本質終為人類所知曉。

奧拉夫的少年到青壯年時期見證了科學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係列發現以及整個現代宇宙觀的建立，作為資深的天文學愛好者，他的想象力被極大地激發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他曾嘗試寫作一組“宇宙組詩”，但很快發現，詩歌的句法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表達這個新宇宙的浩瀚磅礴。《最後和最初的人》之後，奧拉夫找到了方向。1937年，曆經四年寫作的《造星主》問世了，它融上述天文新知於一爐，並和對宇宙的終極拷問結合起來，雖沒有詩歌的形式，但在精神上卻更像是一部科學版的《神曲》。雖然近一個世紀後，《造星主》中大部分科學內容已經為一般有科學素養的讀者所了解，但閱讀時仍會感到震撼。隻因作品中所蘊含的力量，來自宇宙的浩瀚與神秘本身。

（注意！本節以下內容涉及劇透）在《造星主》的開篇，一天夜裏，“我”感到心中“苦悶”，登上家附近的一座小山散心，烏雲散去，露出星空——這的確是千萬年來，第一次向人類充分展現的星空本身。“我”仰觀宇宙，思索生命與宇宙的奧秘，竟被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推動，飛升到太空之間。從此，作為沒有身體的心靈，“我”遍遊銀河，觀億萬種族的興衰，看宇宙星河的生滅，經曆了無盡洪荒歲月。

這種夢幻旅行的形式，在今天的科幻小說中很少見，但卻是更古老的幻想文學經常采用的手法，比如《聖經》中的先知經常在夢境中被招引而前往天國，見到上帝。在最早的科幻小說之一，開普勒的《夢》（1634）中，人們被由意念推動的“精靈”帶到月球上。可能與《造星主》直接相關的，是威爾斯一部不太為人所知的短篇小說《手術刀下》（1896）：主人公在手術中瀕臨死亡，也在某種幻覺中靈魂離體，遊曆了宇宙。當然，此時的宇宙圖景還十分模糊。

像同時代的科幻作家一樣，奧拉夫當然明白火箭和宇宙飛船能夠進行太空旅行，在書中他不僅討論了火箭旅行，甚至談到了更為宏偉雄奇的實體旅行方式：讓整顆的行星或恒星飛向其他星係。但精神旅行令主角能夠更加快捷自在地在大宇宙的浩瀚時空中移動，見聞種種不可思議，並以想象踵事增華，提供極具畫麵美感的詩意描寫：

當我們進行無身體飛行的技巧越來越精進時，我們也就發現在星空間自在遨遊有著無盡的歡樂。我們同時體驗到了滑行與飛翔的樂趣。一次又一次，我們在雙星之間沿著“8”字形軌道來來回回，純粹隻是為了好玩。有時候，我們長久佇留不動，在近處觀看一顆變星的明暗交替。我們經常衝入一片擁擠的星團，在其千萬恒星之間滑行，恰如行駛在城市的燈火之間。我們也經常掠過星際氣團白光淡淡、雲氣翻騰的表麵，或者穿梭於羽毛般的細條和雲柱之林；又或者深入迷霧內部，發現周圍除了些許光輝外，一無所有。有時候，毫無預警之下，黑暗的塵埃團會一口吞掉我們，把整個宇宙遮擋起來。有一次，當我們穿行於一片星辰密集的所在時，一顆恒星忽然爆發出強光，成了一顆“新星”。這顆星的周圍是一片無光的氣體，因此我們實際上看到了恒星爆炸所輻射出的光球在不斷擴展。我們既然是以超光速飛行，這光球通過周圍氣體中的反射變得可見，看上去就像是一個膨脹的明亮氣球，隨著變大而逐漸暗淡下來。（第四章）

毫無疑問，這種想象的畫卷中，有著科幻精神根基處最本真、最原發的驚異與自由。它令剛剛被發現的陌生廣袤的宇宙，成為人類精神馳騁冒險的草原。

在這個嶄新宇宙中，“我”遇到的不隻是群星，也是千奇百怪的生命形式、製度奇特的文明社會、難以理解的神級技術……這裏有數不勝數的奇思妙想，相關的描述雖簡潔，但極為豐富密集，堪稱科幻想象的寶藏。

《造星主》中的科幻想象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對C.S.劉易斯的反麵影響姑且不論，最為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物理學家弗裏曼·戴森少年時讀到了一本破舊的《造星主》，其中一段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與此同時，它設想出千奇百怪的實踐計劃，以之前無法想象的規模利用能量來滿足自己。現在，每一顆恒星身周都披上了紗網，那是捕獲光能的裝置，將散射的恒星能量用來為智慧的目的服務，因此整個銀河係反而暗淡了下去。（第十章）

這令戴森靈感大發。多年後，戴森正式提出在恒星外建造球殼以充分吸收恒星能量的設想，也就是所謂的戴森球。但戴森承認，這一設想實則應該歸功於《造星主》的作者。6因此戴森球也被稱為斯特普爾頓-戴森球。

其實，戴森球隻是本書中如星海般璀璨的無數創意之一。影響，或至少遠遠領先於後世的，還有許多數不勝數的例子：另種人的全感官廣播，如同預演了《黑客帝國》的基本劇情；各種奇特的生物形態，可能啟發了《星船傘兵》《重力使命》《深淵上的火》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外星人形象；“帝國”用原子武器遠程摧毀行星，想必會令讀者想到《星球大戰》中恐怖的死星……《科幻百科全書》認為斯特普爾頓對後世科幻的影響僅次於威爾斯，並不誇張。

即使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之後，其中的科幻創意也未成為老皇曆。許多精彩設定放在今天也絕不遜色，以當代中國科幻作品為例：本書中提出能夠通過一係列火箭推動，讓一顆行星脫離自然軌道，以高速被發射到外層空間，令人想起劉慈欣《流浪地球》中的基本設定（本書更周到的是，行星還帶了一顆小太陽）；《三體》中極為高概念，隻是驚鴻一瞥的“二維時間”，在本書中已有過更詳細的構想；而設想宇宙有一個四維空間中的“球心”，在其中宇宙之至高秘密存焉，和王晉康2019年的力作《宇宙晶卵》若合符節……這裏當然不是主張這些作品都曾受到《造星主》的啟發，但足以證明本書中的科幻想象具有超越時代的深邃和活力。

不過，想象上的海量創意隻是《造星主》的成就之一，遍布全書的社會關懷和哲學思考是另一個不可忽略的亮點。

來自古老宗教文學的精神旅行方式，並非隻是為了方便遊曆宇宙的設置，而是關乎作品的內在主旨。《造星主》中設定，宇宙中有一種泛精神的心靈感應，能夠讓不同星球甚至星係之中的智慧生命產生交感。但是最初，“我”所受到的感應隻能來自同樣處於“精神危機”中的世界，而“我”也幾乎隻能造訪這些世界。雖然諸星球千奇百怪，但都處於和人類相似的危機中。

這就涉及《造星主》更為黑暗凝重的另一半內涵：人類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故事開頭，“我”內心的苦悶，一方麵來自剛剛被全麵揭示的廣袤而冰冷的宇宙圖景對於個人生命意義的衝擊；另一方麵，是日趨嚴酷和危險的現實地球——二十世紀上半葉，不僅是科學大發現的時代，也是人類苦難最多的時代。蓬勃發展的科技，並沒有明顯地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相反卻便利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和資本主義的剝削，令貧富差距更加懸殊，民族和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廣大亞非拉殖民地人民遭受的苦痛毋庸多言，奧拉夫生活的西方世界也同樣難逃大劫。1914年，空前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將和平了半個世紀的西方世界撕得粉碎，令歐洲墮入幾乎毀滅的深淵。戰後仍然長期動蕩不安，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更令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係再次蒙受重創，在所謂的文明核心地帶，一個又一個軍國主義和法西斯政權建立起來，謀求擴張。到了本書創作的時期，奧拉夫看得非常清楚——至少遠比張伯倫和達拉第清楚——另一場毀滅性的世界大戰已經不可避免。

正如文中一再提示的，“我”對一個又一個奇特的異星世界的造訪和探研，並非將地球所麵臨的危機拋諸腦後，而是在宇宙層麵的敘事中，重新闡釋了今日地球所麵臨危機的意義：這是一個正在覺醒的種族從蒙昧時代到烏托邦時代所必經的瓶頸和門檻，必須擺正個人、階級與種族之間的關係，建立友愛的共同體，才能擁有美好的未來。

但奧拉夫並不是以膚淺的樂觀主義為讀者打氣，他反複重申，一切都不是必然的。無數經曆這種試煉的文明世界都因各種原因隕落，沒有什麼能夠保證地球不是其中之一。事實上，按照《最後和最初的人》以及《造星主》本身的殘酷設定，人類經曆百般輪回，最終仍將隕落在太陽係邊緣，甚至無法與宇宙文明建立實質聯係。人類自身的命運絕非《造星主》關注的中心，但它仍然體現了宇宙精神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

奧拉夫非常機智地設定，他隻能通過人類心靈的濾鏡去了解其他文明，因此所見所聞多可以與人類社會相通。書中大段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諷喻文字，並不能推導出其對宇宙精神的思考隻是某種關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方社會現狀的“科幻現實主義”寓言。相反，是通過深思與推想，令特定時空的問題具有了宇宙層麵的普遍性和精神深度。

書中視為理想社會出發點和典範的“共同體（community）”，來自十九世紀的諸多思潮，比如拉斯金對於工業時代的反思，比如德國浪漫主義，而最為重要的可能是社會主義理論——共同體與共產主義（communism）的相似絕非字麵上的。如果說作者是在想象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遠景，也絕不是牽強附會。書中明確地提到，未來的烏托邦是廣義上的共產主義，生產資料應當公有（參見第九章第一節）。在英國知識界，奧拉夫也明確地站在左翼一邊，同情和維護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因此常被視為危險的共產分子。

不過，這種共同體並非以斯大林式的整齊劃一為楷模。個體的自由與人格也必須得到尊重，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實際上，共同體的意義也正在於其豐富多元（diversity）。如何實現這種同與異的協調，是本書所思考的一大問題。奧拉夫認為，夫妻關係正是共同體的縮影。夫妻之間因差異而相敬相愛，構成了一種“原子”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也絕非要抹去夫婦之間的男女差異，而是要在其中成就。

但將這種模式推向更廣的層麵，就不是情感或道德的修養能夠解決的，這需要精神的某種重大轉化，他稱為“覺醒”。在覺醒中，不同的個體能夠打通彼此的意識層麵，既保持其個性，又彙集成更博大深沉的共同心靈。其效果是一種“澄明”。它既是一種差異分明的心靈明晰狀態，又是一種因差序而成就的統一。愛在其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造星主》中，類似戀人的兩大種族組成的共生體成為銀河文明的領頭羊，最終成為宇宙心靈的基石，絕非偶然。可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當然，即便通過共同體的建立和擴大，到達烏托邦階段、星係之靈階段，甚至統一的宇宙心靈，宇宙中精神的發展仍然麵臨著一個又一個陷阱和危機，而亦有無窮無盡的生命與智慧受苦受難，平白犧牲。即使最後，最高階段的宇宙共同體，也敵不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力量，最終又會退化和頹廢，化為死寂。那麼“生命、宇宙和一切”的意義到底何在？這些痛苦與犧牲的意義又何在？

在此可以看到，追尋造星主的精神旅行，並不隻是出於對萬物本源的好奇，也非單純的宗教虔敬，而是一次思辨之旅，去理解生命的短暫美好與宇宙的亙古沉寂，理解對幸福生活的正當追求與永遠無法消弭的生存苦難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神義論（Theodicy）的問題，需要“神”本身來回答。

終於，在群星熄滅之際，通過整個宇宙的普遍覺醒，宇宙心靈超越了自身所處的時空，找到了造星主本主。這似乎是一個《神曲》式的結尾，但又是對《神曲》的顛覆。“我”懷抱期待飛向造星主，但卻被打落雲端。在隨後的迷夢中，我發現了駭人的真相：廣袤無邊的宇宙，不過是造星主所創造的無數作品之一。造星主也並不愛這個宇宙，這隻是他無盡創造能力中的一個碎片。

第十三到十五章是《造星主》的“至高時刻”，在這裏，故事更多轉向了哲學與神學的維度。如果要對其進行學理上的解析，不能不說是相當艱難的任務。第一，《造星主》畢竟是虛構作品，其中哪些是作者本身宗教和哲學觀念的表達，哪些是為了故事效果而進行的敘述，是無法明確區分的；第二，即便在小說中，造星主的故事也是其內部嵌套的一個“夢境”，一個神話。奧拉夫清楚地表示，造星主本身並非是人的智能能夠理解的，這隻是為了便於思考能力有限的人類理解而編出的某種隱喻或寓言。

不過，為了讓讀者有一些直觀印象，筆者仍嘗試對這位“造星主”的思想源流和深層奧義略加管窺。在造星主神話中，造星主如上帝創造世界那樣創造出我們的宇宙。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造星主創造的不止一個宇宙，而是許多個，並且造星主對宇宙中的子民也絕無一般意義上的慈愛。但表麵看，造星主似乎仍然接近傳統的上帝形象。

然而，細讀之下，可能揭示出另一個迥然不同的宇宙觀。新提出的大爆炸理論，令奧拉夫能夠比較容易地采用創世模型。而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創世的物質基礎從何而來？正統基督教認為宇宙是上帝從虛空中創造出來（ex nihilo），但奧拉夫清楚地指出，這個宇宙是造星主從“自身存在的深處”所取出的“實體”（substance），兼具物質與精神兩麵。造星主本身既是無限的物質，也是無限的精神，他的創造，也不是隨意為之，而要根據實體自身的性質進行。這接近於斯賓諾莎式的泛神論。從本書附錄中可以看到，奧拉夫對斯賓諾莎非常熟悉和敬仰。斯賓諾莎主義有助於奧拉夫解決神義論的問題：神與物質宇宙是合一的，神的心靈與宇宙規律也是合一的。

但是，奧拉夫在一個主要方麵遠離斯賓諾莎，而采用了更為當代的哲學理論。我們看到，造星主是“絕對精神”，它既是完美的永恒，又是在時間中的自我發展，這一基本思想框架無疑來自黑格爾。不過，在黑格爾那裏時間隻是邏輯的展開，而非創造。就創造思想而言，明顯可以看到昂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的印記，無論是從整體敘述，還是從許多具體的文字上，比如“超越宇宙的實在、噴湧的創造之泉以及噴射出的一個個世界……”（第十六章）。熟悉柏格森哲學的讀者無疑會想到柏格森的著名論述：

……若幹世界從一個中心噴射出來，就好像晚會中的焰火表演一樣。盡管如此，我並不把這個中心當成一個物體，而是一種進行噴射的連續性。神，在此界定下，不擁有任何現成之物；他就是永不停息的生命、運動以及自由。7

柏格森認為生命本身就是神，它以其綿延的流動，對物質進行切割，不停地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世界。奧拉夫不同意其中生命/物質的二分法預設，但無論如何，造星主無疑是不停創造的精神，令一個個實體質點化為廣袤時空。拜新的宇宙學視野所賜，奧拉夫發現它創造的甚至不是以星球為模式的“世界”，而是宇宙本身。

不過，柏格森的生命創造並沒有人格，造星主卻並非如此。誠然它並非一開始便全知全能，智慧無限，而是從嬰兒般的蒙昧中隨著諸多宇宙的進化一起成長，在創造我們的宇宙時，造星主也並不比我們的宇宙意識聰明多少。每一個宇宙將自身的成就和心靈反饋給造星主，促成了造星主自己的進化。這一構思可能來自另一位與奧拉夫同時代的哲學家：阿爾弗雷德·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當然，懷特海本身也受到柏格森的深刻影響。

奧拉夫十分熟悉懷特海，他在《哲學與生活》中盛讚過懷特海艱深的形而上學體係，說閱讀懷特海的作品仿佛是在觀念的叢林中冒險，但最終探險者“登上了光禿禿的山頂，得到了回報，他一覽無餘地看到了似乎是整塊處女地的大陸，而這也許是未來文明的家園”8。這與本書第十四章的開頭有驚人的對應，暗示出造星主的宇宙論模型或許直接來自懷特海哲學。

在1929年出版的《過程與實在：宇宙論研究》中，懷特海曾指出：

神的本性不僅是原初的，還是繼生的。神既是開端又是終結，說神是開端並不是說他存在於世界上所有成分的過去，而是說他是概念性活動以之為前提的現實，與每一種其他的創造性活動處於共同的生成之中。因此，由於所有事物的相關性，世界對神也有反作用。神本性的完滿性可進入充分的物質性感受之中，這是由世界在神中的客體化所引起的。神與每一種新的創造分享著自己的現實世界；而在神將這個現實世界客體化的過程中，合生的創造物則被客體化為神中的新生要素。神對每一種創造物的這種攝入既是以主體性目的為指導，又賦予這種創造物以主體性形式，這完全源於神的包羅萬象的原初性評價。神的概念性本質因其終極的完滿性是不變的，但是神的繼生本性則是世界的創造性進展的產物。9

從這段的許多論點上，我們都可能找到恰當理解造星主的鑰匙。造星主的創世，與其說是在時間的開端進行的活動，不如說是令可能性限定為現實性的某種形而上學法則。因此，宇宙的生成，也即是成為客體化的對象，其對應的主觀極，就是神或造星主。客體化的宇宙被神攝入自身後，也對其產生了反作用。在這種互動中，最終產生出了完滿的神。懷特海寫道：

在神的本性中，恒定性是原初的，流動性是從世界中派生的;而在世界的本性中，流動性是原初的，而恒定性則是從神中派生的。而且世界在本性上乃是神的原初材料，而神在本性上則是世界的原初材料。當創造活動達到自己最終的階段，永久持續世界的神聖頂峰時，便獲得了恒定性與流動性的協調一致。10

奧拉夫將此與黑格爾主義結合，並采用了多元宇宙和雙重時間的設定，使恒定性與流動性的關係更加複雜而精微。我們的宇宙不過是造星主所創造的許多宇宙中的一個，而遠遠超越我們的最終的宇宙才能令造星主成就自身的永恒的精神。這樣一來，造星主即滲透在我們的宇宙之中，又遠比斯賓諾莎或懷特海的設想更為懸絕地超越於其外。但奧拉夫並未深入探討其中許多問題，譬如，倘若我們的宇宙是完美的最終宇宙的一個關鍵環節，那麼它在某種意義上也仍然是它的一部分。

對於《造星主》中的哲學觀念，在此隻能掛一漏萬地略加探討，有待學者們更深入地研究。但無論對造星主的形而上學性質如何理解，有一點毋庸置疑，奧拉夫決然地反對人類中心的立場。人類無非是億萬宇宙、億萬族群中的一個，無論在宇宙中，還是造星主的心靈中，都沒有特殊的地位，造星主絕不會多費一根指頭來拯救人類，甚至人類的毀滅已成定局。那麼，人類的努力和奮鬥意義又何在呢？

……即使最熱烈的愛也被最冷靜地審視，而即便我們這半覺醒的世界可能會就此一蹶不振，在那沉思中也仍會加以褒獎，但人類的危機並沒有失去意義，反而贏得了意義。奇妙的是，想到這不過是一群微生物短暫的掙紮，這並沒有減弱鬥爭的緊迫性，反而催促我們多盡自己的一份力，要在最終的黑暗降臨前，為自己的種族多贏得一些澄明的輝光。

這裏的沉思（contemplation）活動，可能會令人想起亞裏士多德的神。不過，亞裏士多德的神僅僅是沉思完美的思想對象，而非渺小且充滿缺陷的凡間生命。在我看來，奧拉夫在不無矛盾地綜合了一係列思想立場後，最終達到更接近斯賓諾莎的位置。人類，無論多麼微不足道，宇宙，無論多麼看似隻是造星主的無數作品之一，從永恒的視角來看，仍然是成為神或造星主的無限實體的一部分，人類的喜怒哀樂、理想與墮落，仍然在自身仍在成長的造星主博大淵深的心靈中，擁有被銘刻入永恒的存在樣式。

四、關於本書的翻譯

在中文世界中， Olaf Stapledon的譯名曾有多種，本書按商務印書館《英語姓名譯名手冊》（第四版）統一譯為奧拉夫·斯特普爾頓，其他姓名翻譯也以此為準。

在中文世界，對於斯特普爾頓的譯介多年來一直非常稀少，姚海軍在《科幻世界》1999年第6期發表的《科幻小說界的哲學家奧拉夫·斯特普裏頓》一文，可能是第一篇中國人撰寫的對其的介紹。但多年間斯特普爾頓的作品一直沒有被譯為中文，直到近年，情況才有所改變。斯特普爾頓的代表作之一《最後和最初的人》，在本書翻譯期間有兩個譯本幾乎同時出版。。

本書於2012年曾有馮舒奕、熊亭玉的翻譯，為譯言古登堡計劃的一個項目，但隻有電子版，未以實體書出版。該譯本也不包括時間圖表和術語釋義部分。這一譯本有出彩處，但也有頗多疏漏訛誤，許多地方甚至無法索解。其中得失不能詳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與本譯本對照閱讀。

本書的標題，直譯當為“造星者”，在一些相關科幻文獻中曾被譯為“造星人”“星辰創造者”等，馮、熊譯本譯為“造星主”。譯者一度想用直譯，但反複咀嚼，感覺此譯名恢宏大氣而不失精簡，且深符本書內旨，故此仍然沿用。

本書根據企鵝叢書1972年版Star Maker譯出，並參閱Gollancz “科幻名著叢書”（SF Masterworks）1999年版。後者前有奧爾迪斯序言，附錄中有晚近發現的一份“術語釋義”，解釋本書中許多詞彙的確切內涵，也譯出供讀者參閱。其中一些晦澀難解之處，參照了上述馮、熊譯本以及Brigitte André的法譯本Créateur d’étoiles（Éditions Planète, 1966），在此謹致謝意。

《造星主》的語言雖不甚艱澀，但不少段落文風古雅，受到《聖經》《神曲》《失樂園》等宗教文學的熏陶，奧拉夫雖然在詩藝上成就有限，但散文善於譬喻，饒有詩意，同時又運用了相當多的哲學和科學術語，不少今日讀者已經很陌生了，對譯者在“信、達、雅”方麵提出了相當的要求。考慮到大部分讀者並非專業人士，也並非作為學術專著來研讀，在許多直譯必然會冗長晦澀的地方，我采取了相對靈活的拆分和意譯方式，以便於理解。原書中長達整頁的長段落亦有不少，為便於閱讀，我也根據文意將一些段落酌情分為小段。

翻譯過程中還有許多技術性的問題。如一個常見的問題是人稱代詞的用法：本書中涉及大量非人類的物種以及類似神明的超級智能，其代詞似乎兩可。當作者用they來指代時，並不清楚是“他們”還是“它們”，而用it/he的時候，用法也有一些混亂之處。在一些模糊的地方，筆者隻能根據上下文以及表意重點靈活處理。但由於語言本身的局限性，雖幾經修訂，大概仍然難免有不完善之處，還請讀者原宥。

本書寫於八十多年前，時代、國別、創作背景以及書中所采用的許多哲學、科學理論都和今天的中國讀者有一定距離。為幫助讀者更好的理解，譯者不揣淺陋，撰寫了百餘條簡注，附於原文之下，以供讀者在需要或感興趣的時候參考。原書中未有注釋，所有注解皆為譯者撰寫，其中謬誤或遺漏之處，還請指正。

另外，由於時代限製，本書故事所依據的宇宙學和天文學理論雖然總體框架仍然牢固，但一部分作為科學事實采用的觀點不免有些過時，甚至已被證明為錯誤。為免焚琴煮鶴之擾，譯者在注解中僅說明相關理論的內容與淵源，恕不一一討論辯正，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最新的科學進展。

寶 樹

最後改定於2020年7月29日

1 Brian W.Aldiss with David Wingrove, Trillion Year Spre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Atheneum, New York, 1986, 198, 199. 本書注釋無特殊說明皆為譯注。

2 Adam Robert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2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45,246.

3 Neil McAleer, Sir Arthur C.Clarke: Odyssey of a Visionary, Rosetta Books, 2013, 28.

4 http://www.sf-encyclopedia.com/entry/stapledon_olaf，2018-08-31/2020-06-06.

5 1980年以來，陸續有三部斯特普爾頓的長篇傳記問世，其中最晚出的羅伯特·克勞斯利（Robert Crossley）的《奧拉夫·斯特普爾頓：未來代言人》（Stapledon：Speaking for the Future，Syracuse，1994）訪談了斯特普爾頓還在世的親友，征引大量私人信件，內容最為詳明，本文中大部分奧拉夫生平事跡皆取自該書。

6 戴森：《宇宙波瀾：科技與人類前途的自省》，王一操、左立華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第266頁。

7 Henri Bergson, Œuvres, 6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1, 706.

8 Crossley, Stapledon: Speaking for the Future, Syracuse, 1994, 256.

9 《過程與實在：宇宙論研究》，楊福斌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39頁。

10 同上，第4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