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的太陽早早地撬開了我的眼皮。休伊特裹著粉紅色的浴袍睡在乘客座上,一件T恤蓋著他的臉。JD靠著方向盤打瞌睡。阿普麗爾占了後排座位,就在我身後。她已經醒了,“太好了,你起來了。我得讓人看看這個。”
她把平板電腦遞給我。我用仍然帶著煙味的袖子擦去眼中的睡意,這氣味令人皺眉。我仔細看著平板電腦,然後抬起頭,“每一家旅館?”
“每一家旅館。”
“整個城市?”
“整個州。”
我又閉上了眼睛,“還沒找到炸彈?”
“還沒有。炸彈小組還沒查完一半地方。”
“他們計劃查完所有的地方?他們還沒有抓到什麼人,或者找到什麼東西,讓他們相信這是個惡作劇?”
“你要看看這篇文章嗎?”
“不了。”我把平板電腦還給她,“這會讓我緊張。可怕的惡作劇。我需要睡眠。我們都需要睡眠,然後我們需要為今晚的演出做好準備。”
我、阿普麗爾和JD花掉一部分每日津貼,到旅館附近一家小餐館吃早餐,休伊特還在車裏打瞌睡。餐館裏麵擠滿了昏昏欲睡的人,有些人我之前在停車場裏見過。我把糖倒進又酸又淡的咖啡裏,總算讓它變成勉強能喝的東西。
我們安排了一個午間電台廣播節目,但他們還不允許我們回旅館房間,我聞起來仍然像是那個播客主持人的煙灰缸。我在餐館洗手間裏用紙巾盡可能地把自己擦幹淨,把頭發上凝固結塊的洗發露刮掉,但我對這身衣服無能為力。
“盧斯,那是電台節目,”當我回到桌邊時,JD說,“沒人能聞到你身上的味道。”
他躲開我朝他扔過去的黃色小包甜味劑。
我討厭在超級沃利購物,討厭他們壓低價格擠垮當地商家,討厭他們使用自動結賬解雇收銀員。但考慮到目前的情況,超級沃利似乎是我們的最佳選擇。於是我跑著穿過停車場,去那裏買了幹淨的牛仔褲和背心,希望休伊特醒來後也能這麼做,但我不打算跟他說。有一次我建議他演出時換件衣服,結果他穿了條摔跤用的丁字褲出場。
他為什麼會帶著摔跤丁字褲?我們私下猜測過,但不打算直接問他——最好裝作不為所動,免得反而鼓勵到他。如今他從包裏拿出任何東西都不會令我們感到驚訝,但如果我讓他買些衣服換掉浴袍,他可能還會搞來連體內衣和兔子拖鞋。
我們回到車上時,看到他不知從哪兒找來一條牛仔褲,還有他昨天晚上脫掉的那件帶樂隊標誌的上衣,我鬆了一口氣。他還沒拿到吉他,所以他本來可以不參加電台宣傳,但我很感激他願意做出努力。
電台節目照常進行。吉他、貝斯,一個倒過來的塑料垃圾桶當鼓,全都塞進了一個移動廁所大小的空間。有一首老歌叫《消失的恐懼》,裏麵有句歌詞是關於在電台演播室裏,如何小心控製吉他琴頸的角度的。當我們努力不要戳到對方的眼睛時,那首歌總是浮現在我腦海中。
“《血與鑽》是一首自傳式的歌曲嗎?”我們演奏這首歌之後,主持人問道。
“不是。”總之,隻能怪他問的是個隻能肯定或否定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得到開放式答案,就問個開放式問題。如果他問“那首歌的靈感來源是什麼?”也許我就能告訴他一些事。阿普麗爾和JD交換了一個好笑的眼神,我意識到自己又一次回避了私人問題,就像他們前一天晚上說的那樣。我沒打算守口如瓶,隻是覺得這並不重要。
主持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聳聳肩向我表示歉意——節目繼續進行下去。我們回答了關於當晚演出、巡演、專輯、熱門歌曲的問題,甚至把這次旅館恐慌事件變成了更輕鬆的趣聞軼事。我們向幾位幸運聽眾贈送了門票,驚訝地看到了(不是第一次)真實的參與者們打爆真實的電話線爭取門票的畫麵。主持人把他的平板電腦遞給我,表示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反應也一樣。
我還沒有習慣紅起來。在七個月的步履維艱之後,我們近二十二個晚上的十七場演出門票,都是完全售罄或基本售罄。一切發生得太快了。一段視頻出現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位置,一個專題節目放在超級流媒體上,然後突然之間,我們從開端直接跳到了高潮。《血與鑽》甚至不是我最好的歌曲。平淡無奇的日常細節都很現實,宣傳、開車、粗陋的食物、肮臟的俱樂部洗手間,以及舞台時間,但竟然有人在傾聽這些細節,這仍然超出了我的理解範疇。
下午兩點,他們終於讓我們回到旅館,否則我馬上就要從恐慌發展到高度恐慌了。阿普麗爾已經開始在網上搜索當地商店了,看看我們能到哪兒給休伊特買或租一把新吉他,我試著不去想必須回超級沃利買化妝品和適合舞台的服裝的事。旅館的人完全沒提到粉紅色的房間,我懷疑要麼炸彈小組根本沒去我們的房間,要麼他們接到的命令是,除了他們要找的東西,忽略其他的一切。合情合理。沒人願意進入並不歡迎訪客的旅館房間。
“也許我們應該把所有東西都帶走,以防再發生這種事情。”阿普麗爾一下子倒在床上,閉上了眼睛。她有個習慣是把所有的衣服都從包裏拿出來,放進衣櫃和衣櫥裏,即使我們隻在城裏住一晚。她說這能讓她減少一些漂泊不定的感覺。
“這種事情不可能連續發生兩次,對嗎?”我扒拉著自己亂七八糟塞滿舞台服裝的行李袋,尋找我想穿的衣服。沒多少選擇。我們一般會在周一去自助洗衣店,但我那天一直忙著為今晚的演出做宣傳,而樂隊一直忙著“改造房間”。原本計劃改到今天,但我們沒想到會被鎖在旅館外麵。
阿普麗爾開始輕輕打鼾,我也忍不住想打個盹兒。我設置了手機鬧鐘,然後閉上眼睛。似乎剛過了兩秒鐘,我就被手機鈴聲吵醒。阿普麗爾正在吹頭。我一直不知道她是怎麼不靠鬧鐘醒過來的,不管我們多麼缺少睡眠。我跟她一樣洗了個幸福的、沒有被打斷的澡。
我考慮了一下要不要把所有東西都帶走,決定不要這樣做,然後又覺得還是該帶走,然後再次反悔。有人連續兩個晚上玩同一套把戲的概率有多大?我把現場演出需要的東西放進背包裏,留下了那個大一點兒的行李袋,以表明我的觀點。
我們和男人們在停車場見麵。我把巡回手冊交給休伊特,他把地址輸入麵包車的GPS以確定路線。巡回演出的最初幾天,那些家夥曾嘲笑我堅持要打印一份行程安排,直到有一天下午,大家的手機都癱瘓了,但我仍然知道我們要去哪兒。那天我們停下來想買一份實物地圖。“如今早就沒人賣這種東西了。”便利店店員說。那之後再沒人嘲笑我的手冊了,我喜歡在地圖的空白處寫備注。在一個地區的限製範圍內度過整個童年,這使我迷上了地圖,以及它們能告訴我的一切。
我們開車經過一個漂亮的小商業區,這裏到處都是精品店和餐廳,隨後我們離開寬闊的街道,駛入一條窄路。
“停車。”我已經在開車門了,“停,停,停下。”
休伊特猛踩刹車,我跳了出去。桃子劇場,我們的目的地,上方有塊老式大招牌。一塊寫著我的名字的老式招牌。今晚:盧斯·坎農。我在黑板上和海報上見過自己的名字,但以前從未在招牌上見到過。
一年前,我剛出道時列了張清單,記下自己希望在音樂生涯中完成的所有目標。其實是兩張清單:一張是我能控製的事情,另一張是我無法控製的事情。我在第一張清單上列出的項目類似於“學習怎樣把主音吉他彈得更好”。第二張列的項目則比較縹緲:我希望擔綱演出的俱樂部和劇場;我希望在舞台上合作的人。我從未想過要加上“我的名字出現在大招牌上”,一有機會打開日記本,我就會寫上這條,然後開心地劃掉表示已完成。
“這個好酷!”我其實不是在跟哪個人說話,我掏出手機迅速拍了張照片。
一輛汽車在我們的麵包車後麵按喇叭,我揮手讓樂隊繼續往前開,“我等下到裏麵去找你們。”
休伊特拿著我的巡演手冊,他能看到那條“裝卸口在俱樂部後麵”的備注。我還有幾分鐘時間可以用來欣賞我的名字被燈光圍繞的樣子。
一位女士在馬路對麵牽著一隻德國牧羊犬走向公園。
我指著標誌牌,“那是我的名字!”
她微笑著向我豎起大拇指。
這家劇場看起來曾經是個電影院。廠牌的公關團隊已經把海報送來了,其中一張就貼在老式售票亭旁邊那塊花式燈泡展板上。我試了三扇門都是鎖上的,最後才發現一扇開著的門,通往一個帶酒吧的圓形大廳。一個身穿黑色T恤的人正在往啤酒冷卻器裏麵加酒,身後有個巨大的桃子。我走進去時,他抬起頭來。
“我是樂隊的,”我在他開口詢問之前介紹道,“你知道裝卸口開沒開嗎?”
他點點頭,我走進劇場。
難怪他們一直催我在這個城鎮宣傳推廣。我們大多數時候都是在中等規模的搖滾俱樂部演奏,但這是個真真正正的劇場,有座椅、有樓廳、有所有的一切。我們要在一家劇場擔綱演出。我即將擔綱演出。當然,隻是在周二而不是周末,但這仍然是個進步。
我沿著通道往前走去。觀眾席的燈光亮著,展現著所有的細節:裝飾藝術風格的壁燈,雕梁畫棟的舞台。阿普麗爾帶著一個巨大的樂器包費勁地從舞台側翼爬上來,那是她的架子鼓硬件,永遠都是最後一個裝上去、第一個卸下來的,和她一樣高,比她重一倍。其他人跟在她後麵,拿著她的鼓凳、她的鑔包、她的低音鼓。每個人都在幫忙,但阿普麗爾總是自己拿最大的鼓包,這令她感到自豪。
我走向麵包車。傑瑪之前說過我不用幫忙裝卸。“你可以扮演天後的角色。畢竟是你給我們發工資。”
也許我本可以習慣這種事,但這樣會使我和一起演奏的那些人之間出現一種古怪的隔閡,即使他們屬於“雇傭軍”。我想成為這個團體的一員,但總有些情況讓我格格不入:個人宣傳廣播節目,他們的塗料探險。我本身也不願意分享太多關於自己的事情。我能做的隻是搬自己的音樂裝備,然後再幫他們。
傑瑪離開後,我很高興他們已經習慣了我隨時介入各種事情,流程上沒什麼古怪變化。也許我偶爾會有某種特權,類似於“那是我的名字”,但說到底,我實在不知道怎麼扮演天後。
我們把所有的東西都卸下來,開始安裝。阿普麗爾把她的架子鼓組裝好之後,另一位穿著桃子劇場製服的員工來到舞台上和我們一塊兒幹了起來。他把架子鼓的麥克風和支架從一個凹室裏拉出來,開始糾結它們的位置。
“嗨——我是盧斯。”我在他暫時停下來時開口說。第一步:如果某個人負責讓你的音樂聽起來更棒,一定要對他們表示友好。
“埃裏克·席爾瓦。叫我席爾瓦吧。我很期待這次演出。最近幾周我們一直在家裏播放你的作品,我真的很喜歡你的聲音。”
我在心裏給他加分。我一般根據音響師的態度就能知道這場演出效果如何。有些人不歡迎我們,也許他們更喜歡另一種曲風,或者單純看不上年輕女歌手,他們不會跟我介紹自己的名字,而在我進行自我介紹時,他們隻是嘟囔兩句、點點頭,或者接著幹自己的事情。那些家夥有問題隻會去找JD或休伊特,居高臨下地對我和阿普麗爾說話,或者根本不跟我們說話。我已經學會了把自我介紹當作一個簡單的測試。
燈光室裏有人正在反複切換各種顏色和位置,投下絢麗多彩的燈光,時不時令我們眼花繚亂。我們調試時席爾瓦一直在樂隊周圍轉悠,放置麥克風,調整監聽器角度。他沒有問我們任何關於樂隊構成的問題,或者我們想把監聽器放在哪兒,我意識到他已經認真研究過了我們的技術附加條款,據我所知,正是這一點使這個地方成為排名前1%的場館。到舞台上來見我們的這個人會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和偏好,我有一種預感,這將是一次很棒的演出。
試音很順利。這家劇場的音響係統是我們這次巡演中最棒的,席爾瓦為我們提供的監聽混音完全符合我們的要求。這個劇場的音效聽起來就像身處大教堂,飽滿而溫暖;坐滿觀眾後聽起來會更棒。席爾瓦調好所有的音量之後,我們問他還有沒有時間讓我們試試我周末寫的一首新歌。
“當然,請便。”他說,“開門前你們還有兩小時時間,晚餐很快就會送到休息室。如果你們需要我幫忙,就來找我。”
我在巡演剛開始的一段時間狀態不佳,當時我還沒有掌握好處理事情的節奏。我們在每場演出結束後開車去下一個城鎮,半夜入住旅館,我隻能睡幾個小時就又得開始宣傳活動;其他人可以多睡幾個小時,而我卻得被傑瑪拖去參加早間節目。我當時滿臉憔悴,隻能靠咖啡因讓自己打起精神,吃的都是垃圾食品。
三個星期後,我請求傑瑪改變一下這種情況,我們安排了新的時間表。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就睡在演出的那個城鎮,讓我可以睡上一夜好覺。醒來後,去旅館健身房、開車、試音、演奏、睡覺。如果我們必須在早上八點前參加六小時車程外的電台節目,就不能這樣安排了,不過公關人員會把一些宣傳活動從早間挪到午間,也會按照我的建議讓其他人一起參加。
上周六,在試音和演出之間的幾個小時裏,我在整個巡演期間第一次坐下來寫歌。開車時,我腦海中不知不覺湧現靈感。我的大部分靈感都產生於手握方向盤的時候,那條路的節奏讓我的大腦自由徜徉。
靈感的種子來源於我在路上看到的一處塗鴉。標語牌上潦草地寫著“別再去想”,就在城鎮名稱、市長姓名和人口數目下麵。別再去想什麼?我琢磨著,這首歌就此浮現在我腦海中,一首關於孤僻和恐懼的冥想曲,簡潔有力。我在周日早上把它寫了出來,給麵包車裏那些家夥聽,那天試音時我們試了一種編曲,我聽著很滿意。
兩天後,它聽起來不像周日時那麼完美了,當時,新鮮感掩蓋了這首歌的粗糙之處。巡演進行到這個時候,我基本已經不再猶豫要不要告訴樂隊該怎麼做。最初,我就算感覺不對也不願跟他們說。
“要告訴我們,”阿普麗爾注意到這一點時對我說,“我們的目標就是讓你的音樂更好聽。”
“但你們更有經驗,你們都是很棒的音樂人。也許錯的是我?”
“這是你的歌,對吧?我們可以提出建議,但你有最終決定權。我們都希望忙完這一天音樂聽起來更棒,對吧?如果你開心的話,我們的音樂聽起來就會更美妙。”
接下來幾個月我一直朝這方麵努力。如果我覺得有人跑調,或者架子鼓加花喧賓奪主,我就會鼓起勇氣說出來。
“JD,你和阿普麗爾等到第二節再加入怎麼樣?”我現在會問,“開頭需要有一點兒呼吸空間。”
我們試了試新的演奏方式。我又稍微調整了一下,把一個和弦改成它的關係小調,給這首歌帶來一絲恰如其分的深沉色彩。
“我覺得可以了。”第四遍之後我宣布。歌詞還是不太對勁,但在我們錄音之前沒什麼是板上釘釘的。
“謝天謝地,”休伊特說,“我餓得想吃掉自己的胳膊。”
“你懶得吃早餐可不是我們的錯。”阿普麗爾說,“聽起來不錯,盧斯。”
我對她咧嘴一笑,“你們覺得我們能把這首歌塞進今晚的曲目列表嗎?”
“如果你覺得我們不會搞砸的話。”JD把貝斯靠在音箱上,按下待機開關。
“你介意我再彈一會兒嗎?”我對著麥克風問道。
“沒問題。開場樂隊還沒到。”隻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席爾瓦通過監聽係統回答我,“你們需要我留在這裏嗎?”
“不用,謝謝。一切聽起來都很完美。”
所有人都離開去吃晚餐了,我又逗留了幾分鐘。不是因為我還有什麼事情要做,而是因為我想在這個美麗的舞台上獨處片刻。觀眾席的燈光再次亮起,我望向那一片空蕩蕩的座位、兩條長長的過道,以及優雅的樓廳。我翻唱了當年在街頭唱過的一首歌,感受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多麼豐潤洪亮,我的吉他充滿力量。音樂填滿了這個空間,就像液體或氣體一樣,湧向最遠的角落。我屬於這裏。
我的手機響了,是阿普麗爾發來的信息。來看看這間休息室。
我走進去的那一瞬間就明白了她為什麼會發信息給我。這個房間比我們這次巡演中曾經擠進去的任何一間休息室都大。沙發有點兒破舊,但看起來沒有後台常見的那種生物危害現場糟糕。角落裏有一張帶鏡子的梳妝台,仿佛在保證讓我們具備電影明星一般的魅力。牆上貼著各種樂隊貼紙和8英寸×10英寸的黑白照片,有新有舊。
“這可嚇不住我。” 休伊特指著一張約翰尼·卡什1的簽名照片說。他在開玩笑。我從未見過任何劇場或任何情況令他心生畏怯。他是個真真正正的主音吉他手,充滿了主音吉他手的自信。
“那是洗手間嗎?我們有自己的洗手間?”我問。在大多數俱樂部裏,我們隻能和一到三個其他樂隊共用一間休息室,所以除了公共洗手間沒有別的地方能換演出服,公共洗手間的標準配置:兩個廁所隔間—— 一個堵住了,另一個沒準兒;沒有衛生紙;塗鴉比牆壁還多;對著有裂縫的鏡子化妝;所有物品的表麵看起來都得戴手套去碰才安全。而這個洗手間幹淨到發光,雖然還是太小,換衣服不太方便。
“吃點兒東西。”每隔一段時間,阿普麗爾會試著暫時進入傑瑪的管理角色。不會太久,也就是說,不足以讓她放棄把旅館房間塗成粉紅色,但至少足以告訴我記得吃晚餐。
我看了看擺在桌上的食物,他們滿足了我們所有的附加條款。很多地方無視我們的要求,給我們提供比薩和麥當勞,或者直接把錢給我們,讓我們自己去買晚餐。我倒是不介意自己買晚餐這個選項——讓我們有機會找家當地餐館,稍微看看這個新城市。
在那個糟糕的夜晚之後,茶幾上的電熱水壺、潤喉健康茶、蜂蜜和檸檬對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對其他人來說,別的茶和咖啡更有吸引力,因為他們都覺得潤喉茶的味道就像腐爛的甘草。蔬菜和鷹嘴豆,冷切肉,還有我們之中不唱歌的人可以吃的奶酪。我給自己裝了一盤食物,開始泡茶,蓋上一個帶缺口的茶碟讓它泡得更濃一點兒,然後坐在沙發上吃東西。
“演出門票已經售空。”阿普麗爾說,“我和外麵的燈光技術員談過了。場地超級棒。”
“太好了。”
“如果順利的話,也許廠牌能讓我們接下來的巡演都在這樣的劇場裏舉辦。我會習慣的。要是我們沒有因為在旅館房間裏亂塗亂畫而被全體解雇的話。”
也許那是我能聽到的最接近道歉的話。
有人在匆匆忙忙敲門。
“聽起來不錯——”我剛開口,席爾瓦就走了進來,這半句話戛然而止。
他看上去心煩意亂的。
他向我們揮舞手機,“你們看到了嗎?”
我們來到俱樂部之後還沒看過新聞網站。
“又是旅館嗎?”JD問。
席爾瓦搖了搖頭。沒有再說什麼。
“哦,天哪。”我們都轉頭去看阿普麗爾。她剛拿出平板電腦,臉色變得蒼白。
她把平板電腦轉向我們。
1 約翰尼·卡什(Johnny Cash,1932—2003),美國鄉村音樂創作型男歌手,被稱為當代“美國草根精神”的奠基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