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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日子，我滴酒不沾。那些日子都是這麼開始的：我從槍套裏拔出槍來，放到我在汽車旅館房間的桌子上。那把槍是黑色的，分量十足。槍的側麵用浮雕字母刻著“魯格”。它嘗起來就像硬幣和灰燼。我看著床對麵的鏡子，對自己說：如果你今天喝酒，就殺死你自己。我看著那雙藍灰色的眼睛，明白自己是認真的。

我滴酒不沾的日子就是這樣。

研究所的工作有節奏可循。早上7:30走進玻璃門，向其他早來的人點頭致意，然後在自己的辦公室坐到8:00，思索著那個基本的真理：就算再爛的咖啡——就算像爛泥那樣黏稠、帶著鹹味、隻在咖啡壺裏打了個轉就倒出來的——也比沒咖啡要強。

我喜歡在早上親手泡第一壺咖啡。打開咖啡室裏櫥櫃的門，“砰”地打開錫製咖啡罐的蓋子，深吸一口氣，讓咖啡粉的氣味充滿我的肺。這比喝咖啡的感覺還要好。

有些日子，我會覺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負擔：進食、說話、在早晨走出汽車旅館的房間。一切都讓人疲憊。大多數時間裏，這個念頭隻存在於我的腦海。那種難以抵擋的渴望去了又來，而我賣力工作，以免表露出來。因為重要的並非你的感受，而是你的表現，這是不爭的事實。隻要智能沒有受到影響，你就能判斷哪些事是該做的。你可以強迫自己進行日常工作。

我想保住這份工作，所以我選擇強迫自己。我想融入這裏。我想變回有所建樹的人。我想讓瑪麗為我自豪。

研究所的工作跟普通行業不太一樣。奇特的節奏感，奇怪的工作時間——還有為鼓勵創新而設置的特別津貼。

兩個中國人發起了在午餐時間打籃球的活動。我來這兒的第一個禮拜，他們就拉我上了賊船。他們隻說了這麼一句：“你看起來適合打籃球。”

他們一個是高個子，另一個是矮個子。高個子在俄亥俄州長大，沒有口音。他的外號是“得分機器”。矮個子對籃球規則沒什麼概念，所以成了最優秀的防守隊員。他的犯規動作很大，而這成了我的超遊戲——遊戲內的遊戲。那就是看我在叫出聲之前，能夠承受多少次犯規。這才是我打籃球的真正理由。我衝向籃筐，然後被打倒在地。我再次衝去。身體和身體再次碰撞。瘀青全都是手印的形狀。

球手之一是個名叫奧斯特倫的挪威人，身高六英尺八英寸1。他的塊頭讓我很吃驚。說實話，他跑不快，跳不高，動作也很慢，但他的大塊頭能攔住你的去路，而在他的防守範圍內，他粗壯的手臂能蓋任何人的帽。我們有時打四對四，有時打五對五，具體取決於誰有吃午飯的閑暇。三十一歲的我比他們大多數人要年輕幾歲，也高個幾英寸——奧斯特倫除外，他比所有人都要高一個頭。我們用各式各樣的口音在球場上挑釁對手。

“我奶奶都比你投得準。”

“你這是投球還是傳球？反正我看不出來。”

“奧斯特倫，當心腦袋撞上籃筐。”

有些研究員會在午餐時間上餐館吃飯，另一些會在自己的辦公室玩電腦遊戲，還有些會拿這些時間來工作——甚至好幾天都忘記吃飯。薩提維克就屬於後者。我玩籃球，是因為它感覺就像自我懲罰。

研究所的氣氛很輕鬆：就算想打瞌睡都沒問題。沒有逼迫你工作的外力。這裏的體製嚴格遵守達爾文主義——在這兒工作下去的權利要靠自己爭取。唯一的壓力就是你給自己的壓力，因為人人都知道，評估每四個月就有一次，而你必須拿出像樣的成果。試用研究員的流動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浮動。和新雇員的友誼隨時都可能打水漂。

薩提維克的工作和電路有關。來到這裏的第二周，我發現他坐在掃描電鏡旁邊，跟我談起了自己的工作。“這活兒要用到顯微鏡。”他解釋說。我看著他調節焦距，屏幕上的畫麵隨即發生了變化。我在讀研的時候用過掃描電鏡，但這一台更新，也更先進，跟我看過的魔術相差無幾。

掃描電子顯微鏡是一扇窗。把樣本放進真空柱底端的樣品室，抽成真空，接下來就像在看另一個世界了。曾經平坦光滑的樣本表麵，如今卻仿佛崎嶇起伏的複雜地貌，與先前大相徑庭。

使用掃描電鏡就像在看衛星照片。你身在高高的太空裏，俯視著這片精致的地貌，俯視著地球，然後你轉動小小的黑色刻度盤，放大地麵的景象。放大就像墜落。就好像你從軌道落下，而地麵飛快地迎向你。但你墜落的速度快到現實中不可能的程度，比自由落體速度更快，以難以置信的速度，跨越難以置信的距離向下墜落。地麵的景物越變越大，你覺得自己就要撞上去了，但你永遠不可能撞上去，因為所有事物都越來越近，也越來越清晰，可你永遠不會撞上地麵。這就像那個古老的謎題：一隻青蛙跳到一根圓木的中央，然後跳到剩下那一半的中央，就這樣繼續下去，總之永遠無法到達圓木的另一頭。這就是電子顯微鏡——朝著畫麵無限墜落，卻永遠不可能觸底。

我曾將放大倍率調到一萬四千倍，就像在用上帝的雙眼去注視，從中尋找終極的、不可分割的真理。最後我得出了結論：“底”根本無處可尋。

薩提維克和我的辦公室都在主辦公樓的二樓，彼此隻隔幾道門。

薩提維克又矮又瘦，約莫四十歲。他的皮膚是深棕色的。他的臉幾乎帶著孩子氣，但那副小胡子已經出現了花白的跡象。以他窄小五官的排列方式而言，無論說他是墨西哥人、利比亞人、希臘人還是西西裏人，都有人相信。但隻要他開口說話，所有這些可能性都會像變魔術那樣消失不見。他會突然變成印度人，徹頭徹尾、理所當然的印度人，而你根本無法想象其他可能。

我第一次遇見薩提維克的時候，他用雙手握了握我的手，然後說：“噢，來了張新麵孔。一切還順利嗎，我的朋友？歡迎來到研究。”他總是這麼用“研究”這個詞，就好像它是某個場所，是可以到達的目的地。我們當時站在圖書館外的大廳裏。他的笑容那麼燦爛，讓人沒法不喜歡他。

也是薩提維克告訴我說，處理液氮的時候絕對不能戴手套。“千萬要記住，”他說，“因為手套會讓你燙傷的。”

我看著他工作。他在充填掃描電鏡的蓄液室。冰冷的煙霧溢了出來，順著圓筒形的外壁傾瀉在瓷磚地板上。

液氮沒有水那樣的表麵張力，灑幾滴在手上，它們會無害地彈開，然後順著你的皮膚流下，甚至不會弄濕你，就像小小的水銀球一樣。那些液滴會迅速蒸發，在吱吱聲中汽化消失。但如果你在充填蓄液室時戴著手套，液氮就會流進手套裏，貼在你的皮膚上。“這麼一來，”薩提維克一邊倒著液氮，一邊說，“你就會受重傷。”

薩提維克是最先問起我的研究領域的人。

“我也不清楚。”我告訴他。

“你怎麼可能不清楚？你人在這兒，所以肯定在研究什麼才對。”

“我正在努力。”

他盯著我，消化著我的話。我發現他的眼神變了——他對我的印象正在變化，正如我第一次聽他開口時的感覺。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變得不同了。

“噢，”他說，“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他們經常說起你。你是從斯坦福畢業的那個人。”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篇關於退相幹的著名論文是你寫的。精神崩潰的那個人也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