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此書主講宋詞，是郭師寫作轉型的一次有益嘗試，在汴梁城講宋詞，是有主場力加持的。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誠哉斯言。惜乎文治武功不可兼得矣。剛剛滅了後蜀本不該喪氣的宋太祖都要無奈搖頭，直言“此（大渡河）外非吾有也”，是不敢有而非不想有。當時，後起民族西夏都能成為北宋日後勁敵，蘇軾、曾鞏等人在對外關係和軍事方麵的上書、奏折、策論等，多是討論李元昊和他的西夏，因其近在咫尺，危及存亡。至於南方大理等小國，民風粗蠻彪悍，北宋是無暇顧及的。還有北方更強大的對手，那更是不敢隨意招惹。偏安一隅，無欲無爭，正是創造卓越文化的優質土壤。南宋大儒朱熹曾不無自豪地宣稱，“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而宋代文化中成就最大的當屬文學，尤其是散文和詩詞。

文無第一，喜歡宋詞的人各有各的理由，而不喜歡宋詞的人多是覺得它過於浮豔。沒有辦法，文學從先秦一路走來，進步也好，退化也罷，看好和看衰的讀者都要承認，它變得更加通俗和精確了（也更加煩冗）。先秦和漢代的文學，簡潔高冷，字字鏗鏘，四言成詩，五言成句，一直到漢末，曹操的詩歌仍多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喜歡它的人覺得其氣勢雄壯，不喜歡它的人覺得其過於粗獷。從《詩經》、漢樂府詩發展到宋詞，究竟是文學的進步還是退化？答案見仁見智。就像圍棋，黑白二子，方寸之地，規則也極簡單，而現在3A遊戲中的一棟建築或者人物建模都不知道要耗費多少算力，可究竟哪個更高明呢？答案連輸給AlphaGo（阿爾法圍棋）的柯潔也未必清楚。

其實文學的發展像極了電子產品的更新迭代，表達欲驅動著一代代的文學家們開拓創新。宋代詩詞不但在體例上與秦漢古詩不同，在內容上也和前朝詩歌大迥，年代較近的唐詩仍然專注於表情達意、抒發感慨。也許是因為字數更多了，體例也更豐富了，宋代詩詞竟主動承擔起文章才有的義務，開始試圖說理了。“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這首詩闡述的道理涉及物理學和哲學，對比樂府詩《江南》，應該是高明多了，畢竟“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講的不過是魚在東南西北四處遊戲的事情，根本沒有特殊的意義，也不闡發什麼道理。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在藝術和美學上的價值。文學的價值不在於談意義、講道理，而在於藝術性和美感，過分關注文本的意義，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

宋詞給人以浮華豔麗的觀感，主要是由於它繼承了六朝文的綺靡婉麗。同為大一統餘緒下的偏安政權，東南西北，強敵環伺，異族於宋，正如古羅馬之於古希臘，“以物力則臣仆之，而以文教則君師之”。力有不逮，戰不能勝，終始意難平。隻好無奈地麵對現實，感時傷物，懷戀遼闊的北方，繼而沉湎於物欲的糾縈，以麻醉身心。“武功既致太平，人遂得聞而尚學文，於是壯心勇力為書卷所消磨”，文學的鼎盛，實肇於此。

除了浮豔，生活化、情趣化也是宋詞區別於傳統詩歌的一大特征。這不但體現於文字本身，也體現於選材和內容。比起文章和詩歌，詞曲更接地氣、更貼近生活，也更顯細膩。詞與詩，就像流行曲和古典樂，兩者風格差異明顯，卻都不可或缺。就像孔子刪述《六經》，對《詩》進行剪薙，宋代的士大夫繼承了曆代文人“詩以言誌”的傳統，他們在彙編整理平生詩文時，一般也會把詞曲剔除或者單列。歐陽修在自編《六一居士集》時，就舍棄了他的全部詞作和致仕後閑適縱樂的詩文，蘇軾盛讚此舉有“挽救斯文”之功。正是由於文人著意對詩、詞區分對待，認為兩者不容“勾兌”，才使詞逐漸承擔起詩不便承擔的內容，走上更加偏重情感表達的通俗道路。在此之前，普羅大眾的情感表達唯靠詩歌，而詩歌才不堪任，對通俗隻是偶有照拂而始終無法盡顧。

宋代文風鼎盛，文壇領袖代代不絕，《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這本書重點論述的有三人。一是蘇軾。王安石曾說：“世間好言語，已被老杜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道盡。”（《陳輔之詩話》）不想在當時，就有東坡降世，文章亦張亦弛，亦疾亦徐，亦俗亦雅，亦莊亦諧。蘇軾是天才、仙才、人才、鬼才，還是全才，詩書詞畫皆精通。“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王灼《碧雞漫誌》）蘇軾的詩詞，有很多我們都耳熟能詳，至今傳頌，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等。郭師講蘇軾著墨最多、篇幅最長，不隻因其文字，還因其為人的灑脫與曠達。

二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對文采無比自負的歐陽修。他的那首詞《生查子·元夕》膾炙人口，“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寥寥幾字，道盡人世相思。顧隨在《駝庵詩話》中讚美歐陽修對詞曲的“開創”之功，他認為“一種文學到了隻能‘繼往’，不能‘開來’，便到了衰老時期了”。幸而有歐陽修，他不但善於開創，還時刻不忘提攜後進。他很看重文壇晚輩蘇軾，曾這樣評價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

三是一個有才的帝王——宋徽宗。在金庸小說中，宋徽宗和宋欽宗一起，成了《倚天屠龍記》故事的源起：“徽欽”被擄，嶽元帥怒發衝冠，繼而是《武穆遺書》的傳聞和多年後倚天劍、屠龍刀重現江湖。《後漢書》中韓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有才似乎成了帝王的原罪。蘇軾在《放鶴亭記》中談道：“《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麵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安享生活之意趣，則不能負擔政治社會之重責。因為勇心已被文雅馴服，鬥誌已遭書卷消磨，且“多言速窮”，才氣愈大、作品愈多則亡國愈速，蕭繹、李煜等以才華傲世者皆不得免。由此看來，帝王將相不得不割舍生活中的百般滋味情趣，不若常人自由灑脫。

一直以為《第九次沉思》將是作者寫作的一大高峰，要好久方可超越，不想這麼快就在燈火闌珊之處，讀到了《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郭師文章，非徒羅致書簡，更兼妙筆巧思。透徹明理處，撥雲見日；用典精妙，如羚羊掛角，不著痕跡。其書《大一統的史詩——三國新解》《第九次沉思》皆是此類代表作，後者因後出而轉精。而《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較之前作又有不同，這本書的一大特點是，作者坦誠敘述了一些情感經曆，雖然篇幅很少，但足夠解釋書名的由來。

王夫之稱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有“仙凡之別”，比起華麗的辭藻和虛浮的表象，他更稱許這種沉鬱感和它背後的真實。記得和郭師探討過所謂的“仙凡之別”，前者有著後者並不具備的文章直覺和藝術天賦。曹丕的言行無不表現出其對無常世事的深刻體認和洞察，在《營壽陵詔》中他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此語很平常，但出自一位帝王之口，就不再尋常。《世說新語》中記載了一則典故：“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想象一下，這是什麼場麵呢？葉嘉瑩稱曹丕的文章以感取勝，所以對人心的滲透力量推進較遲較緩，卻也更耐久。“你不一定需要遭受什麼重大挫折或悲歡離合，僅僅是平時一些很隨便的小事，都能夠給你帶來敏銳的感受，也就是詩意。”

曹丕的《與朝歌令吳質書》，文風樸素，像嘮家常，與曹植華麗的辭賦是完全不同的風格。其開篇有一大段浮白，像極了戲劇的幕前鋪墊：“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初讀之下，覺得平淡且質樸，但隻要多讀幾遍，很快就能發現字裏行間流露的沉鬱氣氛，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無比強大的感染力穿越時空，竟讓兩千年後的我們受到極大觸動。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談道：“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郭師的作品，自《第九次沉思》以降，更多摒棄表麵的文采，追求遲緩的深力，用內收外化的沉鬱，寫出打動人心的文字。由此看來，《眾裏尋他：大宋的詞與人》不但是郭師寫作手法通俗化的有益嘗試，也是其對文風由激進到保守、由外放向內斂的一種變革。

朱光潛說過：“藝術所用的情感並不是生糙的而是經過反省的。蔡琰在丟開親生子回國時絕寫不出《悲憤詩》，杜甫在‘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時絕對寫不出《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這兩首詩都是‘痛定思痛’的結果。藝術家在寫切身的情感時，都不能同時在這種情感中過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觀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嘗受者退為站在客位的觀賞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經驗放在一種距離以外去看，所以情感盡管深刻，經驗盡管豐富，終不能創造藝術。”

郭師有著對藝術的高度自覺、對文學的高度自信，文藝之於郭師是天作之合。郭師是藝術的寵兒，當然也是其犧牲者。這世上少有人有此資格。我心疼且羨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