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安徽人生意經——亦賈亦儒的商幫

“無徽不成鎮”的民諺，恐怕是最能體現徽商當時對於中國經濟的巨大影響了。這句民諺是徽州人自己說出來的，因為它帶著一種自豪，帶著一種自信，那是一種 “舍我其誰”的豪邁氣概。正如徽州號稱“東南鄒魯”，自詡為儒學的正宗，他們同樣在商場上，也自詡是經濟的主導。

1縱橫商海，手不釋卷

讀書是徽州地區的優良傳統，也是徽商好儒的表現之一。曾有徽商在自己的門楹上書寫了這樣一副對聯：萬世家風唯孝悌，百年世業在讀書。

徽商很愛讀書，他們有的白天經商，晚上讀書，在路途中也是時時忘不了讀書。休寧商人江遂誌行賈四方時，“雖舟車道路，恒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理亂興亡之跡。”明代歙縣人黃鏞，少時從儒就學，立下經世之誌，後來棄儒經商，在閩、越、齊、魯間進行商業活動，由於他善於洞察“盈虛之數”，故精於“進退存亡之道”，獲利甚多，“貲大豐裕”。

明萬曆時在兩淮經營鹽業的歙縣商人吳彥先，一有閑暇便瀏覽書史，因而善於與同行縱談古今得失，連一些宿儒也自以為不及於他，故博得群商的擁戴，一切營運都奉請他籌劃。他為不負眾望，精心地權衡貨物輕重，揣測四方緩急，判察天時消長，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經商活動，都必獲倍利，遂一時成為眾商的智囊。清代歙縣人葉天賜，“性聰穎，嗜學工詩，擅書法”，因家貧而為他人行賈，由於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躍而為獨立經營於揚州的富商。

讀書，提高了徽商的生活品位，增強了他們的經營能力，促使徽商仕賈結合。因為當時社會行業風氣以“仕”為貴。以仕的身份看待商人，是商人莫大的榮耀，表明其社會地位的提升。

好讀書也對徽商的成功經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一，從文化典籍中汲取商業經營理念。歙縣商人汪世賢說：“要做好生意，就需要像伊尹、薑子牙那樣的謀略，孫武、吳起那樣的用兵戰略，需要商鞅那樣的堅定不移地推行法治的精神。”又說：“致富沒有具體的行業，買賣貨物沒有固定的主顧，隻要你能幹，所有這些（指財源）都會源源不斷地來臨。”若不是讀書，汪世賢對商場經營怎能有如此透徹的認識!

第二，幫助徽商借鑒曆史上著名商人的經營謀略。例如，春秋戰國時期的計然、範蠡、白圭、子貢等便是徽商學習的典範。

徽商汪福光，生來就有遠大誌向，決心要做一番事業。通過讀書，他知道春秋越國大臣範蠡放下高官不做，隱居江湖做生意，照樣成就一番事業，人們尊稱他為“陶朱公”。於是他便以陶朱公為榜樣，潛心學習會計之術。後來他到江淮之間經營鹽業，精選人才、善觀時變，不久就獲得成功，擁有商業資本巨萬。

歙縣商人黃瑩小的時候就喜好讀書，長大經商後，一次他讀《史記·貨殖列傳》，心中頓悟，決心模仿書中描寫的那些大商人的做法，在經商中成就一番事業。於是他在經營中絕不使用欺詐的手段，而是靜觀時變，比較市場價格升降變化，揣摩貨物銷滯及價格走勢，果斷決策，獲取正當的商業利潤。此後，他的生意越做越紅火，終成大賈。

第三，陶冶了徽商的人文情性修養，豐富了徽商的業餘生活。

有一位名叫許秩的徽商，他在商場摸爬滾打十幾年，經營也已有相當的規模，家資累至幾十萬元，在當地儼然首富。他常常讀《史記·貨殖列傳》。一天，他見書中描寫四川商民一邊做生意，一邊享受漁獵遊玩之樂，生活得比皇帝還逍遙的情景，不覺怦然心動。於是他當即從浙江包買了些船隻，順長江逆流而上，最後直達四川成都。路上一邊觀賞四川三峽之美景，一邊采購當地物產發往山東地區販賣。如此往返兩趟，所獲利潤更加豐厚，家產累達百萬元以上。在做生意的同時又能享受自然之情趣，徽州俗話說得好：“賣糖搭看戲——一帶兩便。”若沒有書本知識的導引，許翁又何能如此!

除古人經典著作之外，當時湧現的與商業經營密切相關的商人書和商業書，也是他們經常閱讀的。這些商業書包括標準商書、水陸行程書、集商業經營和水陸路程於一體的商書、商業道德與倫理書、防騙類書等。如休寧商人手抄本《士商規略》就介紹了商人出門如何注意安全、怎樣待人接物以及把握市場行情等知識。《士商十要》總結了作者經商的十條經驗，最後說道：以上十條，雖係俗談亂語，實係少年切要。初出江湖士商，閑時細覽，方知商賈經營，非易事也。

不言自明，這些書為徽商提供了更為直接的各種商業經驗或經營信息。

明清徽商好讀書的特色，改變了長期以來人們一貫視商人隻知逐蠅頭不識詩書的看法，不僅為明清商業市場增添了新的亮點，而且為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途徑。

好讀書，幫助徽商修身養性，幫助徽商汲取前人的經營經驗，還幫助徽商了解各地的地理風俗民情，有利於徽商了解市場的發展趨勢。在商場上。對商人來說，多讀書是極其重要的。俗話說：“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一本有價值的書寫成，無不是一個人或一些人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智慧的結晶。讀書，是學習前人經驗、交流思想和陶冶情操的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