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審時度勢，尋機謀利

福商百年不衰，可以說是善於審時度勢的結果。比如，在明代，福建沿海受倭寇侵擾，朝廷下令關閉港口，福建海商並沒有因政令限製而卻步，他們審時度勢，變政府港口為私人港口，堅持向大海要生存，從而將福建海商推向了全盛期；清代閉關鎖國，不斷“禁海”，海商的活動常常受到打擊，甚至被誣指為盜，他們迫不得已之下便舍舟登陸，出海一變而為過番；近代福建人在南洋建立了眾多家族企業，但最終家族企業的製度在事業發展壯大後消失了其積極性，反而成為創業阻力，他們又一改弊製，把企業改組為現代化的有限公司。凡此種種，足可以想見閩裔僑商始終在根據外部環境審時度勢、因機而變，因而他們適應了各個時代的環境，累積了足以掌控東南亞各國經濟的巨大財富。

閩裔商人黃鴻年就是因為善於審時度勢的，才創造了業界奇跡。

黃鴻年是印度尼西亞金光集團總裁黃奕聰的第二個兒子，祖籍為福建泉州，1948年出生於印度尼西亞望巴錫。1955年，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與黃奕聰有過一次交談，對黃奕聰說，應該讓孩子回中國受教育，多了解中國傳統文化。1960年，黃奕聰果然如約把兒子黃誌源和黃鴻年送到北京求學。

黃鴻年時年12歲。雖說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亞，但在求學的關鍵時刻卻接受了中國文化的教育，而且也受到當時國內政治傾向的感染，主動到農村插隊，在山西南部農村務過農。可以說，在那個時代，黃鴻年幾乎成長為一個典型的中國青年，能吃苦耐勞，在他身上，沒有一點華僑子弟的嬌氣。

盡管如此，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當時國內發生的一些事件黃鴻年開始產生困惑，感到自己在浪費時間，浪費青春和生命，因此也產生了一些破滅感。為此他在1970年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在周總理的幫助下，在政治高潮中他破例被準許重返印度尼西亞。然而有趣的是，當多年後再次回到中國時，黃鴻年又感到自己在中國的10年並沒有白過，不僅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使他產生了滄桑感，而且給了他獨特的認識事物的能力，使他在商務經營中頗為受益。回到印度尼西亞後，黃鴻年進入父親的金光集團公司做事，從沒有做過生意的黃鴻年對生意經似乎有一種天生的領悟。他很快便成為黃奕聰的得力助手，在金光集團裏管理一家鋼鐵工廠，一麵跟著父親學習經商，一麵思考一些商業上的問題，常常有與眾不同的思路。

1978年，年屆而立的黃鴻年在新加坡大展拳腳，收購了“聯合工業”，從1981年到1991年將“聯合工業”的資本由1700萬新元增至10億新元。黃鴻年雖可以說是出手不凡，但他並不是一個輕易就能滿足的商人，總是像獵犬一樣不停地關注周圍的動靜，尋找下一個目標。這一時期，中國已經在改革的大潮中前進了10年，市場經濟的因素也越來越多。一種舊有的情結使他終於下定決心回國發展。他在與父親的一次談話中說，我感覺我應該去，我熟悉那裏，對中國有感情。這個“感情”二字在他這裏有著更為複雜的含義。

1991年，黃鴻年賣掉了新加坡的“聯合工業”股份，收購了中國香港上市公司紅寶石。他的目的很明確，即要借助中國香港這個窗口近觀中國大陸，伺機向內地進軍。為此他在收購了“紅寶石”之後，立即將其改名為“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中策”二字意即中國投資策略，由此不難想見，自信了解中國的黃鴻年正躊躇滿誌地尋找著切入內地經濟市場的商機，誌在必得。黃鴻年正式進軍內地選擇了一個極為恰當的時機，就是鄧小平南巡。據他觀察，1992年以前中國內地經濟搞活雖已有了一定的深度和廣度，但很多方麵仍沒有放開，尤其是資本市場，還是鐵板一塊，在內地成立公司，也受諸多限製。但自從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倡“步子再大一些”，他相信中國的市場將日新月異。黃鴻年的行動由此開始。僅1992年一年，他就先後在杭州組建了中策橡膠、啤酒、電纜、低壓電器公司；在山西運城組建了工業集團，合營14家國有化工廠；在寧波成立中華造紙公司；在泉州合資成立中僑股份有限公司。翌年，又在大連參與101家輕工企業的合資改造。他的動作之大，幾乎可以說是齊頭並進，全麵出擊。同年，由於貢獻突出，他被杭州市政府授予“杭州榮譽市民”稱號，被聘為杭州經濟發展顧問，同時被聘為浙江大學的兼職教授。

在短短一二年間，黃鴻年在中國商界、學界乃至政界均有拓進。這自然是他的中國投資策略的組成部分。他懂得，要想在中國經商，把生意做大，除了商務外還要做好很多別的功課，下所謂功外工夫，這可以說是他以往在國內生活所得的經驗。事實上在開放之初的中國也的確如此，完全靠市場經濟的辦法路走不通、事辦不成，因而不得不下些功外的工夫。一些不了解內情的外商看黃鴻年，往往弄不明白他幹嘛搞那麼多花樣，他則會神秘地笑著說，要知道這是在中國，中國是一本無字天書，需要借助時間和腦力才能讀懂，浮躁可是不行的，必須學會審時度勢，尋機謀利。

俗語說：“到什麼山唱什麼歌。”黃鴻年的成功經驗告訴我們：到什麼環境裏就要了解什麼環境，並跟著環境的改變調整自己的經營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