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官

【原文】

梁惠王（1）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2），可以百戰百勝，有之乎？”

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3）。黃帝者，人事（4）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完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5）、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6）為絕地，向阪（7）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8）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9）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10）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在所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鬥，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11）我智。’謂之天時，人事而已。”

【注釋】

（1）梁惠王：即魏惠王，戰國時魏國的國君，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於公元前362年從鄰近秦國的安邑（今山西夏縣）境內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故曆史上又稱梁惠王。

（2）刑德：刑，指刑罰殺戮、戰爭攻伐，即武力的一手；德，指施行恩惠、仁政，指治理國家、取得人心的一手。

（3）天官：天文星象等的總稱。凡所謂望雲氣、望日、觀星等都與天象有關，故稱天官。時日陰陽向背，即指古代占星家所認為的天文星象、時日陰陽的變化，能導致和決定人間的吉凶。

（4）人事：人的活動。人有目的、有意的積極作用。

（5）下：低矮。

（6）陳：同陣。下文“地”，原作“紀”，從湖北崇文書局（簡稱鄂局本）改。

（7）阪：山坡。

（8）濟水：亦氵允水，源出河南濟源縣王屋山，古時直入海，今流入黃河。

（9）億：古時10萬也叫億。據《史記·殷本紀》載：紂王發兵70萬拒周武王（一說17萬）。

（10）公子心：春秋戰國時人，事跡不詳。

（11）稽：查考。

【譯文】

梁惠王問尉繚子說：“黃帝依靠刑殺和德政，可以百戰百勝，真有這回事嗎？”

尉繚子回答說：“刑是講靠武力討伐敵人的，德是講行仁政治理國家的，並不是講天象、時日、陰陽向背那些東西。黃帝所憑借的，就是人的作用罷了。何以見得呢？譬如現在有座城，從東西攻攻不下來，從南北攻也攻不下來，這四個方向難道都沒有吉利的天象時日可利用的嗎？之所以不能攻取，是由於城牆高，護城河深，守城的武器齊備，物資糧食貯積充足，將士們同心協力。如果城牆低，護城河淺，防守力量弱，就能攻下它了。由此看來，天象時日，不如人的作用。按《天官》書的說法：‘背水布陣就等於置之死地，向著山坡列陣等於白白斷送軍隊。’但是，周武王討伐商紂王，就背著濟水向著山坡擺開陣勢，以2．25萬人攻擊紂王的幾十萬大軍，滅掉了商朝，按照《天官》書的說法，殷紂王豈不是應該取勝嗎？楚國將領公子心和齊國人打仗，當時彗星裏出現在天空，彗柄在齊國一方。（按照占星家的說法，）彗柄所在的一方得勝，攻打齊國一定不利。公子心說：‘彗星哪有知覺！拿彗帚與人相鬥，要把彗柄倒過去打才能取勝。’第二天與齊軍交戰，大敗齊軍。所以黃帝說：‘先去求神求鬼，不如先考察自己的智能。’這就是講天時不如人的活動起決定的作用。

【心得】

本篇主要論述了廣泛施行德政以及充分發揮人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在《孫子兵書·行軍篇》中就指出：“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孫武是把“道”看作軍事行動的依據、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他認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並把“道”擺在“五事”之首。“與眾相得”也是強調上下同心，“令素信”，即國家法令、政令使官民、上下一樣遵守，這樣教育士卒，他們就會服從。平素使士卒養成服從的習慣，政令、法令、紀律使人信服，將帥和士卒關係融洽，這樣的軍隊，當然能無往而不勝。尉繚子提出了與之相同的觀點。

殷紂無道，暴虐淫侈，為臣民所憤恨。周武王伐紂，深得民心，同仇敵愾。武王左持黃鉞，右秉白旌，親自指揮戰鬥，使得兵力上下一心。所以，紂王雖有兵17萬（一說70萬），卻不抵武王戎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萬人，牧野一戰，殷商滅亡。周武王“與眾相得”，則勝；殷紂與眾相離，牧野戰中，前徒倒戈，大敗。

楚霸王力拔山，氣蓋世，而在垓下兵敗逃跑時，被一老人故意指錯方向，竟陷大澤之中，被漢軍追趕上，隻好刎頸自殺。也是因其不得眾，不得人，以致走入絕境。

《三略》提出“良將之統軍也，怒己而治人“。《百於金丹》要求“將貴取勝，尤貴得眾心”。《管子》指出，“上下不和，雖安心危。”明朝張居正說過，“和，則一可當百；不和，雖有眾，弗能用也。”都反映了“與眾相得”的統禦思想。

西漢末年，王莽篡權後，驕奢淫逸，民不聊生，各路豪傑和農民起義軍紛紛興起，與王莽政權鬥爭。結果，王莽政權被推翻了。然而在王莽政權傾覆之後，各路豪傑為爭皇位，又打得不可開交，這其中有一支由劉秀領導的隊伍。

劉秀采納了部下邳彤的建議，用大司馬的名義，召集人馬，又招募到了4000精兵。他的部將任光向天下宣告說：“王郎冒充劉氏宗室，誘惑人民，大逆不道，大司馬劉公從東方調百萬大軍前來征伐。一切軍民人等，反正的，既往不咎；抗拒的，決不寬容！”

任光派騎兵，把這個通告分發到巨鹿和附近各地。老百姓看到了通告，紛紛議論，把消息越傳越遠。王郎手下的兵將聽了，都害怕起來，好像大禍臨頭似的。

劉秀親自率領4000精兵，又打下了鄰近好幾座縣城，聲勢漸漸大起來。沒過多少日子，又有不少地方首領，看到了通告，率兵前來投靠劉秀。劉秀十分慷慨，封了許多將軍，還封了許多侯爵。就這麼七拚八湊，他竟收羅了十幾萬人馬，帶著這不斷壯大的軍隊，劉秀向巨鹿發起了攻擊。

不久，劉玄也派兵來征伐王郎。兩路大軍聯合在一起，連續攻打了一個多月，仍然沒有打破巨鹿城。有幾位將領對劉秀說：“咱們何必在這兒多耗時日呢？不如直接去攻打邯鄲。打下了邯鄲，殺了王朗，還怕巨鹿城不投降嗎？”

劉秀采納了他們的意見。留下了一部分人馬繼續圍攻巨鹿，自己帶領著大軍去攻打邯鄲，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王郎的軍隊支持不住了，就打開城門，獻城投降。劉秀率領大軍進入邯鄲，殺了王郎。

劉秀住進了王郎在邯鄲修建的宮殿，命令他手下的人檢點朝中的公文。這些公文大部分是各郡縣的官吏和豪紳大戶與王郎之間往來的文書，內容大多數是奉承王郎，說劉秀壞話，甚至幫助出主意剿殺劉秀的。

對這樣的文書，劉秀看也不看，全都堆在宮前的廣場上，並召集全體官吏和將士，當著他們的麵，把這些文書全都燒掉了。有人提醒劉秀說：“您怎麼就這樣燒掉了呢？反對咱們的人都在這裏頭呐，現在連他們的名字都查不著了。”劉秀對他們說：“我燒掉這些，就是要向所有的人說明，我不計較這些已經過去的恩恩怨怨，好讓大家都安心，讓更多的人擁護我們。”

勸說的人這才明白過來，劉秀不追究那些曾反對過自己的人，那些人就會心安理得地服從劉秀，而不會因為害怕劉秀報複，投入反對劉秀的營壘。大夥都佩服劉秀的深謀遠慮和開闊的胸懷，一些過去反對劉秀的人，見了劉秀的這種舉動，反而願意為劉秀效力了。

劉秀贏得了人心，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最後終於成為東漢的開國皇帝。

尉繚的政治主張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在剝削階級統治人民的社會條件下，人民在本質上不可能有共同意誌的。但他把仁德和上下協力作為軍事上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原則提出來，是符合戰爭規律的。我們在理解和運用這一原則時，應該賦予它新的內容。我軍是人民子弟兵，這就決定了我軍上下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我軍所以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

宋朝範仲淹《奏上時務書》記載：“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

以德服人，天下歸心。一個最高統治者要想使手下的大臣、將領及百姓擁戴和誠服，並樂於接受他的領導和統治，必須以德行服人；必須深明大義、品德高尚、以禮待人，並言而有信，隻有這樣才能眾望所歸，天下一心。如果心胸狹窄、任人唯親、出爾反爾，並殘暴用事，靠暴力來製服天下人民，將會適得其反，民怨沸騰。

商朝末期，周文王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秩序，取得民心，曾“以德感人，以德服人，以恩惠人，廣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無勞其稅，仕者世食其祿。畫地為牢，刻木為吏，不動刑罰，而民自勸。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則出公錢而嫁娶之。有老而無子，幼而喪父者，皆給錢帛而賑恤之。由是四方百姓，家給人足，歌頌太平。同時獻出洛酉之地，請紂王去掉炮烙、熨鬥之刑。”周文王這種以德感人、以禮待人的政策，使百姓大為感動，殷商的其他諸侯及百姓爭先入西土歸順；相反整天縱欲極奢、殘酷暴虐、殺戮忠臣、殘害百姓的商紂王卻日益孤立，成了天下人民咒罵的獨夫民賊。過了幾年後，周武王看到時機成熟，就率領軍隊去攻打商朝。由於紂王“失德”，使得眾叛親離，士兵陣前倒戈，這個靠殘暴鎮壓來維持統治的家夥最後被迫登鹿台自焚而死。

20世紀50年代，為了團結一批國民黨愛國將領，我黨領導人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廣闊胸懷、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催人淚下的行為來感動他們。使一部分人毅然從美國、台灣回到了祖國。

1956年4月28日，和李宗仁有幾十年深厚友誼的程思遠回到了北京。我黨領導人親切、友好地接見了他，並建議他到全國各地看看，看看祖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完成後百業興旺的情況，同時讓他轉達李宗仁也回來看看的建議。以後，程思遠又多次回到祖國，每次周總理都要親切友好地接見。祖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周總理和藹可親、關心下屬的長者風度，以及不計個人恩怨的愛國主義胸懷，使他十分感動。

他回去後，把這些情況彙報給了李宗仁，同時也轉達了我黨領導人對他的四可方針：“第一，李先生可以回來在祖國定居；第二，可以回來，也可以再去美國；第三，可以在歐州暫住一個時期再定行止；第四，回來以後可以再出去，如果還願意回來，可以再回來。總之來去自由，不加拘束。”李宗仁聽罷後，被感動得熱淚盈眶，老淚縱橫，最後慷慨表示：如今民族團結，邊陲歸心，國際地位與日俱增，這樣一個祖國，是值得我們衷心擁護的。……回到祖國，安度晚年。”

1965年7月，李宗仁先生和郭德潔女士在我黨領導人的品德、精神感召下，毅然從海外回到了祖國。當他們走出機倉，看到機場上熱烈的場麵時，感情的閘門頓時打開，淚如泉湧……以後，他再也沒有要求返回美國。晚年，為祖國的統一大業做出了貢獻。

《論語·為政篇第二》中記載，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用道德來治理國政，自己便會像北極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別的星辰都環繞著它。政治上立於不敗之地者，雖然有諸多因素，堅持以德為本這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麵。

春秋時，韓起是晉國的正卿，叔向是晉國的大夫。一天，韓起對叔向抱怨說：“我空有正卿之名，卻沒有正卿的收入，窮得連和別的卿大夫交際往來的費用都沒有。”說完這話，他本想會博得叔向的同情，想不到叔向卻對他拱手相賀。韓起不解其意，就問叔向：“我如此窘迫，以至令我常常為此憂慮，你不但不予同情。反而恭賀我，這是什麼道理？”

叔向沒有直接回答韓起的問題，而是先給他講了兩個晉國曆史人物的故事：一個是貧而有德的欒書，一個是富而無道的郤至。欒書曾是晉國的上卿，按規定應享受500頃田的俸祿，可實際上他連100頃田都沒有，窮得竟置不起宗廟中的祭器。但他並沒有為此而煩惱，反而更加注意自己的品德修養。他以德行廣布全國，嚴格按國家法度辦事，贏得了全國百姓的普遍尊敬和愛戴。郤至恰恰相反，他曾是晉國的正卿，家中的財富達到了國家財富的半數，晉國三軍中的將軍，郤氏家族就占了一半。但是他驕奢淫逸，貪得無厭，一天到晚隻恨自己的財富還不夠多，權勢還不夠大，依仗自己的財富地位胡作非為，魚肉百姓。結果不但他自己最後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他的宗族也被滿門抄斬。

叔向講完這兩個故事，接著對韓起說：“現在，您像欒書那樣貧窮，我想您也一定能行欒書之德，所以我恭賀您。如果您對自己的品德修養漠不關心，而總為自己的財富不多而憂慮，那麼，我哭您還猶恐不及，。哪還有什麼心思恭賀您呀！”

聽了叔向的話，韓起恍然大悟，深受啟發，明白了德行比財富更重要，自己不該為貧窮憂慮，而應該像欒書那樣在貧窮的時候樹立美好的德行，這才是長久之計，避免步入郤的後塵。他趕快給叔向跪下，叩頭至地，感激地說：“我隻考慮自己的財富多少，這是亡身滅族之道。您的一席話救了我，不單我自己感謝您，就是我的祖先和後代子孫也要感謝您啊！”

以德為本，其實是政略對內職能的最有效的手段。高明的政略家對此高度重視，認真履行。“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這些是千古不衰的格言。所謂“以正治國”，就是依靠正確的道德觀念教育人民，規範社會，治理國家。沒有正確的道德觀念為主導的社會和國家必定是混亂不堪，惡善不分。以德為本作為過去社會裏的治國之正道，在今天仍有其現實的意義。

“以德為本”看起來算不上商戰謀略，但它卻是商家立足於社會的基點，它要求商家誠實經營，尤其是要對消費者誠實，不搞坑蒙拐騙那一套把戲。

誠實經營的例子很多，趙章光就是其中一個。

趙章光是章光牌101頭發再生精的發明者和生產者，產品功效甚佳，市場一度脫銷，但是，他卻十分誠實，他在產品廣告中寫道：“注一：對晚期溢脂性脫發（老年性，僅剩一圈發際，毛囊基本萎縮）效果不理想，特此說明，請君不必破費。”這樣誠實經營，實在難得。

美國亨利食品加工公司總經理霍金也是一位誠實經營的人。有一天，他突然發現自己廠裏的食品保鮮劑含有輕微的毒素，雖然毒性並不大，但是長期使用必然影響人的健康。

如果悄悄的從食品中減少保鮮劑，食品的新鮮度就會受到影響，如果將這一毒素公布於眾，，就有可能影響市場銷售，還會引起同行的強烈反對。霍金此時陷入了兩難境地之中。

經過強烈的反複思考之後，本著誠實經營、向消費者負責的態度，霍金決定向廣大消費者公開保鮮劑有毒的實情，提醒廣大顧客注意受傷害或者中毒。

結果，這一決定遭到了同行的抵製和打擊，亨利食品公司幾乎被他們擠到了崩潰的邊沿，幸好美國政府出麵調解，公司才度過了難關，從此之後，亨利食品公司誠實經營的名聲傳遍了全美國，生意也越做越紅火了。

企業道德是指在企業這一特定的社會經濟組織中，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持的，以善惡評價為標推的道德原則、道德規範和道德活動的綜合。按照道德活動主體的不同，可分為企業的組織道德和員工個人的職業道德。企業道德既是社會道德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道德原則在企業中的具體體現。它是人格化了的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在自然求索、社會交往中，所應遵循的旨在調節企業與國家、企業與他企業、企業與他單位、企業與競爭對象、企業與服務對象以及企業內部各方麵關係的行為規範總和。“道德”這兩個字，“道”原是指人行走的道路，引申為事物運動變化的規律和人們行為必須遵循的道理、規範。“道”與“德”的意思相近，是人們實行“道”的原則，內得於已、外絕於人，便稱為“道”。我們現在所用的“道德”這個概念，主要是指一定社會或階段用以調整人和人之間、個人和社會之間關係的道德規範的總和。它是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慣，特別是通過人們的內心信念而起作用的。

企業道德是指企業在長期的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漸積澱升華形成的，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慣和內心信念來維持的，以善惡評價為標推的道德原則、道德規範和道德活動的綜合。按照道德活動主體的不同，可分為企業的組織道德和員工個人的職業道德。

企業道德既是社會道德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道德原則在企業中的具體體現。它是人格化了的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在自然求索、社會交往中，所應遵循的旨在調節企業與國家、企業與他企業、企業與他單位、企業與競爭對象、企業與服務對象以及企業內部各方麵關係的行為規範總和。

企業道德是企業及員工對共同道德標準統一的認可，它有功利性、群體性、實踐性、繼承性和時代性5個方麵的特征。企業道德具有功利性，是由企業作為以盈利基本為目的基本性質所決定的。在企業與市場以及社會的各方麵關係中，道德因素之所以成為必要和被看重，就是因為企業道德的完善能夠直接或間接的給企業帶來利益和發展，企業道德不僅是企業的責任更是企業增強競爭力的武器之一。

群體性也是企業道德的一個重要特征。企業道德屬於一種群體道德，群體的自我約束越健全，其道德形象就越完美。從職業道德方麵來看，企業道德約束的對象是企業的全體員工，是一個群體，隻有這個群體的總體道德水平提高了，我們才能說企業道德水平在改善。道德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本質地講，是一種實踐精神。道德的實踐精神本性決定企業道德也必然具有實踐性的特點。企業道德蘊藏在企業一切生產經營活動之中，而企業的任何生產經營活動都是具體的行為，具有講求實踐的特性。此外，企業道德也不是無本之木，它是在繼承曆史上有關經濟活動方麵的道德因素的基礎上產生的，當然，企業道德產生之後也不是一成不變，是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的，即企業道德具有的時代性的特征。企業道德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在曆史的發展和演變之下，當前的企業道德要求已經不完全同於最初的標準。

企業作為市場的細胞，其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企業在追求利益的同時，又必須使自身的獲利過程同時也成為有益於社會進步和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的過程，即必須注重企業道德。

企業道德，有三個基本問題是必須澄清的：企業為什麼要遵守道德？企業道德是否有差異？企業道德建設的路徑如何？

第一，從製度經濟學的觀點看，企業是一種包含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契約關係和協作組織，它存在的原始目的是獲取一種比個體勞動更大更穩定的收益。要達到此目的，企業必須借助資金、土地、廠房、設備、社會製度、環境等客體性資源和勞動力、管理、市場需求等主體性資源。這意味著企業必然享有來自係列資源供應者即利益相關者（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供應商、政府、社區、環境等）的權利。按照“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的判斷公理，企業天生就是具有權利和義務關係的統一體。出於“權利與義務對等”的原則，企業以遵循一定的行為規範來實現對係列利益相關者的義務成為企業道德的一般由來。比如，企業按勞動合同規定支付員工的報酬、生產銷售安全可靠的產品等行為就是天經地義的選擇。進一步可以判斷，不同規模和性質的企業都應有各自必須遵循的道德規範，隻是按照“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各自道德行為的質和量有所不同。比如：一家造紙企業就應該比一家谘詢策劃公司在環境保護方麵有更多的作為；大企業比小企業通常應有更全麵、更規範的道德約束。

第二，關於企業道德的差異性問題或層次性問題，筆者認為可區分為兩大形態。前文所言，基於“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企業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可劃為第一形態的企業道德。對於這一形態的企業道德，企業必須遵守，不可逃避。“作為”，是企業的“題中應有之義”；“不為”，是企業的“缺德”，應予以懲治。此外，社會上也存有超越“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因企業（企業決策者）的良知和自我覺悟而認同並遵循的行為規範，我們稱第二形態的企業道德。

比如，2006年6月，世界第二富豪沃倫·巴菲特將個人財產的85％約370億美元捐贈給了蓋茨基金會，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大的一筆慈善捐款。顯然，如果認為巴菲特這樣做是為其所掌控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捕獲民心和樹立品牌，恐怕很難讓人認同，因為巴菲特及其公司在社會中早已聲名顯赫，不必要用如此之大的投入來實施市場推廣；而從企業決策者——巴菲特先生不圖回報的利他精神境界的角度去解讀，可能更準確可信。這兩種形態的企業道德的根本區別是前者以對利潤的追逐為前提，後者以利他的精神追求為前提。在現實中，二者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不容易、也不必要分辨。比如，一般企業向希望工程捐款，就很難區分哪些錢是屬於遵守第一形態企業道德（對企業所享有的美譽度、知名度等權利的回報），哪些錢是屬於遵守第二形態企業道德。但在理論上做這樣的形態劃分，能有利於在現階段準確、有效地推進企業道德建設。

第三，關於企業道德建設問題，首先應該把持曆史的與進化的觀點。曆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我們正處於物的稀缺性依然存在的商品經濟社會，人們普遍的理性選擇會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而利他的精神追求一般意味著物質利益的損失，因而決定了多數企業決策者會以企業道德中的第一形態為選擇取向，這是現階段的曆史局限性所決定的。當然，並不排除少數有利他的精神追求的企業決策者和一般企業決策者身上偶爾閃爍的“利他”火花，但這不是現階段主流。

從進化的觀點看，正如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在《製度經濟學與人類進化》一文中所闡述的：這個社會合約的建立，必定是許多代人，反反複複博弈的結果。若是把企業對第一形態企業道德的遵守看成是一種社會合約的形成，其必然也是企業與一係列利益相關者長期博弈的結果。

綜上可知，現階段企業道德建設應該以第一形態為重點，而要使這樣的行為規範內化為企業的自覺行動，必須使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充分博弈。目前國內存在一些企業道德缺失的事例，正是因為利益相關者中最重要的一方——行政管理職能不到位，影響了博弈中的力量構成，以至於博弈不充分。所以，完善來自利益相關者的製度與非製度約束力體係是現階段企業道德建設的基本路徑所在。

至於第二形態的企業道德，其遵守的動力來自人類潛在的“利他基因”和精神覺悟，我們應該倡導、頌揚這種高尚的利他精神追求，但在現有的社會發展階段，不可能成為企業道德建設的主體，更不能憑借強製力來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