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之

【原文】

宣宗成皇帝（1）每與臣下言及開捐（2）一事，未嘗不谘嗟太息，憾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3）也！臣嘗即：國家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而通籌（4）之，一歲（5）本可餘二三百萬，然水旱偏災堯湯不免。以去年之豐稔（6），而江浙以大風而災，廣西以兵事而緩（7），計額內之歉收已不下百餘萬。設更有額外之浮出（8），其將何以待之？今雖捐例暫停，而不別求一久遠之策，恐將來仍不免於開捐。以天下之大，而無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圖而貽君父之憂，此亦為臣於者所深恥也。當此之時，欲於歲入常額之外，別求生財之道，則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誠不可以妄議矣。至於歲出之數，兵餉為一大宗。臣嘗考：本朝綠營（9）之兵製，竊見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為兵餉贏絀（10）一大轉關，請即為我皇上陳之。

【注釋】

（1）宣宗成皇帝：即道光皇帝。

（2）開捐：指出錢買官。清中葉以前為臨時捐納。鴉片戰爭以後為彌補巨大的財政虧空，將捐款作為正式的財政收入，規定京官從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都可以按規定價格購買。

（3）取財之非計：不是國家生財的正道。

（4）通籌：通盤籌算，整體考慮。

（5）歲：年。

（6）豐稔：豐年。稔：穀物成熟。因穀物一年一熟，故用以稱年。

（7）以兵士而緩：因為戰事而緩收賦稅。

（8）額外之浮出：發生突然的事變。

（9）綠營：始於明代的一種兵製。清人入關以後，規定各省漢族兵用綠旗，稱綠營兵或綠旗兵。有馬兵、步兵、水師。

（10）贏絀：增減。

【譯文】

道光皇帝每次和我談起開捐買官一事時，常常歎息不已，感歎這不是國家取財的正道，官員良莠不齊，官場因此而混亂。我考慮到，國家每年的收入和支出如果能通盤籌算，本來可以剩餘200～300萬，但水旱災害就算是唐堯商湯之類的聖王也不能避免的。以去年為例，江浙因大風而成災，廣西因戰事而減稅，就算是豐收年，總計因天災減少的收入已不下百萬；如果再有意外事情發生，還有什麼辦法應付呢？現在雖然開捐的事暫停，但如果不另謀長久之計，充實國庫，恐怕將來仍免不了重新開捐。國家這麼大，如果沒有3年的積蓄可預備急用，隻顧眼前打算，卻將國君的憂慮置之腦後，這是做臣子深以為恥的事。當前若想在每年國庫正常收入之外再謀求生財之道，多取一分，百姓就會多受一分禍害，確實不能恣意妄為。說到每年的支出，軍餉是一項大開支。我曾考察過我朝的綠營兵製，偶然見到乾隆四十七年關於增兵的方案，實在是軍餉增減的關鍵，請允許我為皇上詳細陳述這件事。

【心得】

曾國藩為清廷的忠言將領，他的眼光確實有過人之處。作為一位將領，他知道打仗就要銀兩，但他並不像許多貪得無厭的軍官隻顧搜刮民脂民膏。他清楚地知道在正常賦稅之外，“搜刮一分，民受一分之書”。

中外無數統治者生前橫征暴斂、荒淫無度，死後大墓大棺陪葬。西漢末年，學者桓譚的《新論》曾記載國家收支的一般情況：大司農從百姓身上賦斂的錢，一年為40億，半數用作官員薪俸，半數供朝廷使用。少府從園地工商收來的稅錢，一年有13萬，全部供皇帝私用。除朝廷所謂“公用”外，光是皇帝私人開支就占全國總收入的三分之一！這幾乎是中國曆代王朝的通例（漢元帝時，“都內積錢40億，水衡積錢25億，少府積錢18億”，都是皇室的收入）。明代為了應付朝廷巨大開支和“剿賊”所需，一再增加“兵餉”，先後共搜刮1670餘萬錢。崇禎皇帝甚至明確下令：“不集兵無以平賊，不增賦無以餉之，其累吾民一年。”結果“餉已盡而賊未平”，於是又追加“剿餉”。向各級官吏層層索求，盤剝無度，弄得“農怨於野，商歎於途”，最後皇帝終於自取滅亡。曆史上的通則是：一個朝代越接近滅亡，其當權者越是拚命聚斂財富、揮霍無度。法王路易十六積欠40億國債，卻依然變本加厲地搜刮揮霍，一次宴會要耗費千萬餘元！僅凡爾賽宮一年喝的葡萄酒便要耗費79萬法郎！不僅法王窮奢無度，連王後安唐妮的各種手鐲就值700～800萬法郎！然而巧取豪奪、橫征暴斂的結果是把法王路易十六與王後送上了斷頭台。

因此，曾國藩指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要發展生產、富國強兵。在中國曆史上，“富國強兵”之策不僅是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也須加強中央集權，發展農業生產，鼓勵耕戰，改革政治、經濟、軍事製度，實行變革等政治措施，因而是一項根本性國策。

《六韜·上賢》曰：“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王，正君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六韜》還指出：中央政府必須掌握農、工、商這三個經濟命脈；並認為隻有發展農、工、商業，使國力充足，軍事實力才能強盛，國家長治久安才有可靠的物質基礎。隻有舉國上下致力生產，才能國富兵強，否則“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戰爭不但是政治和軍事的競賽，也是經濟的競賽。隻有國富，才能兵強。春秋末期的吳楚之戰，吳能以少勝多，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吳國工商業逐漸發達，尤其是製鐵工業有長足的進步，使兵器生產發展迅速。而楚國連年遭侵，歲無寧日，經濟發展受到限製，所以敗給吳國。戰國時期變法最早的魏國，在李悝的主持下，實行“盡地力之教”的措施。李悝指出：“農事書，則饑之本也”，不僅強調大力發展農業生產，還提出廢溝洫，鏟除井田的疆界，加強農田水利建設，使魏國得以強大。之後吳起、商鞅的變法和齊、韓、燕的改革，都以發展經濟為主要內容，目的都在於富國強兵。

運用“富國強兵”謀略，對內可以增強國力；對外可用經濟和非經濟手段削弱相消耗敵國的經濟，或利用自己經濟潛力的優勢拖垮敵國，使自己處於有利地位。公元前491年，越王勾踐在吳國拘役3年後回國，向左右征詢複興越國之道。春秋末期，當時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謀略家範蠡作了極其精辟的論述，他向越王獻了一條“富國強兵”之計，其要義是：興人事、修政教、收地利”，保護人民，發展生產，儲備國力，富國強兵。勾踐聞言，如醍醐灌頂，於是臥薪嘗膽、幡然領悟為政之道，從此發憤圖強，命令文種主持國政、範蠡治理軍旅。至公元前485年，越國府庫充實、土地墾辟，人民樂為所用。兩年後，越國正值豐收，而吳國適遇災害，水稻歉收。原來，越國用了文種的蒸粟毒計，奉還吳國1萬石蒸熟了的糧食。吳國見子粒肥大，皆引為良種，結果顆粒不收，釀成大災。公元前478年，越國人力、物力愈益強盛，國富兵強，於是大起兵馬，連續圍困吳國數年。這時，吳國卻因兵民疲敝，財力虛耗於累年征戰，最後慘敗於太湖邊，不久被越國滅亡。

中國曆代謀略思想中，富國強兵之策都受到高度重視。《孫臏兵書》中就把“富國”、“強兵”作為重點進行討論。孫臏認為，隻有“富國”才是“強兵之急”，從而才能“戰勝而強立”，實現天下的統一。《投筆膚談·本謀》中提出“國不富不可以興兵”的理論，把國家的經濟實力（即國富）當作戰略運籌的重要內容，認為戰爭不僅僅是戰鬥力、指揮技巧、後勤保障之間的較量，而且還是國家綜合實力，包括政治狀況、社會狀況之間的較量。

漢初，其北部邊境經常遭到匈奴軍隊的侵擾。由於秦漢之際的長期爭戰，社會經濟遭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因此，從漢高祖開始，中間經過文帝、景帝，直到漢武帝即位之初，均無法以武力徹底反擊匈奴的侵擾。在這幾十年的時間裏，漢朝采取和親政策，以緩和匈奴的掠奪。但匈奴統治者既不放棄和親的利益，又不放棄武力掠奪，所以漢朝雖然先後進行了8次和親，但每次隻能維持短短幾年的和平。在此期間，匈奴兩次大規模的南下入侵。漢朝經過70多年的休養生息後，在發展農業生產的基礎上，先後實行鹽鐵專賣、整頓幣製和稅收等措施，使社會經濟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到漢武帝初年，國家財力充裕，社會富庶。從公元前129年～前119年的10年間，漢武帝采取集中兵力、主動出擊的作戰方針，在西起河套，東至遼西的廣大戰場上，先後發起3次大規模的戰役，殲敵俘敵數10萬之眾，使匈奴遠遁。從漢初采取“和親政策”姑息匈奴統治者的侵擾，到漢武帝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從曆史上不同角度說明了富國強兵的作用。

當今衡量一個國家富強程度的標誌是綜合國力。綜合國力競爭戰略將是未來新時代的國際性總體戰略。20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戰爭充分說明，誰擁有綜合國力優勢，誰就握有戰爭的主動權。

要增強國力，必以民力增長為優先，所以善為政者，必重民力。即善於理政的人必定重視人力資源。

春秋時期，楚國國君楚成王死後，他的孫子楚莊王登上王位。在最初的3年裏，他整天不過問國家大事，白天外出打獵，晚上喝酒、聽音樂、看跳舞，許多大臣都把他當做昏君。

實際上楚莊王這都是裝出來的。因為他剛剛當上國君，在朝中還沒形成勢力，可宰相的權力又過大，因此他想通過暗中觀察，發現大臣中誰有膽略、有才華、可以信任和重用。

但是過了很長時間，雖然有幾位大臣勸楚莊王振作，可以談及如何治理國家，與群雄爭勝，這些大臣隻會不著邊際的空談，令他十分失望。於是隻得繼續打獵，喝酒，聽歌賞舞，甚至下了一道命令：“誰再多嘴談論國政，就處以死罪！”一晃3年過去了，楚莊王依舊那樣碌碌無為。

一天，大臣申無畏請求拜見楚莊王。楚莊王盛氣淩人地對申無畏說：“您來見我有何貴幹哪？是想喝點美酒，聽聽音樂，還是有什麼話說呀？”申無畏說：“我來此既不是為了喝酒，也不是為了聽音樂，隻是剛才在城郊散步，聽到一個謎語，我莫名其妙，想到大王您聰明過人，就到您這裏來請教。”

楚莊王說：“謎語？這倒怪有意思的，你快講講。”申無畏說：“楚國山上，有隻大鳥，身披五彩，可真榮耀。一停三年，不飛不叫，人人不知，是什麼鳥。”楚莊王聽了，笑著說：“這可不是普通的鳥。三年不飛，一飛衝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你不用急，擦擦眼睛等著看吧。”申無畏聽了似乎心領神會地說：“大王到底英明。”就告退而出。

從這天以後，又有一些大臣陸續到楚莊王那裏，談論治理國政和與群雄爭勝的事情了。通過推心置腹的交談，楚莊正漸漸對大臣有新認識，了解了誰是可以信任重用的人才。於是，楚莊王開始振作，一麵改革政治，調整官員，一麵招兵買馬，訓練軍隊。後來，他平息了宰相的叛亂，打敗了宋國，使楚國稱霸於群雄之中。

春秋時代的齊國大夫管仲，就是一位重視以民為本並利用人力資源的開發來治理國家的政治家。

管仲任相後，首先致力於經濟的發展，提出治國“必先富民”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認為國家財力充足，遠方之人就會自動歸附齊國；開發荒地，種植莊稼有所收成，本國之民自然會安家立業。

在管仲看來“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根據這種思想基礎，他提出“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的觀點，使百姓事業相連，俸祿互相補助，人民相親，寬免舊罪，救助舊宗，為無後者立嗣，這樣人民就能生息繁育；減輕刑罰、薄收賦稅，如此人民就會富裕；在各地選用賢士，施教於國民，這樣人民就能遵守規範。隻要能夠滿足人民的願望，爭取民心，便得以鞏固國家政權。

同時，管仲還十分重視選拔人才，要求各鄉都要推舉賢士，不得“敝明”、“敝賢”。他還主張凡孝悌忠信、賢良後才，不論是何種出身，也不管是處於什麼地位，都要加以合理地運用。他善於任用人之所長，避其所短。齊桓公向管仲請教任命官吏之道，管仲說：“升降揖讓，以明禮待賓，我不如顯朋，請立為大司行；墾荒地、辟農田，盡地之利生產粟米，我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戰場上三軍成陣，使兵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成文，請立為大司馬；決獄公正，不殺無辜，不誣陷無罪之人，我不如弦商，請立為大司理；犯顏直諫，不避死之，我不如鮑叔牙，請立為大諫之官。”管仲透過對每個人個性的分析，抓住人才各自的特點，使之有組織，相互補充，成立了一個堅強有力的政治集團，充分展現管仲傑出的組織才能。

管仲這些做法，對於人民安居樂業、穩定社會秩序、鞏固國家的政權都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同時他根據人才的不同特點，將其組成整體，使各種才能互相彌補，充分發揮了人才在國家建設中的整體組織效應，也提高了智慧發揮的效率和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