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作為經典的《大學》及其當代價值

《禮記·大學》的“大”，在先秦時代讀作“太（tài）學”，

宋以後一般讀作“大（dà）學”。《大學》並不是一本書，而是《禮記》中的第四十二篇。《禮記》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漢經學家戴聖根據自己的見識，加入一些文獻之後，整理而成的一部總集，其中，像《大學》《中庸》等都不是漢代的文獻，而是先秦的文獻。《禮記》的意思就是對人們所應當遵守的禮節、儀式的記載。

（一）由“記”上升到“經”

《禮記》最初的地位並不太高。一般而言，儒家經典分成三部分：一是“經”，也就是經典、座右銘、指導思想、綱要等。二是“傳”，是對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闡釋。三是“記”，是一種曆史文獻記載。在“經”“傳”“記”中，“經”最為重要，“記”屬於最末。《禮記》就屬於地位不是很高的“記”。但到了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把《儀禮》《周禮》和《禮記》“三禮”合並為“三禮經”後，《禮記》就從“記”的地位上升到了“經”的地位，變成了儒家的重要經典。 (22) 其中，《大學》《中庸》在宋代又成為儒家最重要的經典組成部分。《大學》《中庸》由《禮記》中的兩篇，加上《論語》《孟子》由朱熹合成“四書”，到宋代成為與“五經”並列的重要經典，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曆史演變過程。 (23)

我們知道，《禮記》是“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之一。漢代把孔子定的五部典籍《詩》《書》《禮》《易》《春秋》稱為“經”，弟子對“五經”的領會、注釋、分析稱之為“傳”和“記”。就本源而言，《禮記》本來是解釋分析《儀禮》的，屬於“記”的範疇，大抵為孔門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集體智慧的結晶。 (24) 需要說明的是，在“三禮”中，《禮記》恰恰最晚取得“經”的地位，卻在曆史長河中逐漸成為禮學中最重要的經典。分析這一曆史原因在於，《周禮》《儀禮》的文字太過古奧難懂，詰屈聱牙，難以通讀，而《禮記》則語言清晰準確，名句迭出，記誦便捷，故而引用頻率極高，逐漸被曆代儒家認為是進入《周禮》《儀禮》的不二門徑。

從曆史上看，西漢末年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到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信佛的人越來越多，而佛教的消極方麵也越來越明顯。為反對佛教，唐代韓愈就提出了以《大學》為綱領的理論體係，用《大學》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來抨擊佛教中隻講個人修身養性的佛理。韓愈的學生李翱也推出了《中庸》學說來和佛教對抗。他們開始把《大學》《中庸》提高到與“六經”同等重要的地位。到了宋代，由於當時理學思想的需要，《大學》《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齊治平”和“中和”的處世思想進一步受到重視，而這些又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連。

朱熹在《大學》的開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25)

“子程子曰”，前麵那個“子”是老師的意思，後麵那個程子的“子”是古代對男子的一種尊稱。意思是說，我的老師程頤說了這樣一句話：《大學》是孔子留下來的書籍（但今天學界認為是孔子門生留下來的書籍），是“初學入德之門也”，就是最初開始學習、讀書，進行道德修養的入門讀物。接著朱熹又說，“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做學問有一個先後開端和總結的過程，而這個開端很重要，“獨賴此篇之存”。《大學》正是進入學問的第一篇，叫“開端入門之學”。其次，讀《論語》和《孟子》，最後讀《中庸》。這樣，學習的人要沿著《大學》所說的次序去學習，眼界必然高，心境必然明。由於讀書是循序漸進，最後達到道德修養的境界，這時就可以說很不錯了。由此可知，這個開端是對學生的一個“提示”，表明了《大學》這本書的重要性，《大學》就是進入廣闊思想精神域的第一站。

程顥《大學》改本的大致框架是：三綱領—釋三綱領—八條目—釋八條目；程頤《大學》改本的大致思路是三綱領八條目—釋三綱領八條目。朱熹《大學》改本的大思路與程頤相同，也是先列三綱領八條目，然後再依次一條條列出與之相對應的釋文。朱熹比二程更進一步，不僅對《大學》原文有條理化的要求，還講求文章嚴格的內在結構，故其對《大學》的整理結果比二程改本更為細致。但也因為其對古典經典強分經傳、顛倒舊次、補闕遺文，而導致“率情谘意”，而引起曆代學人的詬病。在筆者看來，朱熹太過明顯的“六經注我”方式在古典文本中，置換進自己的思想邏輯和文本闡釋，其“過度闡釋”，其功過都同樣明顯，一方麵，從新的曆史情境和問題出發，激活了經典的意義闡釋空間；另一方麵，過分為現實而闡釋或者為表達自我對時代問題的解決焦慮而形成的誤讀，又成為思想史誤讀的爭訟不已的事件。

朱熹繼承並大大發揚了程頤的思想，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在一起成為“四書”，還傾注了大半生的心血作《四書章句集注》。由於朱熹的貢獻，《大學》這篇短短的兩千字左右的論文就升華成了一本重要的書。盡管它很短，但絕不能小看。因為朱熹說：“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朱子語類》卷十四）這就為人們指出了讀“四書”的先後順序，“宜先看”三字說明《大學》集中體現了儒家的思想，是入門的重要的途徑。

經過朱熹的努力，“四書”的經典地位逐漸確立起來，並從此開始風行於世。 (26) 元仁宗皇慶二年，即1313年，“四書”被官方定為科舉考試的教材。明朝永樂年間，官修《四書大全》並頒行天下，作為士子考試的標準讀本。科舉考試又以它為出題的依據，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答案。 (27) 清代的康熙、乾隆皇帝都曾經多次抬高“四書”的地位。從此以後，“四書”成為中國民間最普遍的讀本，深深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七百多年的讀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