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強明強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中庸·明道》

明者智也，強者勇也；明者鑒人，強者製人。

《明強》乃《挺經》四章，言智勇兼備、縱橫自在之道。

一 追求學問能獲得智明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傑，動稱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為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中庸》所說的智、仁、勇這三大品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代的豪傑，常稱之為“英雄”。這裏的“英”也是明。所謂“明”有兩種：他人隻看到近前東西，我則可以看到極遠的東西，這叫高明；他人隻看到粗大的東西，我則可以看到精細的東西，這叫精明。所謂的高明，好比身室內，所能看到的距離畢竟有限，登上高樓所能看到的就遠了，登上高山的話，看得就更遠了。所謂的精明，好比是極為細微之物，用顯微鏡來觀察它，它就會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搗兩遍的話，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搗上三遍四遍，那麼它就精細白淨至極了。人是否高明取決於天賦，精明則有賴於後天的學問。我們曾氏兄弟如今僥幸居高位，天賦都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學問來求得精明。喜好提問如同購置顯微鏡觀察事物，喜好學習如同搗擊熟透了的米。總而言之，必須心裏明白，然後才能說出自己的決斷。心裏明白再做決斷這叫英斷，心裏不明白就做出決斷，這叫武斷。武斷自己的事情，產生的危害還不大；武斷他人的事情，就會招致很深的怨恨。隻有謙虛退讓而不肯輕易決斷，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明強”二字是從《道德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引出的。古之豪傑都稱英雄，英即明也。雄即強也。明強，講的是英雄之道。人生在有限的時間裏經營好自己，堅忍圖強，以求用有限的能量盡最大努力把可能做好的事情真正做得“止於至善”，便可稱英雄。

清朝末年，國家內憂外患，但是卻缺乏治國強兵的人才。曾國藩曾說：“孔子曾經說，能治理好自己的國家，又怎麼會有羞辱他的人呢？全在於自強而已，又何必靠別人。就拿非常棘手的洋務來說，中國如果有人才，又怎麼害怕外國人的欺淩？”

但是強大必須有智慧最為後盾，即以“明”助“強”，而不能以“強”害“明”。以“強”害“明”便是剛愎，而剛愎是人性中最大的敗德之一，它集中了許多的惡劣的習慣和性格，如自滿、褊狹、無知、嫉妒等，是為人處世致敗取禍的一大主因。曆史上由此致敗者不絕於書，如項羽，如袁紹，可以不誇張地說，一般的人所以失敗，都或多或少與剛愎有點關係。“倔強”過了頭，就很容易滑向剛愎一端，好事也就變成了壞事。曆史上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和王安石剛愎的性格不無關係。

王安石認為天下的財力日益困乏窮盡，風俗日益衰弱敗壞，問題的症結在於不知道法規、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緣故。效法先王的政令，主要是效法政令的主要精神，隻有遵循它的主要精神，那麼所推行的更改變革，才能被天下人認為合乎先王的政令而欣然接受。自古以來的太平治世，從未曾因財物的不充足而成為國家的憂患的。憂患倒在於治理財政沒有把握它的規律。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參知政事。一日，神宗對他說：“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以為你隻知道經學，不通曉世上實際事務。”

王安石答道：“經學正是用來治理世上的實事的，但後世所謂講經學的讀書人，大抵都是平庸之輩，所以世俗都認為經學不可以施行到事務上。”

神宗問：“那麼最先施行的該是什麼呢？”

王安石說：“改變風俗，建立法規，這是眼下的當務之急。”神宗認為確是這樣，於是設立了製置三司的條例司，任命王安石與樞密院事陳升之共同主持。王安石又令呂惠卿負責條例司的日常事務。不久，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陸續興立，稱為新法，王安石又先後派出提舉官四十多人，將新法頒行於天下。

舊史評價說，王安石性格堅強剛愎，遇到事情不管可與否，都固執己見。在議論變法時，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變法觀點情況下，王安石附會經義，提出了自己的各種主張，辯論起來動輒數百言，眾人皆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說：“天變不足以畏懼，祖宗不足以效法，人們的議論不足以顧忌憂慮。”這段話顯然有失公允，但也透視出王安石性格中的剛烈之風。所以，朝中舊黨一股腦兒地反對王安石。王安石缺少可靠的政治盟友，新法也有很多漏洞，變法很快便失敗了。

在多種力量竟相角逐的態勢下，不一定實力最強的就是成功者。因為多種因素使多種力量互相利用和被利用，會產生許多意想不到的結局。比如劉項逐鹿天下，項羽的實力遠強於劉邦，結果反而慘敗於劉邦；秦晉淝水之戰，符堅的前秦軍兵強將勇，實力遠勝於謝安的東晉軍，但卻以八公山上“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慘敗於謝安。

上智者可以慷慨地為眾所利用，而後人心悅誠服地共被其用之；中智者相互利用而以各得其所方寧；下智者被人利用反而以為自己在利用別人。曾國藩恪守“愚必明，柔必強”的原則，嫻熟駕馭紛爭局麵，他是上智者。

同治二年七月，他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強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給你的信也講‘明強’二字斷不可少。但是強字必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屈不撓。如果對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蠻橫，等到別人用正確的道理進行駁斥，並用事情的實際後果來驗證，這時再俯首服輸，前倨後恭，這就是京師講的‘瞎鬧’。我也並不是不要強，隻是因為見聞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輕於要強。”

曾國藩在信中對強毅與剛愎作了明確的區分，他說：“強毅之氣，決不可缺少，但是強毅與剛愎自用截然不同。古人說：自勝稱為強，說強製也好，強恕也罷，或是強為善，都是自勝的意思。如果不習慣早起，就強製自己天未明即起床；不習慣莊重尊敬，就強製自己參加祭祀方式，感受莊重尊敬的氣勢；不習慣勞苦，就強製自己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奮不倦，這才是強。不習慣持之以恒，卻強製自己做事有恒心，有耐力，這就是毅。不像上麵說的這樣，反而以氣勢壓人，這就是剛愎。二者表麵相似，實際上有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慎。”能認識到這一點，曾國藩在塑造成功人格方麵已達到了深層次的修養境界。曾國藩雖非將才，然而他能夠審時度勢，深謀遠慮，從不求一時之功，從不輕舉妄動。因此，曾國藩的“明強”之法值得人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