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禮記·大學》
功修於內,發之於外;修己治人,秉鞭牧民。
《內聖》乃《挺經》開篇,言主敬身強、堅挺拔俗之道。
一 修煉身心的四種法門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齋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私,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功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餘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仔細考察古人修行所下的工夫,成效特別明顯的大概有四個方麵:慎獨就會內心安泰,主敬就會身體強健,求仁就會令人愉悅,思誠就會使神靈也欽敬。
所謂“慎獨”,就是遏製私欲,即使隱蔽、微小的方麵也不疏忽,時刻遵循天理而行,自省而無愧疚,所以內心安泰。所謂“主敬”,就是外表儀容整齊嚴肅,內心思慮寧靜專一,穩重端莊而不懈怠,所以身體強健。所謂“求仁”,就是從本質上能保養心性,表現為“民為同胞,物為同類”的胸懷,大公無私,所以令人愉悅。所謂“思誠”,就是思想堅貞而沒有二心,言語篤實而沒有欺罔,以最大的誠意與萬物感應,所以神靈也欽敬。如果真能達到這四種的修身的境界,那麼相應的四種功效就自然而至。
我雖然老邁,但還想在這些方麵稍微下一些功夫,希望能有萬分之一的效果。
“內聖”這個概念,最早見於《莊子·天下篇》。所謂“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就是“內聖外王之道”。
“內聖”是一種人格理想,通俗地講就是修身養德,要求人做一個有德性的人。古往今來,凡是能夠成就大事之人,無不具備超出常人的綜合素質,因此,無論從事什麼事業,都不能不修身養性。
曾國藩在研習內聖之法時,提出了慎獨、主敬、求仁、思誠這四種最具效驗的方麵,並說明由此能達到心泰、身強、人悅、神欽的效果。
慎獨,就是一個人在無人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要加以檢束。自修之道,最難的就是養心。能夠做到慎獨,就可以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可以泰然處之,可以快樂、滿足、欣慰、平靜。曾國藩對兒子曾紀澤、曾紀鴻提出全麵的修身養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慎獨。
敬,就是嚴肅認真。朱熹是居敬而窮理,曾國藩是主敬則身強。他認為,恭恭敬敬就能強身健體,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靜,就會疲勞困乏。他說,莊重恭敬日益強大,安逸放縱則日益減少,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意思是愛,愛己、愛人、愛物,便合成為仁。凡是嚴以律己的人,沒有不待人忠恕的。人和人之間的衝突,不過是為了利害關係,一個嚴以律己的人,一定能把權利看得很輕,欲望看得很薄,在人與人交接中,他決不會待任何人有什麼過度的苛求了。曾國藩在《王船山遺書序》中說:“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子亦仁、禮並稱,蓋聖王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大於禮。”內聖心法的精髓都在這段話中體現出來了。對內有了仁愛心,對外有了平等心,就可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這是成人成事的根本智慧、大本之源。“獨”是“仁”的對立麵。獨占、獨斷、獨攬、獨霸、獨吞、獨享等等,都是不仁之舉。小至家庭之內,大至國家之間,無不可用仁愛之心找出解決方案。尊重與被尊重、關愛與被關愛、信任與被信任、感動與被感動,都屬於“你和我”合而為一的“仁”。
忠誠,不僅對人,也對事。對人忠誠是有信,對事忠誠是有恒。朱熹說:“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人隻有誠,並且通過誠,才能認識自己的真實本性,也才能認識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個世界的本性。
《論語》有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就是說,隻要自己的行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會遵從;如果自己的行為不端正,那麼無論製定什麼政策規章,部下也不會遵從的。不管什麼時候,這個原則都是領導者必須牢記在心的。因為領導者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部下的注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以適宜的態度或行動出現在部下麵前,就會立刻影響到部下的士氣,如此一來,組織就會更加牢固。
內聖而謙虛的態度,是唐太宗受後世景仰的原因之一。唐太宗曾對眾臣說:“有人說當了皇帝就是得到了最崇高的地位,沒有任何畏懼了。事實上,我卻是常懷著畏懼之心,傾聽臣下的批評與建議,一向以謙虛的態度處理政事。倘若因為自己是一國之君,就不肯謙恭而以自大的態度來對待臣下,那麼一旦行事偏離正道時,恐怕就再沒有能夠指正過失的人了。當我想說一句話、做一件事的時候,必定先想一想如此一來是否順了天意?同時也要自問有沒有違反了臣民的意向。為什麼呢?因為天子是那樣高高在上,對底下的事一目了然,而臣民們對君王的一舉一動十分注意,所以我不僅要以謙虛的態度待人,更要時時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順應天意與民心。”
這時旁邊的魏徵接著說:“古人說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好的開始並不一定能有好的結束。但願陛下常懷畏懼之心,畏懼上天及人民,且謙虛待人,嚴格地自我反省。如此一來,吾國必能長保社稷,而無傾覆之虞了。”
一次,大臣們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來有所謂‘夏之月可以居台榭’(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裏),現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長雨又將來臨,宮中濕氣太重,恐怕對陛下身體不太好。希望陛下馬上建築高殿。”
對皇帝來說,造一座宮殿簡直如吃家常便飯,但是唐太宗卻婉言拒絕了大臣們的好意:“誠如各位所知,朕患有神經痛,這種疾痛若長年處於濕氣重的地方當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宮殿需要一筆數目龐大的費用,從前漢文帝打算營造宮殿時,發現需要的費用相當於十戶普通人家的資產,便打消了這個念頭。雖然和漢文帝相比,我的德行遠遠不及。但所需的費用卻要多得多,這不正是身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職的地方嗎?”
大臣們再三要求,唐太宗仍執意不肯。
唐太宗率先努力端正自己的行為,雖然已經十分努力了,但他仍然懷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夠徹底。有一次,他向魏徵表示這種不安:“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為,但是不管怎麼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聖人,因此不得不擔心自己是否會受到世人嘲笑。”
魏徵聽後安慰他:“從前魯哀公曾告訴孔子:有一個健忘的男子,在搬家的時候連自己的太太都給忘了。孔子聽後回答說:‘不,還有更嚴重的呢。像桀和紂等暴君不要說自己的太太,甚至連自己都忘了呢。’陛下千萬不要連這個都忘了,隻要能時時留心自己本身,這樣做至少不至於受到後世子孫的嘲笑。”
由此觀之,如果領導者能夠率先做出表率,修正自己的行為,那麼部下才會群起效法,端正自己的品格行為。
曾國藩以“內聖”法行世,深得古代聖賢之精髓和開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經時濟世的儒家禮學為依托,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自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當時一般的文官所能比擬的,因而被同時代的人稱為“聖相”。